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品贸易与行业技术发展
产业特性会影响其贸易的技术效应。进口消费品主要带来竞争效应;物化于机械设备中的技术被称为专有投资技术(investment－specifictechnology)，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品，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的产品，其技术水平更高，因而技术转移效应更强。且进口的设备往往还捆绑有各种形式的“知识”:设计图、安装支持、质量控制软件、培训工程师和监管员等服务，这可以在短期内提升进口国的效率，并在长期内增强进口国的吸收能力，因此进口机械设备被视为一国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Cavallo和Landry，2010)[8]。不少实证研究都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高质量和多种类的设备获得了技术进步，从而对缩短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带来了积极作用(Mazumdar，2001)[2]。实际上，机械设备作为资本品，其进口能直接增加一国资本存量积累，对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增强技术创新基础有重要作用。Cavallo和Landry(2010)研究发现，1967—2008年期间，进口的机械设备由于提升了美国设备和软件存量的30%—40%，为提升美国生产率提供了20%—30%的贡献率[8]。此外，由于设备的技术具有集成性和复杂性，每一单台套产品都是由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零部件组成，每个零部件要求的材质、加工工艺、质量标准都不尽相同，因此装备制造业具有装配型特性，设备企业进口中间品可以通过学习效应、中间投入多样化和产品质量提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由于默示性知识很难物化于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很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自身吸收能力比较弱，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物化于机器设备的技术，可能由于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技能水平不相匹配，因而并不能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Acemoglu和Ziliboth，2001)[9]。随着国际分工深化，逐渐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低质量设备或环节、发达国家生产高质量设备或环节的分工模式，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干中学效应十分有限;而发达国家干中学效应强，技术快速发展带来设备质量不断提升、价格趋于下降，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进口高质量设备而不是试图自己生产的困境，学习效应也因此受到抑制。尽管近十年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设备的规模也有较快发展，但有研究表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会降低企业生产低技术产品的相对利润，由于企业无法轻易地处置被套牢的劳动力和资本，创新和生产新产品的影子成本(shadowcost)下降，即降低了创新的机会成本，因此会激励企业创新;而从发达国家进口由于不会降低旧产品相对于潜在的创新产品的价格，因而无法激励企业创新(Bloom等，2011)[10]。这意味着，设备进口产生的不同的创新激励机制，可能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设备企业之间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差距。且从发达国家进口机械设备还可能因为市场替代效应和竞争效应而对发展中国家高端设备发展造成挤出效应，从而抑制装备制造业技术的发展。机械设备作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资本品，其出口也可能带来比消费品更积极的技术效应。机械设备出口增多促使更多资源往装备制造业集中，将通过出口结构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横向升级;同时，出口促使资源从无效率企业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有助于产业结构纵向升级。技术的集成性和生产环节的装配性，决定了设备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Ｒosenberg(1963)强调对机械设备行业而言，专业化分工比企业规模更重要。专业化分工需要比较大的市场规模做支撑，出口为机械设备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规模，促进企业专业化生产。而且，随着设备技术复杂化，创新成本递增，出口所扩大的市场规模，能分摊创新的高固定成本，提高企业创新回报率，促进企业贸易引致型创新(trade－inducedinnovation)。而作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技术差距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设备出口通过竞争效应提升行业效率、通过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带来知识积累的效应往往更强。但实际上，不同国家资本品出口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一样。如根据Aw等(2000)[11]的研究，台湾地区电子设备和电气机械以及运输设备业1986年和1991年企业数据表明，出口企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口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高;韩国同样行业1983、1988和1993年企业数据表明，出口企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但没有证据表明出口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高。一些学者认为，出口的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有重要影响。出口到高收入地区由于学习效应和创新动力更强，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出口企业生产率。出口高生产率产品会驱动资源从低生产率产品往高生产率产品转移，带来更高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Hausmann等，2007)[12]。但由于需求多样化，出口到高收入地区的设备也可能是低技术含量的;尽管机械设备作为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生产率相对比较高，但同类设备间有质量差异，两个出口同样设备的国家，专门生产、出口高质量设备的国家往往增长更快。专门生产、出口低质量设备的国家由于产品质量提升空间大其增长的空间也大，但提升过程往往是漫长而曲折的。如针对中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出口机械设备等高技术产品比重比较高的现象，一些学者研究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是这些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这不但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还可能造成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拉大(Srholec，2007)[13]。综上所述，资本品贸易并不必然促进行业技术发展，其还受进、出口设备的质量、竞争效应和一国产业发展状况等影响。因此，需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发展状况
