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洛杉矶学派的源起、代表人物及发展脉络
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在形式与内容、广度与深度上呈现了迅速进展，从根本上带来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包括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时代的终结，以信息和服务业为重要基础的新经济模式的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分散以及城市连绵区的形成等，洛杉矶学派正是源起这一时期。1986年《社会与空间》推出了一期探讨洛杉矶的特刊，此后这些研究洛杉矶现象为主的学者们被美国学术界称为“洛杉矶学派（LosAngelesSchool）”。该学派在1980年代末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出版了许多著作，对洛杉矶的研究也渐成体系[1]。一般认为，洛杉矶学派主要是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的几位地理学家学术观点与系统思想的统称。洛杉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索亚（EdwardW.Soja）、艾伦?斯科特（AllenJ.Scott）、迈克?戴维斯(MikeDavis)、迈克尔?迪尔（MichaelJ.Dear）等。他们认为，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发展现实或许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众多城市发展的趋势，是后现代大都市的典型文献[2~4]。从传统的城市发展理论来看，洛杉矶大都市区具有很多例外的特征。在传统理论中，城市中心具有重要的控制与影响能力，会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与带动作用。但洛杉矶大都市区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发挥控制与影响能力的城市中心，多中心化、零散化、碎片化的城市结构似乎在洛杉矶大都市区发展的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虽然在很多层面上与传统的城市发展路径有所差异，洛杉矶大都市区却始终是极具活力的多元文化的地区，吸引了大量移民，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工业增长极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这样的特殊性使得这批学者加强了对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关注，并针对其发展历程和特征总结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基于洛杉矶大都市区多元化的复杂特征，洛杉矶学派各位代表人物描述和理解洛杉矶的方式和角度也是多元的。迪尔认为洛杉矶不同于传统工业城市的发展形态与一般特征，是城市区域由现代主义范式向后现代主义范式转变的典型代表，强调建立对差异性、不确定性与多元性的理解[2，3]。戴维斯关注的是洛杉矶的社会种族问题与城市管治，他从洛杉矶知识分子流派、政治领导人更替、住房市场的变化、社会犯罪、宗教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进行考查，认为洛杉矶的社会两极分化与种族矛盾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洛杉矶在人口扩张、地域无限蔓延的同时，也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4]。斯科特则更专注于全球化背景下洛杉矶大都市区产业活动空间的演变，弹性生产空间的灵活性维持了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劳动分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中扩张，使得洛杉矶在经历了福特式生产危机之后迅速转型，经济得以复苏[5]。索亚更像是洛杉矶学派的集大成者和系统的梳理者，他将这些关于洛杉矶的思考、分析和阐释归纳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在多部著作中汇聚成洛杉矶学派的核心思想与基本内涵[6~9]。洛杉矶学派认为，城市向后大都市转变的过程是不稳定的，将会遇到的突发问题和矛盾是难以预见的，洛杉矶大都市区正处于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其进展似乎比其它地方更快，针对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分析，既是对一个都市区域转变的典型说明，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城市空间提供比较分析的依据。
2洛杉矶学派的理论基础：社会-空间辩证法
洛杉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地理学家，而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空间，因此，对于空间概念的内涵理解是洛杉矶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洛杉矶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现代空间观的影响，认为空间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建构空间，是各类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需要结合特定时期特定地点进行分析，并不具有普适的一般规律。洛杉矶学派提倡接受空间的多元性，认为不同地区的历史基础和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面对的社会矛盾也不同，而最终构成的空间将是各异的。洛杉矶学派对“空间”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的影响，他被迪尔称为“潜在的后现代主义者”[3]，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了空间的作用，批判了以往对于空间的忽视。1974年，列斐伏尔首先丰富了对空间概念的内涵界定，认为“空间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即“社会空间”的概念[10，11]。