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简言之，文学教育就是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与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唐代的文学家当中，柳宗元的文学成长首先得益于他家族的文学教育环境，其次受益于他与文学同道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后进之士的培育、教诲。在这一过程中，柳宗元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观、教育观，从一个文学教育的受教者转变成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他的文学教育理念、文学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唐代文学家的成长以及唐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
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望族。从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柳氏家族发展壮大，初唐高宗时期，柳夷的外甥女王氏贵为高宗皇后，柳奭本人也官至宰相。后来柳氏家族政治势力逐渐减退，诸柳所任不过府县僚佐。但其间却涌现出不少善文能诗之人：“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成为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柳并曾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幕府任掌书记，其女嫁与陆参，与梁肃、权德舆等文坛名流有很深的交往。柳中庸是萧颖士的女婿，与李端、皎然、陆鸿渐等文学名家友善。这样的家族交游传统必然形成充分的文学教育环境，为柳宗元的文学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这其中，父亲柳镇、母亲卢氏以及岳父杨凭对柳宗元的影响最大。柳镇乃明经出身，文学与政能都很出色。杨凭与兄弟凝、凌“皆孝友，有文章”。杨凭曾与柳镇同在李兼幕府供职，柳宗元随父亲在李兼幕生活了一段时间，结识了杨凭，深受其文学素养的熏习。卢氏出身范阳卢氏，家学渊源，善诵诗书，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虽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
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旧宅，收藏有祖辈积累的3000卷藏书。所有这些都促使柳宗元的文学与学问日有长进：“下笔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家族仕宦不绝的传统也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变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考中进士后，柳宗元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得以广泛阅读皇家丰富的藏书，大大提升了他的学问与文学素养，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声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众多京师学子争相到他门下求教。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柳宗元“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慕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柳宗元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之前的受教育者，开始成长为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国子司业阳城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挽留阳城。柳宗元不惧牵连，主动写信给太学生，高度评价太学生的正义之举及阳城在太学的成就：
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乖剌与?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至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贡士沈起曾向柳宗元投献诗文50篇，柳宗元在《答贡士沈起书》中，对沈起的文章大加褒扬，积极勉励沈起继续创作更多的兴寄之作，认为这样的诗文乃是有功于世的作品：
得所来问，志气盈牍，博我以风赋比兴之旨。仆之朴呆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恧也。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壁之宝甚厚。……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间岁，兴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惬心，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甚!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因“永贞事变”被贬永州，其后再贬柳州。永州、柳州的生活与文化环境都比较恶劣。为了寻求精神慰藉，柳宗元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与理论思考。他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贬谪意味着柳宗元政治生命的终结，却是他文学生命的新开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逐渐成熟，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教育活动。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与杂记文。他的山水游记将山水景致内化为个人操守与身世情怀，具有强烈的自传个性。他的杂记文将佛家典故融入其中，以寓言的形式组织篇章，大大的拓展了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创作也极富创新性。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光的作品。”“柳州山水诸记，能引人人胜，千载之下，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而己若有物焉，导向使与会。”新的题材、新的阅历，使柳宗元的诗文呈现出新的境界：“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日：其大体如纪渻养斗鸡，在中朝时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木鸡”的境界便是成熟而臻于化境的境界。这些文章在传播的过程中，成为同辈与后进学习的典范，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的作用。
被贬时期，柳宗元政绩突出。初至柳州，柳宗元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柳州当地重鬼神而信鸡卜，有祛病杀牲占卜的恶俗：“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利用佛教“事神而语大”的影响禁绝杀牲害农的行为，并“援佛入儒”，在当地传圣人遗教而兴王化之道，让民众“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他还重振府学。重修孔庙，发展教育。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柳宗元写道：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新。……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日：昔者夫子尝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柳宗元的为政之道也深得柳州民众的称道：“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重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与之前的寥落相比，柳州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柳宗元之治深得民心。
二
由于政声颇佳，文名益振，很多同道、后学或与柳宗元通信，或前来求教。永州与柳州因此成为元和时期思想与文学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地。