(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分解方法大量文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技术发展。基于DEA方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能够分解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本文把每个装备制造业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运用由Fre等改造的基于投入的DEA方法来构造在每一时期各行业的最佳生产前沿面。通过比较每一个行业的实际生产与最佳生产前沿面，测度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化。(二)测算结果本文利用各行业每年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劳动人数，通过DEAP2．1软件分别测算了1993—2010年中国33个工业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并分解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技术进步增长指数，如表2所示。装备制造业6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5．0%，高于工业行业的平均增长率2．2%。其中，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增长率为5．7%，略高于工业行业的平均增长率5．2%;但2000年之后，装备制造业多数年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低于工业行业。装备制造业和工业行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都为负，具体来看，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下降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下降;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下降源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下降。装备制造业和工业行业的三种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基本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技术效率指数多数年份都在低于1的水平下徘徊且低于技术进步指数。总的来看，中国工业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增长率提高都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但2002年之后，技术进步指数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技术效率体现的是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是充分利用技术来获得相应的高潜在产出水平的能力，技术效率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需要技术进步来带动技术效率进一步提升。因此，技术进步增长趋缓或停滞会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从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借鉴Fu(2005)和Wei、Liu(2006)等学者的思想，国内Ｒ＆D和国际Ｒ＆D溢出是影响一国行业技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其中国际Ｒ＆D溢出主要包括进口、出口和FDI。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一国资本积累的重要内涵，其中物质资本主要反映行业对设备和厂房的投资情况。企业规模可能反映企业效率(Fu，2005)。为此，本文计量分析模型如下:THit=α0+α1IMit+α2EXit+α3FDIit+α4ＲDit+α5Kit+α6Sit+α7Hit+εit(6)其中，TH表示行业技术发展，分别以TFPCH、EFFCH和TECHCH表示。IM和EX分别为出口和进口，用进、出口额比行业总产值表示。贸易额和总产值分别用销售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3年不变价。ＲD表示国内研发投入，用各行业Ｒ＆D支出比行业增加值表示，Ｒ＆D支出包括开发新技术经费、技术改造经费、技术引进经费、消化吸收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等五项。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比劳动人数表示。固定资产净值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1993年不变价。S表示企业规模，用行业总增加值比行业总企业数表示。FDI衡量外资企业进入程度，用行业外资企业销售收入比行业总销售收入表示。H为人力资本，以行业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比行业总就业人数表示。ε为随机扰动项。为进一步区分装备制造业进口中成套设备和中间品的影响效应，本文在公式(6)基础上把进口分解为中间品(IM－INTEＲ)和成套设备(IM－WHOLE)再进行回归:THit=α0+α1IM－INTEＲit+α2IM－WHOLEit+α3EXit+α4FDIit+α5ＲDit+α6Kit+α7Sit+α8Hit+εit(7)本文研究期间为1993—2010年，样本为装备制造业6个行业。进、出口数据来自UN－COMTＲADE数据库，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Ｒev．3)调整为中国工业行业标准分类(CICC)，并用年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价，再用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1993年不变价。Ｒ＆D支出、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参照李小平(2007)[14]，以当年消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表示Ｒ＆D价格指数，权重分别为0．55和0．45，然后将各行业Ｒ＆D支出平减为不变值。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本文综合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种检验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如表3所示，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水平值的检验均不能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一阶差分后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面板协整检验的要求。