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通过长期亲身体证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对人体（包括外界存在物）进行有意识的取“象”达“意”的思维过程。
首先，观物取象是意象思维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先民们看来，宇宙事物的存在无不有着“见乃谓之象”（[1],p.240）的特征，因而物呈现于外的是它的现象、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物之象，表征了万物显现于外必有“象”的涵义。《易经》有天象、地象、人象、事象、物象等，《内经》有气象、藏象、脉象，这些统统被称为“物之象”。它是以观物取象为前提的，是对万物存在样态的揭示，却有着“属人”的意义（如由象及理的推论）。因而，它的内容富于客观性的成分，同时充满着主观性的色彩，是有着立于客观物之上的主观认识性的活动结果——象思维。象思维是一种人类认知性的活动，最早有着广泛的“符号学”意蕴。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中，象与数息息相关，基本上蕴含着有象便有数的道理。《周易》记载着“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p.237）的大宇宙象数之理。在《内经》理论体系中，“气”、“阴阳”、“五行”、“六经”和“五运六气”等基础性概念，都内涵着象思维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组合原则构成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有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p.8）、“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2],p.291）及“天有四时五行”、“人有五脏化五气”（[2],p.19）等的符号理论系统。这些揭示了观物取象活动，是意象思维的基础。其次，“以言有物”是由象达意的中介。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3],p.593）从一般交往意义上而言，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有了“言”“，象”便有了解释学的意义；换言之，“言”是解释“象”而达“意”的工具。中医诊断讲究“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2],p.62），就是指通过充分表达的言辞来传递人体“象”的内容和意义，从能揭示出人体内在运行之态。这是用言语诠释“象”的形式，表明了言是连接象与意的中介，言的外化则为象，言的内化为意。也就是说，言以活生生的象为造型，又有活泼泼的意为底蕴，因而有着象为言之形式，以及意为言之内容的现象。因此，中医哲学蕴涵着由象形符号向意义符号的转变，为一种嫁接于言语上的由物象的本身性向思维的运用性的转向过程，而有着诠释化的表征意义。换言之，它是由象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往由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向。这种符号转向机制在中国哲学中是独具一格的。然而，虽然象征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但二者已分殊为两种系统，最重要的是语言只能起到帮助象表达其意义，却不能直接地、准确地表达象的“真意”，而且“仅关注‘言’而忽略‘象’只会得到残缺不全的圣人意图”（[4],p.11），因而这有着虽尽言，但非尽意的缺陷之现象。中医也是提倡不要拘泥于言语，更多在体悟象的无穷所示。但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虽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体本然，但离开语言的表达形式，思想的交流与传承就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况且，通过人的想象空间来达意，语言能够起到辅助、释义和弥补的作用。因而在达意方面，人们并不主张单纯以“象”尽意，或以“言”尽意，而是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因为由象达意需要主观性的感悟，感悟者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对于象的理解，故而中医有“圣医”与“愚医”的理解上的差之千里之别。第三，“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象思维和意思维矛盾概念。“立象以尽意”最初涵义是《系辞》对《易经》的哲学阐释，旨在于尽可能立有限之象，用简易之理来表达无限之意。但立象又不可以完全尽意，有着立有限之象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尽无限之意。如此，便出现了“立象”能否“尽意”的质问。王振复认为在“尽”与“不尽”之间（[5],p.20）。然而，无论是“尽”还是“不尽”，但其旨意在于“得意”。这是一种目的，是由万物之“象”来显现，主体能够通过观象来认识万物，以象来表达事实、真实，获取真意，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此时，“象”的存在意义被转移到“意”上，就可以舍弃“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谓的“得意而忘象”。对于这点，中医哲学由内及外的超形态的整体性藏象思维，是不局限于现象的，而做到了“得意而忘象”之境；不过，其前提是以“立象以尽意”为基础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矛盾概念，然而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进程、境界；前者是必要的，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有前者未必定会达到后者。像“庖丁解牛”就是通过肢解大量的牛而得其意，能够达到“神遇”的娴熟地步，也就实现“得意而忘象”了；若没有大量牛的“象”作铺垫，是无法达到此地步的。中医除了通过“立象以尽意”的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达到“得意而忘象”的地步，还要有行医者的聪慧悟性而达此境。在中医哲学的藏象思维过程中，观察与抽象并不分离、独立，而是融为一体。其表现为感性认知与悟性感通的合一，是象寓于着义、义却依附于象，二者不可分离而合则为一。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既是必然的联系，但又不是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仅得其一（但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兼之），只是前者为基础性，后者为境界性；前者更多讲究渐进性，后者更多讲究突变性而已。
二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经验知识基础上运思出的原创思维。
