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挥英语人文教育功能的必要性
医药类院校的英语教育不应被视为简单的基础技能训练，而应上升到以语言为载体、以技能为前提、以人文为根本的教育高度。韩启德曾提出：“在（医学）本科教育中要把人文教育放到医学教育的核心地位，贯穿于培养的全过程。要加强文史哲、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等通识教育，探索与实践适合医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淡化专业界限，着力加强学科交叉，要增强医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3］在很多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教育的首要任务放在了英语技能教育上，各项英语类考试与竞赛皆取得了斐然成绩。在坚持技能教育的前提下，学校应有意识地强化其通识教育功能。从国内的成功案例来看，通识教育的实施离不开英语学科的参与。以中山大学为例，从2009年开始，该校在高素质人才培养过程中推行新设计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核心课程由“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类构成［4］，其中英美文学占有很大比重。医学专门类高校应因地制宜，在发挥自身优势基础上，优化学科布局、深挖学科内涵，适时有度地开展医学人文教育。南京医科大学有专家提出：“在医学专业课程中融入人文教育，将医学知识和技能与人文教育有机结合，把‘授业’与‘传道’‘解惑’统一起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5］要建设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院校，力争在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英语的参与。英语是大学本科生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客观上为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时间保证，而如何充分激发这门学科的教育潜力，则是摆在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英语中的医学关注：以英美文学为例
英语文学海洋中到处有医学的影子，二者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将英美经典文学与医学专业学习相结合，无疑是加强英语课堂内涵建设、促进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医学院校，英美经典文学与医学多重交织，二者在内容与内涵上的融合，为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客观现实依据。
（一）内容的融合
英语文学作品中富含医学元素，而医学信息通过文学手段也获得有效传播。文学中的医学关注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患者的作者
在《问题的核心》（TheHeartoftheMatter）中，主人公考斯比屡屡“眩晕”（dizzy）的症状，正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1904—1991）自己的亲身体验。目前，癫痫（epilepsy）与格林创作的关系是格林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的内容。至于罹患脊椎骨结核（Pottdisease）的新古典主义先驱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1688—1734）、跛足（lame）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GordonByron，1788—1824）、被猩红热（scarletfever）夺取视力和听力的海伦·凯勒（HellenKeller，1880—1968）等文学大师，人体生理缺陷都明显地影响了他（她）们的文学创作，进而影响了读者。
2．作为医生的作者
医生出身的文学作家不胜枚举。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1721—1771）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系，担任过军舰上的医生，在伦敦开过诊所，被誉为菲尔丁之后18世纪英国最有才华的小说家。倡导“实用主义”的美国作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曾经在哈佛大学取得过医学博士学位。英国热带病学家罗斯（R．Ross，1857—1932）因揭示了疟疾（malaria）的奥秘而荣获1902年度医学诺贝尔奖，其另一部小说《奥莎雷的狂欢》（TheRevelsofOrsera），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十大流行小说之一。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Keats，1795—1821）、现代主义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1874—1965）都有医学从业经历。读他们的作品，医学生更有“同行”的亲近感，也更容易接受作品的微言大义。
3．作为患者或医生的人物
患者或医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刻画的人物。赏析该类文学作品时，具备相关医学背景的读者往往比常人更能体会原作之美。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1819—1880）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其焦点人物就是特修斯·里德盖特医生。其他类似角色有E·M·福斯特（EdwardMorganForster，1879—1970）《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中的阿齐兹医生、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金色笔记》（TheGoldenNotebook）中患有严重精神抑郁症的安娜等，这些角色或推动了情节发展，或揭示真相，成为作品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
4．以医学为主题的作品
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医学主题，以医患环境为背景设置故事情节，籍以刻画事件背后的诸多问题。美国外科医生理查德·谢尔泽20世纪70年代起便活跃于文学和医学这个跨学科领域，其《外科手术的仪式》（RitualsofSurgery）、《手术刀的自白》（ConfessionsofaKnife）等作品获得过美国医学作家奖和全美杂志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的《鼠疫》（ThePlague）、马尔克斯（GabrielGarcíaMárquez，1927—2014）的《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intheTimeofCholera）等都是该类典型。这些作品能让医学生在文学环境中，更深刻地体会医学所散发的人文魅力。
5．以医学为隐喻的作品
在此类文学作品中，作者视自己为解除众生痛苦、救治社会痼疾的医生，而作品超越了文学意义，上升到探讨人类问题的高度。医学隐喻式创作集中体现在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例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的《黑暗的心》（TheHeartofDarkness）表面上是描述19世纪末非洲殖民运动的小说，但其对人类精神生态深入剖析，正如医生对精神病患者的诊疗一样，开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药剂。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的《变形记》（DieVerwandlung），其碎片化、荒谬化等表现手法，正是对社会机体失调、器官衰竭的叩问。
（二）功能的融合
英语文学与医学不但有内容的融合，也有功能的融合，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述功能