同时这种社会空间服从于当前生产方式，为了保障社会生产方式顺利运行，社会实践需要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社会发展与社会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他非常重视“社会空间”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2]。索亚为洛杉矶学派的理论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梳理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逻辑思辨过程，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他认为，生产方式的确立服从于人们劳动的基本目的，生产方式直接决定了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即各类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可以形成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空间影响。空间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和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前提和中介。概括地说，洛杉矶学派对于“空间”基本特性的认识包括，空间服从于人类劳动的目的；由社会关系生产；并不是具有构建法则与独特演变机制的独立结构，而是与社会关系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社会关系造成限制与影响。
3洛杉矶学派的现实逻辑：危机与重构
根据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自内外部的力量对生产方式造成的冲击将导致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相应变动，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难以维系生产方式的平稳运行，“社会危机”将会产生，此时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需要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即实现“重构”。因此，危机与重构是社会-空间辩证关系在城市区域发展现实中的投射。“重构”源于“危机”的观点强化并升华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重构”的不充分认识。人们通常理解的是，重构是解除当下危机的一种办法，但是索亚补充强调的是，“重构”传达的并不是一种“从头再来”、“推倒重来”的概念，而是基于城市、区域发展基础而做出的为抵抗新生危机的调整。城市空间化的序列是累积性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着早期地理的痕迹，而这种历史上积累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复杂的影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重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始终处于演化发展的过程，重构在成为危机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可能也埋下了新危机的种子。危机与重构相互作用，螺旋上升。洛杉矶的发展过程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观点。1965年（瓦茨黑人骚乱）与1992年（大规模的黑人暴动）是洛杉矶大都市区发展过程中2个重要的标志时点[13，14]。1965年的暴乱可以作为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信号，此后洛杉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重构，包括新产业空间的出现、边缘城市的发展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数据显示，1970~1980年，纽约几乎失去了33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而洛杉矶区域却增加了22.6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6]。然而1992年黑人暴动的出现，标志着再一次社会矛盾的激化，反映了洛杉矶在向后现代都市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危机。
4洛杉矶学派的分析蓝本：后现代的洛杉矶
4.1危机与挑战20世纪中期，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发展如日中天，索亚曾将这一时期的洛杉矶大都市区描述为：“福特主义工业扩张的示范性竞技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和批量消费主义的示范性竞技场，牵动着联邦宏观经济的重要力量，具有稳定劳工而建立的政府、工商界和工会之间的各类社会契约，由交通和住宅主导的最典型的美国式郊区化”[6]。20世纪中后期，洛杉矶的生产方式开始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前所未有的大量跨国流通和交易使得产业链被划分为多个生产片段，同时被配置在全球不同的地点。大量福特式生产制造业企业利润持续下降，难以维持工人工资和福利。同时，石油价格和能源成本的上涨造成了制造业生产成本的提升。为节约开支，大型传统工业企业不得不开始裁员，许多工厂开始倒闭，这不仅增强了社会不稳定性，而且影响了部分劳动力市场，大量原先在传统工业中由工会组织管理与保护的劳动力被重新释放到社会。同时，洛杉矶始终是一个移民比重很高的地区，这一时期在新移民法刺激下，更多的外来移民不断涌入，造成了公共基础服务的供应短缺。这些外来移民多集中在洛杉矶市中心周边地域，例如非裔多集中在洛杉矶市中心南部，西班牙裔多聚居在市中心东部，白人则不断向更远的郊外迁移。由于种族隔离的就业制度与公共住房法案的失败，外来移民贫困率不断上升，住房问题与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现象日益凸显，加剧了种族关系的紧张。