由于本文样本期间小于20，主要依据PanelADF和GroupADF的检验结果，其余统计量作为参考。分别对公式(6)和(7)进行协整分析，检验各生产率变化指数与进、出口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结果如表4，PanelPP、PanelADF、GroupPP和GroupADF四个统计量及ADF统计量都拒绝“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证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三)回归结果分析分别对公式(6)和(7)进行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由于所有回归结果Haus-man值都在5%水平上显著，所有的模型都选择固定效应。表5和表6回归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所有进口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区分中间品和成套设备其进口影响效应不变，中间品进口影响效应略大于成套设备。实际上成套设备进口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投入到下游行业中的机械设备和投入到装备制造业中的“工作母机”。由于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关键设备，尤其是大型成套技术相对比较低，高新设备技术还高度依赖于进口，因此，对设备企业而言，前者主要带来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后者主要带来技术转移。综合来看，成套设备进口可以通过物化的技术和设备的使用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间品则是直接投入到设备企业生产过程中，主要通过中间投入多样化和产品质量提升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根据UN－COMTＲADE数据计算，中国设备进口中来自美、日、德、英、法、韩的比重1993年为60．8%，2010年还高居51．0%;装备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占行业总进口比重1993年为32．9%，1997年开始超过50%，2010年达到59．2%;中间品进口中来自美、日、德、英、法、韩的比重1993年为60．1%，2010年还高居44．0%。可见，中间品进口通过与国内廉价要素相结合，提升成套设备质量。这种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由中间品直接植入的。主要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成套设备与国内中低端设备形成了错位竞争，使得竞争效应小于技术溢出和转移效应。这与钱学锋等(2011)[6]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研究表明上游行业进口成套设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并与国内行业形成互补关系，因此，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自然就表现出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效应。总体来看，出口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负。这表明设备虽然作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资本品，但其生产与出口抑制了本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1)中国设备出口企业并不遵循生产率高的企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的机制，据Li和Yin(2010)[15]测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因此，中国设备出口无法带来资源配置效应，随着出口规模增大，更多资源流向低生产率企业，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非效率。(2)“出口中学习”效应可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1994年以来，随着设备出口规模扩大，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同步增长，2005年出口规模超过进口规模，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趋于下降。可见，当出口贸易已经达到一定规模，随着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学习的边际收益可能趋于下降。此外，当企业出口锁定在中低端设备及其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扩张，其学习效应会下降，企业创新动力也降低。(3)中国出口的设备以中低端为主，且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Amiti和Freund(2010)[16]测算发现，尽管中国设备出口量增长迅速，但1992年以来设备的技术含量提升主要来自中间品进口，扣除这一因素，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没有提升。由于大量资源集中于中低端设备的生产与出口，对高端设备造成了资源挤出效应，造成整个行业技术升级的锁定效应。FDI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对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这说明随着本土设备企业发展，FDI进入带来的正的市场外部性可能开始超过竞争效应。同时，随着FDI进入，装备制造业国有比重从1993年的50．9%下降到2010年的20．8%，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但由于技术效率的提升还需要管理、制度等“软”技术创新提供支持，FDI的技术效率难以通过溢出渠道提升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同时，由于在华的FDI设备企业偏重于加工贸易，①这种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降低了国内设备企业的学习效应，导致FDI对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国内Ｒ＆D投入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Ｒ＆D支出比例越高的行业，生产率提高反而越少。这与李小平(2007)等研究的结论一致，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使用Ｒ＆D资源无效率所致[14]。本文认为这还可能与Ｒ＆D投入方向有关。创新投入除了Ｒ＆D投入还有人力资本、创新协作、技术机会和管理支持等(Fu，2005)[4]，Ｒ＆D投入的增多可能会对其他创新投入带来资源挤出效应，如果这种Ｒ＆D投入是无效率的，其资源挤出效应会对创新产出带来消极作用。资本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对技术进步作用不显著。