韩愈与柳宗元虽然政见不同，却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被贬期间，二人多次通信，广泛讨论文学与学术问题。韩愈曾介绍韦正卿之子韦珩向柳宗元学习为文之道。韦珩年少名高，学识渊博，“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与年轻时的柳宗元很相似。柳宗元因此告诫他“不患不显，患道之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还是在这封信中，他称赞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司马迁，远胜扬雄。对韩愈《毛颖传》诙谐戏谑的独创笔法也著专文大加称赞。而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他又尖锐批评韩愈推诿史官的行为，详尽论述史官一职对于传道者的重大意义。他撰写《段太尉逸事状》并寄给韩愈，希望能够弥补正史中段秀实事迹不足的遗憾，光大“史道”。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政治、文学的同道者。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一致。柳宗元曾作《筝郭师墓志》，刘禹锡读罢产生强烈共鸣，认为郭师的筝曲：“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言，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徜徉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遭遇与思想情感。在给柳宗元的信中，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因此能够对人“赏功伐祸”，而柳宗元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刘禹锡赞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柳宗元对此也深表赞同：“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柳宗元与中唐著名思想家吕温同为“二王”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吕温主张“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返其本而文存”。这也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思想一致。柳宗元曾有感于《国语》“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于是作《非国语》67篇。“黜其不臧，究世之谬”，但是作成之后却“怏怏然不喜”，因为世之知己并不多，而好《国语》的习气也并不容易改变。只有吕温可以“成吾书者”，或可以光大自己的学说。
除了这些同道者，还有不少的后进之士深受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被贬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如吴武陵，曾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日：‘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盂简书日：‘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柳宗元充分肯定吴武陵的文学成就：“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与岳父杨凭的儿子杨诲之也交往甚笃。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告诫杨诲之做人要圆外方中，借说车而告之以圣人之道，言语恳切，发人深省。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荆州人杜温夫一连三次给柳宗元写信，“书皆逾千言”，并把所作文稿10卷寄给他，请求修改指导。身染重病的柳宗元给杜温夫写了封近700字的回信，告诉他“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进而指出杜文中若干不妥当的观点，甚至一一指出杜文若干用词与文法的不当之处：“所谓乎、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用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与白衣秀才娄图南的交情也很好。在永州期间，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山水赋诗文。柳宗元将娄图南引为同道之人：“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一文里，柳宗元则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此外柳宗元还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松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厚。
卫州人崔黯也曾向柳宗元行卷。柳宗元为他详细阐释“明道”的重要性：“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对家族成员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从弟柳谋曾专门来永州拜访他。柳宗元将振兴柳氏宗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柳宗元的堂弟柳宗一、柳宗直一直追随柳宗元到柳州。柳宗元对柳宗直期望甚高，特意为宗直做《西汉文类序》。可惜柳宗直“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除了这些同道者与后进之士，柳宗元还与释道两家有交往。与韩愈不同，柳宗元自幼好尚佛教：“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思想本有融通之处，两者结合更有利于弘扬圣人之教。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六祖慧能传播弘扬佛法，“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而“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是《孟子》与《礼记》的基本观点。在写给僧人浩初的赠序中，柳宗元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认为佛学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颇多相合之处，应当借鉴佛学思想来为儒家思想服务。僧人方及曾在连州刘禹锡处住了一年，刘禹锡称赞“其词甚富”。后来转而来柳州。柳宗元借赞许方及严守戒律的品德，抨击了“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的“游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冬，山人贾鹏慕名来柳州拜访柳宗元。与柳宗元作诗酬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柳宗元作《送贾山人南游序》，赞扬贾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元和十二年(8+17)，山人元集虚来到柳州。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再次阐述“三教调和”的思想。文中特别提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并称赞元集虚对杨、墨、申、商、释各家学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与同道者、后进之士在文学、思想上的交往，乃是中唐文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柳宗元其时虽然“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偏居荒蛮，但其道不孤，他有关文学、史学、儒学方面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中唐时期的一批文人学士，永州、柳州也因此与长安遥相呼应，成为南方培育、教育文学、学术人才的重要源地之一。
三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在被贬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思想家、教育家。在教育的目的上，柳宗元强调学以明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学习的目的就是明道、致道，这个“道”就是圣人之道，是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只有在圣人之道的教诲下，才能培育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才能“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在教育的对象上，柳宗元强调“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柱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为重视明道，所以柳宗元也推崇师道。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韩愈作《师说》倡导师道，遭到流俗的讥笑。柳宗元对韩愈的言行大加褒奖：“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并尖锐的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在教育的方式上，柳宗元强调顺天致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问养树，得养人术”。