4.2经济重构：去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在如何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的探讨中，很多学者认为，服务经济和信息技术主要是基于消费和服务，并不是基于制造业的生产，因此主张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倡导消费主义，激发经济活力[15]。然而正如洛杉矶学派对于“危机”与“重构”的观点所言，重构并不是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一阶段发展的影响。1960年代的洛杉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业技术地区，航空工业、民用飞机制造、电子工业以及一些国防业务是重要的支撑产业，在这样工业化特点鲜明的地区倡导以消费主义为主的服务经济是不合适的。因此，洛杉矶学派肯定了制造业在转型阶段的重要性。斯科特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在新时期，利用快速提升的信息化技术、互联网交流以及交通联系优势，整合大量传统工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与外来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加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塑造和打造经济增长点，是洛杉矶大都市区经济重构的主要原则[16]。洛杉矶学派将发生在洛杉矶的经济重构过程概括为“去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所谓“去工业化”指的是降低标准化生产制造的产业投入，如这一时期位于洛杉矶的美国西部最大的汽车生产线、轮胎和玻璃制造业、钢铁产业的主要生产区均已关闭。所谓“重新工业化”则指的是洛杉矶大都市区内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生产、以工艺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如服装、家具、珠宝生产和电影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公司、广告宣传、法律服务）的发展。经过这样的转变，洛杉矶确实走出了福特工业生产危机。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扩展提升了洛杉矶高技术人员的比重，低工资的服务行业和制造业就业岗位包括临时性工作岗位也实现了更大的扩张。灵活弹性组织的产生满足了不断变化的劳工需求，从前集中于大规模生产线的劳动力开始转向灵活弹性生产组织。新产业空间的形成是洛杉矶经济重构过程中的重要产物。斯科特曾经研究过文图拉县和圣费尔南多河谷高科技产业的空间布局[17]。起初，工业企业主要集中于城市中心。二战后，城市中心的企业由于地价上升而逐渐开始迁移到土地成本较低的外围地带。1960年代之后，大量拉美移民涌入圣费尔南多河谷一带，为弹性生产的灵活小型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区域空间内部逐渐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产业空间布局。倾向于集聚的企业更多的是专业化程度较高、对溢出效应和面对面交流要求更高的重要环节。分散的则是灵活的弹性生产空间，与外来移民相对均匀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空间相关性。
4.3地理重构：各空间尺度外围地区的发展兴盛如果说以新产业空间的兴起为代表的经济重构是全球化背景下洛杉矶新经济秩序的重要解释，那么洛杉矶大都市区在地理空间上的重构则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重要产物。随着传统工业区的衰落所引发的经济重构，洛杉矶中心城市之外的边缘地区、外围地区发生了迅速的扩张。索亚认为，这些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拥有一样重要地位的全球经济新型工业空间，不仅仅是中心城市的卫星城，从更大意义上来讲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城市。这些边缘地区或外围地区直接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网络相连，使得城市内部中心与郊区之间的等级更加模糊，同时也淡化了中心城市作为“本地和地区文化中心”的角色。分别从洛杉矶县、洛杉矶大都市区2个空间尺度来说明其地理重构特征。在洛杉矶县内部，以外围的圣莫尼卡到帕罗斯贝尔德斯半岛区域为例，该区域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周边，业已发展成为以航空工业为核心基础的综合性发展区域，既有航空工业、国防高科技工业的企业聚集，同时也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名目繁多的商业服务快速扩展的地区。放大到洛杉矶大都市区的空间尺度来看，1970年代奥兰治、圣贝纳迪诺、里弗赛德和文图拉4个县，人口增长率达到40%，就业增长率甚至更高[6]。同时，这些外围地区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城市综合体。以奥兰治县为例，在这个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地区内部，既有高收入人群的高档住宅区，也有廉价劳工的聚居地，既有作为主要经济发展动力的高科技企业，又有大型区域商业购物中心和休闲娱乐空间。总之，无论是着眼于洛杉矶大都市区尺度还是洛杉矶县尺度，郊区地带、边缘地带、外围地区的重构特征，很难用传统的城市和郊区的定义进行界定，这些地区越来越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均呈现出了一般城市的特征。
4.4对现有重构的批判与思考从洛杉矶大都市区整体就业增长情况来看，经济重构确实卓有成效。1972~1979年，航空航天、电子工业领域就业率增加了50%，制造业的总就业率从23%上升到26%[6]。然而，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更大数量的劳动者由于不再受扩张时期社会契约的保障，则向下渗透到相对低技能、低工资的生产性和一般服务业行列。以迅速发展扩张的服装业为例，就业人数在1970~1980年扩展了近60%，占制造业就业总增长数的12%[6]。由于需要适应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后福特方式的服装生产过程往往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往往发生在灵活布局的小车间，生产环节多由工会化程度较低的低收入人群（如黑人移民）完成。因此经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种族、移民身份、性别和收入水平为依据的进一步零散化。然而在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化下，以职业地位高低划分的居住隔离现象愈加明显。