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深刻地揭示了俄、中等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这些国家走向“社会文明”的途径。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三个文明”和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文明的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社会问题；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曾就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文明”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问题”及“社会文明”的思想
(一) 俄、中等落后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在1875年写作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年他又写作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表达了他本人以及马克思生前对俄国社会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的社会问题表现为沙皇制度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两者结合起来压迫农民和农村公社，力图置农民和农村公社于死地，加重农民的捐税负担。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农奴获得了“人”的权利，不再像牲畜那样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态。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因此，恩格斯说：“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恢复经济的过程中提出，“野蛮状态”和“半野蛮状态”即文明程度低是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生产条件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低。列宁1921年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主宰俄罗斯联邦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东南、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大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况和十足的野蛮状态”。此外，在俄国其他的穷乡僻壤，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甚至可以说是无路可通。“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意思是说，在俄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尚处于类似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或半野蛮状态之下，社会文明程度极低。在列宁看来，由于这种状况，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极为困难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主要问题之一是由于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流，老百姓的负担沉重。马克思1853年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马克思还引用咸丰皇帝在“上谕”中的话：由于不断地增加捐税，“小民其何以堪?”民众既受“颠沛流离之苦”，不应“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意思是说，连皇帝也注意到老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
20世纪初，列宁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的经济落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危险，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的社会问题。列宁指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封建主。”中国由于经济落后，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和干预，会导致地方势力的生长和膨胀，还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关系的恶化，从而出现民族分裂的局面，“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在他看来，民族分裂和解体是由经济落后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归纳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俄、中等东方落后国家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命运十分悲惨；由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以及地方势力的膨胀，容易导致或已经处于民族分裂的局面；由于文明程度极其低下，社会发展和进步十分艰难。
(二) 俄、中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文明”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走向社会文明依赖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有条件地肯定了他们的观点。一个条件是俄国能够吸收西方文明的影响。马克思1881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破坏。”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假定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说，俄国本来不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但是由于农村公社同西方文明同时存在，如果西方已经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俄国吸取了西方这方面的文明成果，则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现代文明。另一个条件是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当时沙皇制度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力图置它于死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发生一场革命，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才能保证农村公社的存在与发展。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写道：“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落后的俄国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创造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前提”，再实现社会文明。列宁1923年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得以充分发展的地区和国家，即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和国家，才可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俄国发展的途径有其特殊性。它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立了工农政权，在这个政权的组织和领导下建设和发展社会文明。显然，这个途径有别于理论的规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容的，因为俄国建立的工农政权是发展文明并提高文明水平的“前提”，这个政权会以极大的努力去建设和发展社会文明，以求在达到较高的文明水平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提出，必须以文化革命促进社会文明。列宁晚年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其中之一是进行文化革命。他说，首先需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文化工作，要教会农民读书看报，增长见识，使他们懂得合作社的好处并且积极参加合作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工人文化团体的作用，如可以让工人文化团体经常下乡，在农民中间展开文化工作。城市的工人党支部也可以同农村的党支部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帮助农村党支部开展文化工作。列宁写道：“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落后国家走向“社会文明”的途径，一是要推翻旧的政治制度，由工农掌握政权；二是要吸收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三是要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文化工作等等。他们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了继承、丰富和发展。
二、关于落后国家所面临“社会问题”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上述经典作家的思想得以确认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讲话中指明了旧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状况和人民十分悲惨的命运，从而确认和传承了经典作家相关的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领导人经常回顾过去的历史，要求人民看清并记住历史。1979年3月，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1987年2月，他在同外国友人谈话过程中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看清并记住了中国的历史，在新的征程中反复讲述中国的历史。2004年9月，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还说，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那时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最终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自那以后，旧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其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本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地位。”2005年9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从1840年起，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些地方，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以及人民命运十分悲惨的思想得以确认和传承。
党的领导人还指明旧中国处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的状况。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针对有些人主张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里，他虽然说的是当代中国的事，强调当代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旧中国处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的状况，以此作为人们认识事物时的参照物。1980年10月，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过程中说：中国的统一来自不易，是毛泽东和党领导人民长期革命的成果，“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这里，他指明旧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和分裂的局面。江泽民也就此提出了重要论断。2001年7月，他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封建式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大地上也一去不复返了。”这里，他指明旧中国是“一盘散沙”和“封建割据”的局面。在以上场合，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导致或已经处于民族分裂状态的思想得以确认和传承。
党的领导人指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子薄，困难多，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举例说，就煤产量而言，1978年，美国商品煤5亿9600多万吨，苏联原煤7亿2400万吨。我国1979年的原煤也达到6亿3000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国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不多一个人1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1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1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1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12亿至13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他提出：“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进入21世纪初，发展的任务更紧迫地摆在了党和人民的面前。江泽民在领导党和人民实施改革与发展的措施时，要求不要忘记我国发展的条件和基础。2001年4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在被西方列强掠夺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他还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的发展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胡锦涛要求人们重视我国底子薄和困难多的条件。2008年9月，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必须牢记，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在以上场合，所谓“底子薄”，指社会的文明程度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困难大。在这里，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文明程度极其低下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十分艰难的思想得以确认和传承。
三、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文明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基于对中国社会原有基础和国情的深刻认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在总结建设和发展社会文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和重要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文明的思想。
(一) 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文明思想的发展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改变僵化的管理体制，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改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措施则是实施责任制。随着实践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群众的意见、愿望和智慧，针对中国国情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1986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过程中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5％办教育，就是500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他还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由于小康社会是一个趋向文明的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无疑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途径的理论。在邓小平之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路线。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显然，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现于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体现于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还体现于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文明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 建设“三个文明”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文明思想的发展
所谓建设“三个文明”，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个理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地形成和发展的。1979年10月，即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注意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他反复地强调这个问题。1983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指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的进步。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要坚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要切实防止片面性和单打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
(三) 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文明思想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这个社会既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发展愿望。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胡锦涛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三个文明”以及提高中国的社会文明水平是相辅相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他还指出，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显然，胡锦涛总书记是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三个文明”视为一个有机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视为一条“文明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观察世界，处理国际问题。他指出，“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我们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加强对话，消除隔阂。倡导开放包容精神，使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文明”和“发展模式”，是一种建设社会文明的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文明的途径新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