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学界兴起的身体转向，挖掘中国哲学本就蕴含丰富的身体思想，再现其之于当代人类困境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成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正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极具活力的新论域。同时，由同根同身的海峡两岸学者展开对中国哲学研究身体维度的探讨，这一探讨形式本身也特别体现了身体研究中的“一体”之象征意义。2010年11月13日至14日，由国际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先生发起，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承办的海峡两岸“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台湾的学者杨儒宾、李明辉、何乏笔、赖锡三、黄文宏、吴俊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庆节，与大陆学者张祥龙、张曙光、张再林、李河、杨煦生、杨大春、陈立胜、彭国翔、贡华南、张兵，共聚一堂，就每位学者预先提交的参会论文逐一展开讨论。杜维明先生在开始作了引言性发言，会议由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张再林教授主持，会议讨论热烈，观点纷呈，新意迭见，要之，按理想的中国哲学身体之论述原则，可将其结构化为三个方面:身体与伦理、体感与体知、身体与语文。
一、身体与伦理
与以意识为出发点的规范伦理、普世伦理不同，视身体为伦理的起点和基础，更强调了人与人之间作为有差异的统一体“和而不同”的生态特征，亦只有在这一具体而一的身体式关系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安身”乃至“立命”与哲学研究中由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向一致，伦理研究更应是人活生生的生活的刻画，相较于先验伦理原则对感性生活的理论统摄，毋宁说伦理是作为感性活动之身的自然延伸，身体实在是构成了伦理思考的起点。身体的感动作为道德意识的起点和德性的见证，其首要的本质特征即是，它对身心的调动和对身临其境之感的强调，突出了伦理的亲身性特征，显示了道德伦理本性的示范性，可以引导我们走向人性和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这也正是儒家德性伦理学的原始价值和积极意旨所在。因此，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知识和道德的二分且理性优位是近代的发明，一种对人类早期生存活动的追溯表明，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实则可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即两种不同的身体行动:制造(工业)和种植(农业)(poiesisorpraxis)。这两种实践形式对应不同的肉身性建构及对身体的观念，工商文明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使身体日益呈现出一系列对立的二重性，造成现代人无处“安身”的生存悖论，遮蔽了人通过身体参与建构世界活动、人的身心与世界相互敞开并不断相互转化的真实图景。从身体出发，即是从不断“生生”的身体出发，人与世界、身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从其微观机制上看实源于作为两性身体的互动。相比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无性别特征，中国古代哲学则是有性别的，强调阴阳互补、相济相生为前提的动态平衡观，这必然导致对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和”的追求，因之传统文化对待女性的态度固然多重但同时表明是可变可塑的。从两性的身体观出发，这一根身的伦理学亦滥觞于使身体得以生成的夫妇之间，夫妇伦理可堪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与“父子伦理”所标识的权威、稳定、同一等特性不同，“夫妇伦理”彰显了平等、流动、多样等价值，二者的同存共延、相辅相成可使人类社会适成为一序而不泥、和而不同的人际共同体，而二者关系的历史性断裂正是导致父权制统治和当代资本逻辑盛行、女性失语的深层原因。
二、体感与体知
正如更多的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理论的层面上一样，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声色并茂”的全身心的介入，而非理性静观下的“思知”。“体知”这一提法既强调了“知”的切身性，同时又表明身体的感受和体验也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只是与意识的抽象普遍性有别。日本近现代哲学中的“感性论”倾向，放在身体哲学的场域中看，显然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与理性争权重，而是在“身体化”走向的意义上，通过身体的“共通感觉”朝向人与世界的根源性统一。这一身体“感”论，如果放在自然观的角度看，自然不是我的“看”的对象，而可说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一气贯通的身体的有机观念恰恰可以表达人与自然的通透关系。以中国古代抽象山水画为例，那种淡而又淡、以至于几无的绘画方法正体现了中国山水绘画艺术的身体性和“自然”特质，一如台湾山水画画家林寿宇“我的方法在于去掉笔触”一语之形上学喻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人与自然的亲近在当前的生态状况中不再只是一种艺术的召唤。中国古人“以身体之”的认识方式和修养方式，用杜维明先生的概括可谓之“体知”。“体知”一方面突出了“知”的“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体感”、“体验”所得之知并不是私人语言，它也有着公共性品格和可交流性特征。古代“一气流通”的观念为这一可交流性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而一种有别于纯粹抽象差异系统的中国式身体符号的抉发，为这一公共性和普遍性提供了外在交流形式。当然，中国传统“气化身体观”的思想还需要诠释上的现代转化，同时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进行典范性尝试，而“体知”作为一个“新”词，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对于体感和体知这一“感知”的普遍性特征，也可以从对儒家以“识痛痒”论仁思想的致诘中得到印证。儒学讲求“直心而动”而能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切身性”的感受，这一“推己及人”的“识别人之痛痒”的自我超越既非臆想，亦非安排，而是有其实在的生理学基础，现代镜像神经元理论或可为“这种感受”提供某种“科学解释”。这一看法也可以看作对“体知何以可能”的尝试性解释之一。此外，从身体诸种感觉中的味觉来解读中国哲学，也可以看作是对“体感和体知”的具体而微的解析，相对于西方视觉优位的方法论，这一探讨充满新意。
三、身体与语文
身体的表达形式，除了肢体行为，自有它相应的语言符号系统，这一身体式语言、肉身化符号以其“身文合一”彰显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文道日繁、生(身)道日绌的今天，这一“身体语言”可成为审视和批判现代性的合法“他者”。从语言文字角度审视中国文化特质并力图阐明中西文化之差异，这一课题虽早有学者论述，但多局限于语言学、文字学之内，仅仅是一种微观的技术性分析。立足于中国古代的身体观，这一技术分析可以获得一个根本性的意义，从而阐明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差异。从语言、符号的构成机制上看，西方语言学是“灵/肉”(能指/所指)分离的模式，通过在差异系统中的位置规定字符获得其普遍性指义;汉字则相反，“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之造字法无一不体现了方块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身体及身行特征。这一“灵/肉”未分的汉字传统实则蕴含了“天地人文”彼此参证的耦合关系与和谐的人文精神，作为在生活中“去生活”的方式，“文”与“人”是内在的不可分离的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古人在思想的表达上不是借助命题形式呈现给我们我，不是通过命题式语言的环环相扣，而是通过一种诗意的游走使意义自行显现、触发读者自行去领悟。以《庄子》为例，书中大量的寓言、重言、卮言的表达方式展现了汉语言自行衍生意义的创造性，以其未涉入僵化和体制性的桎梏而能达成语言与精神一体。同时，《庄子》中有关的语言游戏也从反面揭示了语言的二分结构必然导致文化符号系统对身体的规训和束缚，对这一“以文控身”之“文”的解构，正是要恢复本真、自然的气化交换的身体，真正使“道之显者谓之文”。如此，《庄子》身体观的实质是达致身心一如、物我合一的整全之身、盛德之身。与语言上的身文合一一致，庄子对道的追求，实即对世界的同构未分的原初状态的礼赞，亦由此故，《庄子》可视之为与原始儒家相互映照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源头之一。
本次会议汇聚了海峡两岸研究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显示了学界在此项研究上的最高学术水平。从最初译介西方著作，到开始关注中国哲学的身体情结，再到多角度、宽领域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身体特质，中国学者们已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展现出非凡的活力。会议的研讨不仅深化了论文发表网中国哲学身体性的认知，也推进了两岸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