例如，洛杉矶县蓝领工人阶级居住在较老的中心城市里，而控制劳动力的主管人员、经营人员和监督人员则居住在外围地区，中产阶级等白领职业居住分布相对均匀。最后，这种居住隔离极化的空间通常通过专门化的居住范围划定与管理方式而不断强化，这种管理方式体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以及城市空间的私有化、治安监督、维护管理的方方面面。洛杉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斯认为，洛杉矶大都市区提供了过度的安全服务和监督管理，这只会再度加重社会的分化[18]。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堡垒中的洛杉矶”，“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能否获取为私人提供的保护性服务，同时也决定了只有在一些被划定的郊区内才能享有的特权”[18]。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社区，到处有围墙封闭，出入设置岗亭，私人和公共的治安服务相互交织。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空间，也有专门的划定与管理手段，但要受到警察的监督，多数情况只能在限定范围内活动。洛杉矶学派认为，各方研究与讨论关于当代都市和区域发展的成功故事永远都多于关于新进程失败与负面效应的讨论。洛杉矶确实从福特生产方式带来的危机中成功地实现了复苏，但是在后福特方式空间实践的扩张弥漫阶段，在弹性时代的发展进程中，一些潜在的危机也在持续蔓延，例如公共空间的萎缩和毁灭[19]，富人空间的私有化，贫富阶级的严重分化。
5洛杉矶学派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20世纪初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曾经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末期在全球化浪潮和后工业社会中兴起的洛杉矶学派注定将给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再一次带来革命性的贡献。洛杉矶学派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人地关系的深入认识乃至人文地理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发展都会带来深刻的变化。
5.1“人地关系”的深入认识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各种人文现象与人类活动发生发展过程、动态演化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0]。经典的人地关系表现为，人类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也对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造成一定限制。洛杉矶学派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则是索亚提出的社会—空间辩证法[6]，清晰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丰富属性。事实上，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思想为人文地理学核心研究主题“人地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同时在内容上也丰富了人地关系的内涵。索亚所谓的“社会关系”可以对应“人”的含义，即可视为人类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所涉及的各类联系与作用，“空间关系”则可以看作是对“地”的补充与丰富，既包括自然空间，同时也包括人文空间，甚至是不同空间之间的交互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构与变动往往为空间重构提供了根本动力与作用影响，直接决定了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形式，由于要素带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等，因此，在地理空间上不仅存在形态上的中心、次中心以及非中心地域，同时还存在收入水平差异、种族差异、性别差异、行为习惯以及各种偏好的空间差异等。这些要素的聚集空间形式、社会属性空间、文化属性空间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空间关系。同时，空间关系也将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如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富有白人群体不希望与黑人种族及低收入群体存在太多的交流与联系，因此在管理和空间设计上加强空间隔离，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立关系，埋下了危机的根源。
5.2对经济地理领域的贡献：弹性生产下的新产业空间经济地理学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下经济产业活动的空间布局、演化特征以及产业空间组织和载体的发展。对于福特生产方式危机后的新经济秩序，洛杉矶学派首先肯定了制造业对于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同时基于弹性灵活专业化生产提出了“新产业空间理论”，丰富了企业区位选择理论。传统区位理论认为，原材料、各类要素以及消费市场等外力作用是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洛杉矶学派的新产业空间理论则认为，由其生产特点和投入要素所形成的区位要求只能在短期对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企业更多地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进行组织变革、要素优化等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长期积累培养的核心竞争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外部区位条件对企业区位选择造成的限制，也将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与发展路径而呈现出多元化的产业空间特征。