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园涂鸦中的高等学校学生厌学行为证据
外显的厌学行为，诸如逃课、借故旷课、课堂上不专心、读课外书、睡觉、甚至考试作弊等，通过经验观察就可以直接描述。这种厌学行为一般可以通过学校干涉措施而有效地减少甚至消除。然而，深层次的厌学则是内隐的心理厌学，并且难以通过外部力量迅速而有效地减少。因此，解决深层次的厌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国外社会学研究者关注“对墙壁撒野（wallban-gin）”。这一用语主要指帮派在墙壁上书写，或是把别人写的划掉，即在墙壁上“涂鸦”。社会学家认为，不论涂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涂鸦创造者的心态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她）本身是社会的局外人，并使自己与社会疏离。涂鸦的本质是创造者在没有拥有资源且没有获得允许的情况下，迫使环境改变。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涂鸦就只是在墙壁上撒野，是借由破坏而获致的文化创作。涂鸦的反社会本质，让关于对涂鸦的分析无法脱离社会的范畴。必须对社会情景有所理解，才有可能了解墙壁上这些涂鸦所代表的意义。[4]在今天许多大学校园里，这种“对墙壁撒野”的行为随处可见。课桌上、墙壁上、教室门、校园宣传栏等都可以成为“厌学者”撒野的地方。校园涂鸦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大学生深层次厌学的有力证据。
（一）宣示对学校课程的不满
未通过学校规定的课程，即期末考试不及格，在大学校园里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就是“挂课”。一般情况下，学期课程的考试性质是过关性考试，只要学生能够按照任课教师的要求学习，都可顺利通过考试。然而，每次考试总有若干名学生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学生未完成任课教师规定的学习内容也就是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众不同”而忽略或放弃了课堂学习计划。例如把“挂课，不是我的错”堂而皇之写在校园宣传栏里已有的告示上面，意在表明对所挂的课程的否定性意见。这样的意见一般不会直接向校方或者教师提出，那么，借助这种“非法”的途径宣示出来，就成为抒发、缓解自己内心压力的一种手段。又如，在课桌上留下对某位“老教师”课堂授课的否定性评价：“老东西讲课，难听的（得）要命，真是对人性的摧残”。这样激烈的语言是绝对不能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提出的，但在课桌上“涂鸦”，以非法的方式留下来，也是一种意见的表达。又如，某位爱干净的同学用一张报纸将桌面护起来，可是有位“龙爷”偏偏不认账，在该报纸空白处留下“龙爷到此一游”而对此处此桌“非法”占有，这其实是以不同意前者用报纸护桌面（同样是一种非法占有）为前提的。
（二）宣示对学校学习计划的否定
即便是那些愿意服从学校规定并热衷于在既定跑道上进行学习竞赛的大学生，也往往不堪于前行轨道上的紧张激烈和枯燥乏味。于是，这些“好学生”偶尔也会以“高姿态”、“文雅”而非法地宣示意见。有人在课桌上写下比较秀丽的字迹“带着生命中所有的……遗憾……恐惧刺激”，这表明，“厌学”并不是“坏学生”的专项，也可以是“好学生”的内在矛盾。因此，日常观察中通过表面上是否遵守学习规范把学生分为“好学生”和“坏学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简单的区分在教育实践中甚至将因教育者忽略了教育环境本身而造成了严重的困境。
（三）告戒其他同学作出文明行为
“请不要往书桌仓里放垃圾！”———在课桌上以这种“涂鸦”的方式告示文明形式是非法的，却反映了当今大学校园里部分文明操守缺失的事实，以及创作者及其所代表的人们对此的态度，以及通过对抗的方式提出改善学校教育环境的愿望。
（四）故意显露学科内容和试题
考试作弊代表了一种抵抗学校教育过程的主观态度。把可能见于试卷的题目抄写在公共教室的课桌桌面上，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自己考试作弊做准备，因为创作者明知自己再次坐于此处作答相关试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是藉此宣泄一种对于学校考试制度和学习内容的抵抗情绪，是地地道道的厌学心理的体现。
（五）故意写作、涂画猥亵的内容破坏设施
在课桌或者墙壁上写上猥亵的话语或画上淫秽的图案，甚至对教室门板、玻璃、课桌凳公共设施实施破坏，是有学校以来颇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籍由阴暗的心理而发出的不齿行为往往是宣泄某种对抗情绪的手段，同时也渲染了创作者对主流意见的否定。深层次的厌学行为为研究者提供鲜活证据的同时，还促使研究者必须把厌学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规范联系起来。原则地说，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规范，都应出于预防及避免厌学心理及行为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障、督促学生按照学校规定的路径学习和发展，乃是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初衷。因此，矫治当代大学生厌学的策略仍然应从学校教育教学规范内部探索，大学生厌学的矫治策略不在大学教育规章之外。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校园文化，都是应对学生厌学时必须予以率先考虑的内容。