它表征了人们通过直观感悟存在物（如世界、人体）的认知、推理过程，即通过提取人体与万物的共相特征，使其富有一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形成为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属性、概念。中医在知识获取方法上即如此，其中的意象思维就是主张取类比象获取知识的，表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6],p.314）。具体言之，取类比象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它是辨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类比象的方式多种，有人体官能比附宇宙，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第一，意象思维是以“真实关系”为理据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生命的认识是以“象”思维来达意的。象的本质是人体以天地自然的认知为基础和载体的，能够自觉地借助象思维获取知识。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哲学是主张人体内脏腑存在着一定互为协调的和谐关系。那是因为世界的各种物事及其现象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人体的活动也具有这种“实在的关系”；同时，人具有“可察知的关系”的能力，通过揭示人体与世界存在的规律，来反映人体本身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统一与协调。中医基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析理基础之上，揭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关系、人体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体内的脏腑之间的关系为“真实关系”来模拟存在性，借助阴阳、五行、气、象、数、正邪、虚实等符号和语言，来反映人体生命的运行和诊病理论。中医哲学所描述的万物生化的自然之道在于五运六气的变迁，以及人体内部与脏腑之间的存在关系，都是源于一种“真实关系”，而表现为“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2],p.19）之法则。由此看出，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是丰富的，而由其所孕育的知识更是充实的。中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这体现了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体系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内含着相似或相类事物的比类在思维中获得整体联系性的状态。不过，此种联系是凭靠理性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的整体形象来完成的，既拥有一定的数据和指标又有灵感共同来维系。其中，意象思维是与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体系的要素。第二，意象思维是融通理智活动与心智活动合一的载体。在获取知识方面，爱因斯坦便曾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取“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7],p.344）。中医哲学就是讲究立于人体系统论之上，通过经验考察把人体的存在与发展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知识。中医的阴阳五行符号则灵活地运用着原始化的概念和关系，通过阴阳五行的符号化组合和变换，而将自然与人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以简洁和明晰的符号系统来认识、解释和模拟宇宙自然万物。而且，中医通过由象达意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表知里与司外揣内的相对待的分析方法，从而把握人体有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生理病理信息，建立了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使中医藏象理论体系具备了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知识。而且，中医哲学讲究“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同科学观察、心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把感觉和观察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观察到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并且能感觉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然后这就成了不仅反映我们感觉到的而且反映我们观察到的东西的一种方法。它还是自我反映的源泉，自我反映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质、心智或自身。”（[8],p.9）譬如，中医讲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而达到“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2],pp.40-41）之境；而且，这种特殊的功用还能“德化者气之祥”（[2],p.151）和“德流气薄而生者也”（[2],p.222），有着一定意义的作用和功能。因而，意象思维是对观物取象的超越，而富于德性之情。所以，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不仅在感，而且在情。这是将理智与德性相统一，表现为由内及外的心知（心智）活动与理智活动的不二，这是中医哲学获取知识独特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的基本方法。因而第三是，意象思维有着知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中医讲究象的动变之理，注重物的功能，而不是结构形式。在意象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中医哲学滋生出“恍惚之数”的模糊性概念。必须承认，这种模糊性是建立在人体直觉感悟之上的整体把握，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存在内在联系的。它强调相似事物的类比推理，注重整体上的易于辨识，不必讲究细节上清晰。中医的藏象理论就是基于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经过大胆想象、体悟和创新，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学之独特理论。这一理论反映的是人体内脏腑功能系统之间多要素、多维度的非线性复杂联系，蕴藏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功能系统构成的脏腑关系网络。正是在直观整体思维指导下，中医“藏象的‘取类比象’不是靠精确的数据、指标来进行使人信服的推导，而是靠具有模糊性的整体形象，使思维得到启示触发，在思维跳跃中取得逻辑联系”（[9],p.33）。但是，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精确。金哲认为，中医藏象理论的思维逻辑主要是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模糊和精确的有机统一”（[10],p.1166）。它体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体道悟神，在忽略某些细节的情况下反而会使得整体的把握更加整全，有时却更有的放矢。而且，模糊之象还能激发想象力，有着思性的特征，能够拓宽医者的思考空间。这一思性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由形下“象”而形上“道”“神”是只可明道悟神，而不可言说的；因而，其二是重视“道”“神”的亲证体悟；其三，追求“道”“神”目标的途径是整体身心的修养，而不仅仅是掌握某种知识。这种体现的“至道在微”“神用无方”的特征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辩是不同的。不过，这种“由象得出的功能是经过艰苦摸索归纳得来，它只认事实来说话，尽管模糊，却是真知；虽不精确，却能指导实践。人们通过观象得到的这种知识，可以使思维的空间更加宽广，它不受结构的束缚，而只接受实践的检验”（[9],p.134）。因而说，中医理论假说更是提倡通过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的，从而实现理论上的去妄存真。这正印证了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源于实物而超越于实物的象征性意象或形象化意象。