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以不同的形式或体裁，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寓言童话等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医学则是处理健康定义中人的生理心理相关问题的一种科学，是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功能为目的。文学与艺术的首要功能都是对社会、或对人体、或同时对二者的现状与问题进行表述。
2．救治功能
社会与机体一样，处于病态时需要妙计良方来医治，而承担救治任务的作家与医生在角色上是相同的。“文学和医学一样，其产生和发展曾受制于本民族的传统，但内在的幻想能量却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从而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6］文学针对个体、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规劝，正是医学诊疗疾病的另类隐喻。文学原型批评理论大师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曾说过，“我并不认为，人们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阅读文学作品。我只想提醒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7］可见，与医学一样，文学的救治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3．教育功能
在文学阅读中，人们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也因反思与展望获得丰富的教益；反之，人们也可将实际生活的形象植入文学作品中，为其个体与群体健康提供经文学形塑而成的叙事教材。医学有助于人们提高健康意识、完善自我保健、掌握疾病知识和预防措施。文学与医学对人的健康教育如出一辙。在教育人类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实现身心健康发展方面，文学与医学走到了一起。以上分析发现，英语文学与医学之间具有客观存在的契合点，而英语学科的其他分支如英语语言学、翻译学等都在思维方式、方法论等方面与医学有共通之处。这启示医学院校的英语教育工作者要开拓视野，创新教学内容与教学理念，努力使英语教学在“本校化”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通识教育功能。
三、英语促进医学人文教育的实现路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各类高校都面临着发展转型的问题，医学院校也同样不可例外。“在我国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人才培养定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人才培养，课程内容的选择不应该只局限于学科知识的传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学生通识技能、专业技能、实践能力的培养”［8］，而发挥英语在医学生人文教育事业中应该具有的功能，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需要实现。
（一）英语学科的认识转变
科学、客观地对学校学科体系中英语学科的予以定位，是发挥本学科在人文素质塑造过程中重大作用的先决条件。简单地视英语为一门工具的错误理念会严重阻碍英语学科的发展及其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医学院校的业务、行政和党政领导需要认清英语学科的本质，即其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二相性。长期以来，医学类院校的英语学科与医学学科形成了相对分离的二元存在模式。“专业教育可以体现通识教育理念，通识教育亦不排斥专业教育，甚至可以通过专业教育对通识理念加以传承。”［9］挖掘英语课程教学中蕴含的人文科学精神，探索英语课程中蕴含的普遍哲学意义，寻找专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伦理价值的关系，不仅能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而且可启发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样，英语教育过程中不必排斥医学教育，在英语教育过程中突出医学因素，会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有效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英语教师的业务转变
语言观决定教学观。就当前实际看，日常英语教学中的人文关注更多地出于一种不自觉行为，而非自觉、自主意识；更多地体现在零零散散的片言只语，而非系统化、整体化的指引；更多地停留在“希望同学们课后阅读”，而不是课堂上有意引导、指点学生阅读。目前许多医学院校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在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后，会出现明显的学习断档，单纯的语言学习已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考虑到学生的医学背景，教师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有意地、系统地引入一系列与医学相关的文学作品，就会重燃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海明威的“ADay’sWait”中，发烧的小男孩混淆了“华氏”和“摄氏”的区别，默默地勇敢地等待“死亡”的光临；凯特·肖邦的名篇“TheStoryofanHour”里，女主人公马兰德夫人的心脏病在整个故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ToTellornottoTell：ADoctor’sDilemma”，从伦理的角度，面对身患不治之症的患者，探讨了医生是否应该以实情相告；“GracefulFingers”将镜头对准了奄奄一息的患者，富有人文关怀的医生将临终关怀演绎得淋漓尽致。认识语言教学的终极意义，实现教学业务的人文转向，是医药类院校英语工作者应该努力的目标。
（三）英语教育的跨学科转变
英语与医学分别以自身独有的理论视角、概念术语和思维方式展现出普遍性、抽象性和专业性的学科特征。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我国传统教学普遍存在“重临床轻人文”的现象。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社会课程仅占总学时的4．0％～9．3％，而在欧洲，哲学、人文等课时占总学时的比例为10％～26％，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组成医学课程体系，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英语文学与医学的结合，可很大程度上扩展英语学科内涵。充分实现英语的人文教育功能，需要英语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融合。当前阶段下，在医学类高校重树平台、另起炉灶，大规模开展通识教育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做法，这就需要学校整合各种学科资源，开放知识结构，充分发掘各门学科的教学潜力和内涵意蕴，形成沃勒斯坦所言的“统一学科性”。我国的医学院校应以语言类、管理类、哲学类等课程为基本，构筑一整套人文学科体系，共同承担起通识教育的重任。
四、思考
本文以英语文学为例阐述了英语教育在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其实现路径。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涵盖诸多领域。在新时期教育背景之下，充分拓展外语学科的教育功能，探讨外语学科在医学类院校中的价值实现，是摆在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大挑战。医科类院校的课程内容，也应该向本校特色靠拢，以内容激发兴趣，以兴趣促进教学。构建覆盖文学、翻译学、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领域的外语—医学互动互补模式，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医学院校英语教师队伍力求实现的目标。如此，英语教育改革才会结出真正惠及学生的成果。
作者：曹永科 贾留全 张之薇 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