说明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增多，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机器设备增加所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可以促进技术效率提升;但物质投资能否促进技术进步还取决于其与人力资本融合程度，以及是否投资于设备技术含量的提升。由于引进先进“工作母机”要么成本太高要么受出口国限制，因此多数设备企业物质资本增多更多地是出于生产规模扩大所需而不是技术提升，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本中投资于先进“工作母机”的比例比较低，因而对技术进步作用不显著。企业规模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对技术效率有负效应但不显著。Ｒosenberg(1963)强调设备企业专业化分工比企业规模更重要[1]，而中国设备企业平均规模(增加值)从1993年的312．4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3593．6万元，增长了10．5倍，追求规模扩张阻碍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发展，对技术进步带来了抑制效应。人力资本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而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对策
研究发现，1993—2010年期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而且其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比整个工业行业更显著的水平。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同时发现，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对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国内Ｒ＆D投入对其技术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力资本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对技术进步作用不显著;企业规模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对技术效率有负效应但不显著。可见，中国装备制造业一方面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另一方面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进步。因此，需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和自身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张带来了出口结构升级，并带来产业结构横向升级。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发展的抑制效应主要源于其集中于中低端设备的生产与出口，对高端设备造成了资源挤出效应，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纵向升级的锁定效应。显然，消极地以限制、减少机械设备出口对待“技术负效应”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产业政策需要从着力于产业结构横向升级往产业结构纵向升级推进，从而带动贸易政策从促进出口结构升级往出口质量结构升级推进。基于装备制造业技术密集和产业链条长的产业特性，产业结构纵向升级需要立足于企业自身内部Ｒ＆D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升设备企业Ｒ＆D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企业Ｒ＆D的生产率回报率，是企业增强自身内部Ｒ＆D能力的关键。表2规模效率指数表明尽管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规模增长快速，但基本没有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规模效应为负。因此，需要通过体制和政府政策模式改革以及企业战略调整，促使企业从追求企业规模往完善企业间分工网络转变。出口质量结构升级除了需要以产业结构纵向升级为基础，还需要积极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认为具有导向性的是，贸易政策应从以产业或产品为分类单位往所承担的业务活动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低转换。机械设备进口的技术效应是显著的。中国在生产和出口机械设备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还大量进口机械设备，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先进设备和重大成套设备的技术和生产中国还没掌握，只能依赖进口。这些先进设备进口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也会对中国本土设备企业造成高端设备市场窃取效应。如果限制进口可能会产生资源配置失效而降低技术水平，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应该在提升进口设备质量结构基础上，通过产学研联合等Ｒ＆D联盟方式，提高自身吸收能力，增强进口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间品进口增多也是造成中国装备制造业高进口的原因。本文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中间品进口、FDI和出口进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①发现存在显著的“为设备出口而进口中间品”现象。这意味着中间品进口通过组装又很快出口，其主要通过“技术模块植入”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比较弱，对国内设备企业直接替代效应比较强，因此应减少用于加工出口的中间品进口。有学者认为，实施选择性的“以进口促出口”的新贸易发展模式，将可能为中国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源泉(钱学锋等，2011)[6]。在这过程中，相关部门还应该出台政策推动跨国公司与本土设备企业技术合作以及构建开放的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以联盟攻克关键基础零部件(如轴承、液压件、密封件等)和基础机械产品(如数控系统、发动机)的技术瓶颈。随着中国本土设备企业发展，其与跨国公司竞争、合作的能力增强，学习能力提升，因此能获得FDI正的技术效应。但随着本土设备企业试图往高端设备环节攀升，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将由错位竞争转换为面对面竞争，FDI的技术效应可能下降，甚至可能因竞争增强而抑制本土设备企业创新。因此，在增强与跨国公司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中，本土设备企业需积极提升自身技术能力。为此，需谋求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与自身Ｒ＆D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之间的融合程度，这是设备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所在。
作者：陈爱贞 钟国强 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