20世纪30年代批评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否定，延续到了50年代。这是由于革命刚取得成功，革命时期的思想得以延续。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评论：沈从文作品产量极多，但有空虚浮泛之病。“空虚浮泛”这一评论，与韩侍桁的观点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文学史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文体作家”这一称谓的内在蕴涵有所褒扬。但总体而言，评价是矛盾、抗衡的。林志浩的评价是：沈从文的作品文体繁多，不拘常例，善于组织情节，特别是结尾，常常出现一个突然的转折。可以看到，林志浩对沈从文的文体已经是直接持赞扬。而几乎同时期，夏志清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中指出：沈从文1924-1928年间的小说大体上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感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夏志清的观点又与30年代的评价不谋而合。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给予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号以肯定评价。程光炜等称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并高度评价沈从文对文本形式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叙事层面寄寓着审美化冲动。罗振亚指出，沈从文早年获得‘文体作家’的称谓是含贬义的。但沈从文灵活运用各种文体，并且创造性地进行了文体间的融合，应该获得文体家的称号。在罗振亚这里，这一称谓饱含赞扬之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下结论，应该正面对待沈从文“文体家”的称谓，他高度赞扬沈从文在小说体式上排除了晦涩和自赏，让得自己的诗体乡土小说生气勃勃，有浓厚的文化积淀、指向。他充分肯定沈从文不十分在意传统的叙事技巧，塑造人物性格和刻意安排故事情节，而把‘造境’作为叙事作品最高的目标。境，是中国美学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用于非常优秀的诗、画作品，而用这么一个含义深厚的概念来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本身就表明了吴福辉对沈从文作品及其文体的高度认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批评家们以思想更多的自由，文艺活动也获得另外一个春天：审美性作为文学评价最高标准。从这一标准而言，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文体作家”。沈从文的文体革新确能令读者耳目一新。通过对他的文体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革新后，他的小说、散文都具有新的文体特征。首先，其小说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指出,自己的乡土小说作品都“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沈从文惯于把故事安排在一种使人微感凄凉的情感基调里,如《玩陵的人》，细雨、风灯、哀鸣的小羊等都是他喜欢用的意象,它们构成了沈从文游记散文中特有的美丽而忧郁的叙事情调，从而表达自己交织着希望与隐忧、热情与悲痛的生命体认。在创作时，沈从文持一种学习的态度，他不是计较一时或一个作品的得失成败，而是准备通过自己的长期努力，“把可用生命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来，尽可能使作品在量的积累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除了在小说中灵活运用了日记体、书信体、传奇体等，使得其体式丰富之外，沈从文的小说作品突破了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形象，而只勾画出环境与人物的轮廓。当时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然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却让自己的主角身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的理想社会，宗族关系极其单一。他让主人公们远离封建礼教管束，在自然中自由成长，集健康、美丽、天真活泼、勤劳乖巧等优点于一身。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少女们真淳的人性得以生成。除了不遗余力地营构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更着力于展示其“自然情欲”，充分表达出对天人合一式理想生命形式的渴求———“生命谐合于自然，形成自然一部分”，这也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小说中以父子之道、家庭伦理等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生发出全新的自然世界。这给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中国读者呈现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其次，沈从文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于一体的大容量、全景式的叙述体式。在《新废邮存底》中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想法是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把游记、散文和小说揉为一体,把人和故事置于西南特有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的背景中,从而通过散文作品来呈现湘西风情。他不仅是以“抒情幻想”的方式创作，他更力求全景式地描写出湘西生活,不仅写山画水,而且兼人情、物理、风俗、历史于作品中。如《湘西•凤凰》,他兼写了凤凰的风景、民俗、历史。既有刘俊卿、田三这样的游侠,又有被晒死的蛊婆，更有那纯净美丽的少女,从而深刻地揭示出由于特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湘西人特殊生存方式,谱写出一幅厚实的湘西生活画卷。沈从文用写人叙事的小说笔法写游记散文,刻画人物形象,讲述故事。
“奇”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的特点,他借用小说笔法在散文中描写人物的“奇”。如在他笔下,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英雄田三:“号称湘西一霸,待人却廉谦如一小学教员”;曾因一言拂逆而杀人,面对醉汉的当众辱骂却又毫不怪罪;见先生长者必侧身让路,见人相争吵必主动劝解,但为友报仇却又不惜步行七百里,英雄一世却死于不测等。作者抓住人物富于个性色彩的行为方式和非同寻常的轶闻趣事,塑造出高简峻奇的人物形象。沈从文根据湘西社会人事的特殊需要,创造性地揉小说故事与游记散文于一体,有其特殊的意义。接受美学阵营的两名主帅H.R.姚斯和W.伊泽尔认为，美学研究应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创作与接受，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就具体的创作活动而言，就要求作者应重视读者。基于民族复兴这样远大而神圣的创作理想，沈从文对民众读者承担起沉重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他时刻瞩目读者大众的期待视野和需求变化，但又不趋炎附势、更不逢迎世俗。他的创作不仅仅关注着读者对象的数量，更关注自己作品的艺术水平、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他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振奋读者的精神，进而实现自己重塑民族品格的文学理想。尽管他的创作缺乏“血与火斗争”在那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也未能在当时产生风靡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他遵循文艺创作规律，对读者负责，重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坚持艺术创新的指导思想确能让他自豪:“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作者：王清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