二、高等学校学生厌学行为的本质是越轨行为
功能主义认为越轨行为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由于其有助于定义恰当行为的标准，从而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罗伯特•默顿发现了越轨行为与顺从行为的相似性，从而提出越轨行为并不是越轨者一时冲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由社会创造出来的行为。默顿认为，当成功被作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目标，而成功主要是通过金钱的占有量来衡量时，个人适应社会的行为就围绕这个文化目标而展开。默顿提出了五种基本适应形式：顺从者接受普遍的社会目标的同时，也接受了被认为是正当的手段；创新者接受社会目标却拒绝使用正当手段；仪式主义者拒绝社会目标却表面上接受正当的手段；退缩者即拒绝社会目标也拒绝正当手段；反抗者则极力通过自己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5]默顿告诉人们，个人行为受到社会所认同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越轨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当代大学生厌学是破坏学校规范并与学校目标相违背的行为，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校园越轨行为。如果把学业成就假设为学校生活的目标，厌学的基本模式可以描述为表1。
好学生顺从学校教育规范，循规蹈矩按学校为他们设计的轨道前进。但另类“好学生”却是越轨者，他们也希望在学习成绩上获得优秀的排名，只是不愿意采纳学校的学习建议，力图用自己的方式达到目标。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理，撞钟者表面上服从学校的教育教学规范，但实际上并不把获得优秀的学习成绩当作自己的目标。不合作主义者在学习成绩与社会目标上采取了一种自伤伤人的策略，他们拒绝一切学校规范，视规章制度如无物，在学习态度上消极应付，在人生态度上得过且过。激情叛逆者大多精力旺盛、充满抱负，皆以为自己是天纵之才，学校的期望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选择自己的目标和手段。可见，当代大学生厌学是一个庞大而内容丰富的课题。虽然厌学必然地被定义为一种越轨行为，但从纯粹科学的角度看，越轨行为很难具有客观性。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认为，社会中某些团体或个人有权定义标签并将之应用在他人身上。根据标签理论，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人们对一种行为的反应使得该行为成为越轨行为。因此，研究当代大学生厌学的目标并不是试图区分“厌学者”与“好学生”的界限，而应是致力于寻找造成“厌学”的社会原因与教育原因。况且，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越轨行为者，人们几乎是随时准备着在特定情景中打破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因此，厌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普遍的、甚至“正常”的行为。历史上，许多伟人、伟大事业最初都是以社会“越轨”行为的姿态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越轨者最终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力。
三、高等学校学生厌学的反思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指出，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从学校教育来说，高等学校学生厌学确实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越轨行为。而实际上，高等学校学生厌学更多的是反映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大学批判精神的失落造成大学教师人格魅力和学术威望下滑、导致教育内容陈旧和教学方法单一，而教育者、教学方法、教育内容的任何缺陷以及社会上毕业大学生不尽人意的表现都对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造成负面影响。[6]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体制问题，因为体制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更为主要的应该是教育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有人感谢差生一样，我们也应该感谢大学生的厌学，因为这是促使我们思考高等教育体制、培养模式的重要刺激因素，它提醒我们去认识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存在的问题。
作者：侯彦斌 杨斌芳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