柳宗元对文学的认识也很深入。就文学的类别而论，他认为有著述与比兴两种：“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歌咏，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前者重在讽喻议论，后者重在审美娱情。其源流与风格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不同。就创作目的而言，柳宗元认为文学应当“辅时及物”“有益国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捕蛇者说》《憎王孙文》等散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他强调“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认为文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但他认为形式也有独立的意义：“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在对教育与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在文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柳宗元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学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文学教育的步骤而言，他强调要明志：“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其次需要勤奋：“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勤奋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者，授教者也须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有所得，有所积累，才能为人之师：“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因此，即使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柳宗元依然勤奋学习，“倦不知游息”。明志、勤奋则必然走向博学，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他在贬谪时期：“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到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方少得知文章利病。”但博学必须求精求准，不能道听途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更不能尽信书，而要敢于质疑经典。柳宗元因此撰写《非国语》《论语辩》《辩文子》《辩列子》等文章，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之言进行辨伪考究，授予后学以正确的学习内容。
柳宗元还非常重视文学写作的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他认为文学写作应该具有严肃端正、谦和明晰的心态：“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不能投机取巧：“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所以他勉励吴秀才“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展开写作过程，如何在写作中体现道的精神与内涵呢，柳宗元认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桓，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汉辞赋。他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他之所以推重西汉，是因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
南宋楼昉在《崇文古诀》评论说：“看后面三节，则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韩退之与本朝老苏、陈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经历，但各有人头处与自得处耳”。确为中肯之论。柳宗元的这段话深入剖析了文学写作的发生过程与文学风格的培育养成。涉及文学写作过程中，情理的交融，是非的判断，言意的斟酌，逻辑的延展，思想的渗透等一系列重要的微观组织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文学风格气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精神内涵，不仅仅是文学的内容，也是促进文学气质风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柳宗元也很重视作家的主观修养：“文以行为本，必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闲士所懔懔者”。他不仅要求“诚其中”，更提出以“行为本”，把读圣贤书视为“其外者”。他勉励后学读书要专一持久，不要贪快求速：“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慤然尔。久则蔚然尔。”“成而久者，其术可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要注意“悬断”，慎重考虑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要轻率地下结论。所谓：“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二是注意“究穷”：“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文学教育思想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唐文学的发展，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对永州、柳州文化文学事业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注重“交以为师”，在文学教育活动中，他自己既是授教者，也是学习者。在与同辈、后进与朋友的交往中，柳宗元进一步丰富、明确了自己的文学思想、文学教育思想，它们成为唐代文学发展重要的思想资源。永州与柳州均远离中原，本是偏僻荒凉之处，罪臣流放之地。柳宗元来到永州之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永州文化落后的面貌。章士钊曾说：“道、咸间，湖南文风鼎盛，约之有三派，互为雄长，主持风会。所谓三派者，一吴南屏主古文，一周荇农主骈文，一王壬秋主汉魏文……柳文在曩举湖南三派中，皆有所沾丐，吴南屏闻人谓其文近柳，颇为色喜，杜仲丹尤昌言学柳不讳。寻柳文在湘，比之别家传诵较广，而且尤湘西自行雕刻之本子流布……此缘子厚曾官永州十年，犹柳州亦有宋刊绍兴版本，除文章光艳外，且本于部民爱戴，势出自然，毫不足怪云。”可见柳宗元对永州文化的长远影响。柳宗元在柳州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材料难以考证，汪森曾说：“子厚在柳五年，其造就柳士必多，惜无一传也。窃谓唐季诗人，粤西独推二曹。尧宾桂州人，业之阳朔人，其去柳甚近。且中唐晚唐又不甚远，即不能亲炙子厚，当亦闻子厚之风而起者。而中间授受，必有其人，独恨世远年湮，无从考其源流耳。”
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被贬之后的文学成就与文学教育成就，韩愈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子厚斥不久，穷不及，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贬谪生涯是柳宗元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却成为中唐企业生产管理文学的大代发论文幸。这一时期是他文学成长与文学教育活动的重要阶段。在他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唐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柳宗元也因此成为中唐最重要的文学家、文学教育家之一。他的文学教育实践及其思想，对促进唐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宝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