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哲学》写作和出版的缘由
1．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革命真理的传播。
其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而国民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感到迷茫，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引。解答人民群众心中的困惑，指引进步青年认清当前的社会形势，向革命靠拢，是理论工作者担负的重要使命。艾思奇注意到我国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逐步激化的阶级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用大众化的语言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撰写了《大众哲学》等一系列著作，提出“怎样才能生活下去？”“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以及“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引导人民大众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其二，1934—1935年，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的历史时期，正值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争”时期，《大众哲学》“由于写作时处在反动环境中，为要争取公开出版，许多观点就不能写得很明确；举例也只限于普通生活的事例，而没有采取政治经济斗争的例子。”[7](P609)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依次展开，《大众哲学》的相应内容也被不断完善，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求。1938年，《大众哲学》出版第10版，进一步体现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到1947年，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好转，《大众哲学》出版重改本，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立场更加鲜明。到1949年，《大众哲学》出版新订重改本，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增添了“要从中国的革命事实中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把外国书本上的理论搬来中国乱用，这叫做‘实事求是’的态度”，[8](P76)以及“积极起来进行斗争，以促进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减少斗争中的痛苦的可能性，以便将来同样顺利地和最少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8](P213)等相关内容，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2．马克思主义需要转化为武装人民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内容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等多个领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P17)但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精神武器”，却并非易事。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几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结晶，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高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理论。如何使抽象的理论大众化，具有一定难度；其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别，把国外的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其变成中国的东西，这中间必然会有距离；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适用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一般说来文化素质不高，要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困难。要跨越这些鸿沟和缩短这些距离，消除马克思主义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需要铺设一条桥梁，这条桥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加阐释、照搬照抄书本中的理论，而要用大众化的语言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推广，正如《大众哲学》第4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而不是“美丽的西点”，这样就可以出现在闹市的街头，巷旁的小铺，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解馋解饿，而不只是华丽的摆设，更不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奢侈品。[7](P593)只有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武器”才能转化为“物质武器”，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大众哲学》堪称经典，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1．在语言表达上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大众哲学》惯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简明流畅的行文，借助比喻性的语言以及富含寓意的成语故事来阐释哲学理论。其著作从题目的制订、框架的设计到内容的系统阐述，都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语言朴素，生动形象，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反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艾思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缩短哲学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使普通大众感觉哲学就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哲学，哲学无时无刻不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大众哲学》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消除了传统哲学带给人们的神秘感，让普通大众逐渐开始理解哲学、关注哲学，最后喜欢哲学并运用哲学为现实生活服务。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7](P603-604)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举例来说，《大众哲学》曾以“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为线索，先讲一个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再由这个小故事引申出主题，展开系统的论述，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给读者介绍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每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对比，最后得出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才是最科学的结论。《大众哲学》还举出“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笑里藏刀”、“牛角尖旅行记”、“七十二变”、“在劫者难逃”等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的例子，整篇虽然字数不多，但简明易懂，可读性强，区别于其他的哲学读物，独树一帜。
2．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
通俗化是大众化的核心内容，但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要做到通俗而不庸俗，简明而不简单，除了注重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的阐述，还要细致耐心地对问题进行详细充分的论述。《大众哲学》风靡一时的关键之点在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的创新，突出体现在艾思奇充分考虑到读者本身存在的知识性缺陷，对于专业性的著述接受起来存在困难，在论述的过程中有意识进行了必要的重复，以使《大众哲学》更加便于理解，形成广泛的受众群体。“不加裁剪和反复论述，也是我（指艾思奇）顾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虽然现在有许多批评者不赞同，然而这批评不是直接来自广大的读者，我还不相信这种写法一定就是失败。”艾思奇还说：“我以为要使更多的水准较低的读者了解，是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才对的；水准较低的读者和修养很高的读者不同，后者认为累赘麻烦的，前者反而觉得是恰到好处。”[7](P596)这成为《大众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读物的鲜明特点。《大众哲学》充分考虑到普通大众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作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的，因为专门学者或者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7](P604)因此，《大众哲学》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获得良好效果，从底层的劳苦大众，到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再到各类社会精英甚至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从中获益，学到了很多东西，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3．在写作内容上面向群众、关注现实。
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不仅在于写作技巧和表达形式，更重要体现在其蕴含的内容是否反映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实际阐释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上，是有极大意义的，但这只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它没有适应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10](P491)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的思想保持一致，人民群众才可能接受并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另外，在理论推广的过程中，禁用泛泛而论的大话、空话，用贴近生活、简明扼要的语言阐释哲学原理，使人民群众更易于理解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正如《大众哲学》绪论中所强调的：“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的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1](P10)
4．在写作风格上贴近时代、与时俱进。
理论必须能经受时代检验，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式阐释方式，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用反映时代特色的鲜活例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大众哲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紧紧围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个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举例来说，《大众哲学》谈到“何为生活和思想”这个话题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普通老百姓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致生活艰难困苦的现状进行分析，把现实生活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由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时，通常以中国的时代环境为背景，以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才进一步增强了《大众哲学》的可读性和亲和力，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并激发人们主动学习的兴趣。《大众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体现在从19世纪30年代成书以来，历经多次修订，每次修订都结合了时代的变化，增添了新颖的内容，删减了陈旧的内容。1938年，《大众哲学》第10版序言写道，才不过2年，我们国家以及个人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而现在《大众哲学》又亟待重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再照原样送在读者的手里了，只能尽力把它修改一下，这算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形之下尽了一点责任。[7](P608)1947年，《大众哲学》重改本例言也指出：“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7](P610)2006年出版的《艾思奇全书》，收录了《大众哲学》的最新版本，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内容。
三、《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而是长期的、贯穿全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是成功的，并且是独特的和富有个性特征的，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人民群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如果在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运用专业的哲学术语和复杂的逻辑关系，会适得其反，不利于在普通百姓中进行传播。马克思指出：“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9](P712)对此，列宁也有论述：“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2](P467-468)毛泽东同样指出：“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3](P32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只有在人民性、普及性和科学性三者相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作用。“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4](P71-72)正如习近平指出，深入群众，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3](P676)《大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鲜活生动的实例，把理论从书本中解放出来，通过简明易懂的语言，融入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其回归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李公朴在1935年12月为《大众哲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7](P589)群众的思想最鲜活，群众的语言最生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讲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故事，这样的理论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也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列宁曾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4](P183)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P844)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再次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5](P813)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才“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P814)在学风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出，要反对“前边摘语录，后面写口号，中间说点事”的新八股。[16](P499)《大众哲学》体现出来的学风，既反教条主义，也反经验主义，既避免了高高在上，也避免了流于庸俗，在阐述原理的过程凸显了鲜明的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其突出的优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如果把学习与现实生活、与自己熟悉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从中理解理论就比较容易弄懂。同时把哲学基本观点与自己熟悉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就会深刻，也容易记住。”[17](P97-98)我们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应做到理论宣传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相结合，力争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出：“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18]
3．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凝结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决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精神之花”。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9](P544)毛泽东也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0](P1515)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刻板的教条，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漠视实践、超越实践或者落后实践，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胡锦涛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21]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适应并引领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众哲学》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读物，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承担了以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发展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借鉴《大众哲学》与时俱进、贴近时代的有益经验，使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述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把停留在政治文件中的作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的语言，转化成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周昭成 单位：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