三意象思维是人们在经验直观和悟性判断相结合基础上，以人的生理活动为根基，赋予人体以一定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意义实现”的过程。
同时，它还蕴涵着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生命境界论，而人类的目的和价值无不以此为载体。这就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之一，也增益和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首先，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蕴含着知情意的统一，从而充实了中国哲学的知识内涵。中医哲学对于意象思维的理解不是较浅层面上的，而是体现了从器官感觉（肉体行为）到灵魂感通的过程。实际上，人们在观外在之象时，己内涵了对于一般感觉上的超越；也就是透过象思维，人们可由此延伸出象外象、象外意、象外境之态。因为，当人们观感、把握某一“象”时，便不可避免地“内置”了“意”，并受制于“意”的引向，而“意”又衍生出境和更深层的“意”，合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中医哲学将“象”、“意”和“言辞”联系在一起，蕴藏着物象、概念、感通和意境，是为知情意的融合，有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境界性的统一。这种把人体认识、心理感受、情感交流合一，而融事理的赋予、价值的实现、情感的融入于一体，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结构形式。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有机结构形式，充实了中国哲学立于宇宙的自然生命与人类的精神生命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生命流变历程，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现象，不仅包含个体生命，还包含个体情感以及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哲学通过对宇宙生命的感悟与表达，运用综合判断、概括提炼，以“象”之体而达神“意”的方式，成为中医哲学的基本精神。确然，由象达意是讲究不拘于具体之物，应该超越于具体物观念的束缚，而达于一定的精神创造。这种精神创造着重表现在尽意上，己超越于平常之物象，能够达于经过思想熔炉浇铸的意象之境，而体现出主观能动性的创造之象，生长出意象思维。王旭东把“象”和“意”确定为中医美学两个基本范畴，指出“象”是中医学对人体的真善美之精辟认识，“意”是中医学实现真善美的思维方法（[9],p.315）。中医强调在物我交融、主客一体中领悟生命的奥秘，感受人体存在的意义，达到“乘物以游心”（[11],p.123）之境。中医哲学在追求超越经验的努力中始终把追求这种超越依托于一定的经验基础之上，因而其拥有着感性与悟性、具象与抽象、推理与模糊的统一，即思性（可检验的、必然的、直接的有序的思维）与情性（不可重复的、灵感的、顿悟的无序的思维）的和谐交融。中医哲学注重思性推理是对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尚人伦、重情感的有力补充，是对各种哲学理论，诸如意境论、境界论、诗论等的充实。而且，中医哲学讲究由形下推理向形上哲思的递变，“尽意”虽超越于“忘象”、“忘言”，但不强调走极端，而是讲究相提并论，也是对中国哲学的意象思维中重意而轻言、轻象的形而上追求的补充。其次，“意义实现”成为中医哲学和中国哲学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正是拥有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人们对生命存在的体认能够落实到人的生理之上，并对其进行超越，从而实现着人生的意义，这一过程又被称为“意义实现”。可以说，这是由“象”思维上升为一种生命的关怀——整体生命的关注的结果，把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不仅关注人类自我的生命，而且关注人的生命与自然环境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有着和谐完美之境。于是，“意义实现”表现为宇宙万物的生命依归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归宿合二为一，内在于人类生命的安顿处，这是文化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也是中国哲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培养了一种以追求天人一体的永恒性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为旨趣，内涵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的创造意蕴。牟宗三先生就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论域主要是生命，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12],p.14）。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是形而上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有很多学者强调中国哲学在于形上的心灵之境，而淡薄形下的生理关注。值得反思的是，人只有拥有知人（包括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之理，通过由生理而心理的形式，才能存有和扩充自己的文化生命信息，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提升人生的境界。也就是说，人应该明白生命首先是融于自然生命之中的，只有确保自然生命的存在，进而与之互相贯通，才能实现人的生命价值，达到心理愉悦之境。其表现于人在生理基础上通过“参天地之化育”，不仅可以增益宇宙的生命情怀，而且可以使宇宙的自然生命与人类的精神生命互相增益。这是人类以适道、循道为本，不断领略着宇宙间的生命气息，以一种宇宙自然的大生命情怀来充实人的个体生命，同时又以人的精神生命去增进宇宙的自然生命，二者互为生命信息的交流，从而达到宇宙与人生为内容的生命价值追求。从这点上说，人就会超出生理的需求，进而来塑造人格之境，是把人的生命价值与自然的生命价值和合融为一体，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共振而达到天地人的高度统一——达于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人自身心灵的和谐的“太和”之境。如此，拥有生命本身和谐的“保合太和”，既是中医哲学的精神，又是中国哲学的价值核心，还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追求。总之，中医哲学借以意象思维认知人体活动，揭示出人体中运思的蕴物神意之“道”，内涵着理智认识与直觉感悟的统一，拥有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知识观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医在人体养生和治疗上的独特方式，构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特征、价值取向和境界追求。同时，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所折射出的人体的生命感悟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情感交融，既是宇宙自然本有的秩序和变化的基质，又是人的自身载体得以自我实现而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育成的精神产品，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走向，而且成为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
作者：郭刚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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