新产业空间理论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硅谷诞生于传统工业区以外并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但其发展得益于要素创新水平与制度保障。后期，迈克尔?斯托帕（MichaelStorper）对于弹性灵活生产方式背后的制度支撑、知识交流溢出方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主张利用质性分析方法结合地区发展特点对所形成的产业空间现象进行剖析解读[21~23]。这些研究均对根植于地区自身的企业网络、企业集群、企业关联、知识溢出以及创新网络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解释了在全球化力量日益强大的时代、在各个环节看似可以更加随意布局的时代，为何一些产业或者更加细分的环节依然在一定地理空间内集聚或分散，制度关系、文化关系、知识联系的交错关联均为企业空间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
5.3对城市地理领域的贡献：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形成发展在传统城市地理概念中，“城市中心”始终在城市空间中处于支配地位。如芝加哥学派强调城市中心的地位，认为向外扩散是城市中心的部分功能逐渐向外围地区转移[24~26]。彼得?霍尔（PeterHall）总结提出的城市演变模型，实质上是将郊区化看作是中心城市的要素分散化过程。美国多数城市的空间演化表现为要素由城市中心向外低密度分散化，而洛杉矶大都市区有“大分散、小集中”的模式则展示出不同的特征。洛杉矶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及外围地区通常是具有独立特性的发展空间[27]，因而城市区域实体空间的扩大以及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扩张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中心的蔓延过程，而是逐渐向更复杂的多中心转化。洛杉矶学派的“多中心”结构为几乎同一时期提出的“边缘城市”概念带来了充分的阐释[28~30]，也引发了关于多中心的实证研究，如朱利安诺（Guliano）关于洛杉矶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31]、麦克米伦（McMillen）关于芝加哥城市次中心的科学识别等[32]。“多中心”与精明增长（SmartGrowth）、新城市主义（NewUrbanism）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契合的，这些发展理念反对空间上的无序蔓延，而多中心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中心的扩张规模得以控制，同时区域内部多个中心联系紧密，协同发展，各自在局部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集聚作用。欧洲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贯主张城市和区域空间发展的多中心理念，包括历史上的卫星城和新城战略，霍尔主持的欧洲城市区域Polynet项目研究[33]，以及欧委会发布的欧洲空间发展战略（ESDP）对“多中心发展”的强调等[34]。美国从传统的低密度蔓延郊区化到今天洛杉矶学派对多中心结构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与欧洲在城市与区域空间发展理念上的殊途同归，这将对城市地理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5.4对社会地理领域的贡献：空间正义的倡导社会地理领域的发展主要源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带来的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地理学创立的标志，该学派认为城市内部异质性的扩大导致了复杂社会问题出现[35]。二战后，城市动乱、阶级冲突以及种族歧视等新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更多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的思考，他们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咎为社会结构，吉登斯（Giddens）则提出了社会结构理论[36]。洛杉矶学派受到这一时期的思潮影响，认为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受到更深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洛杉矶学派肯定了洛杉矶大都市区迅速从福特主义危机中成功转型、实现复苏的经济重构效果，但同时提出，基于地区历史基础，结合经济重构与地理重构过程，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社会问题也在不断积累，甚至为下一轮重构埋下危机。例如，全球化力量带来的经济重构加强了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与分割，以职业、技术能力水平高低划分的劳动力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弹性生产方式的企业空间组织对低端劳动力的配置与利用更加随意，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权利保障。而经济重构引导下的空间重构，则在地理空间上加强了种族间、不同收入群体间的隔离现象。因而，贫民窟、低收入聚居以及职业隔离不单单是空间问题，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关系。空间关系被社会关系生产出来，而这种空间关系的非正义、不平等和不公平在权力、资本的控制下不断加强。索亚认为，应该鼓励社会进步力量加强对于空间关系的思考与研究，有策略地运用空间，加强对制度领域、公共政策领域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赋予不同空间平等的话语权，倡导与寻求真正的空间正义[37]。如何依托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的合理制定来缓解城市内部不同空间之间的矛盾关系，或为社会地理领域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最后，任何一个学派的出现，都会对原有的一些看法、认识造成一定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学术观点、思想的论战，洛杉矶学派也不例外。来自洛杉矶学派的冲击主要源于其对于“社会-空间关系”的辩证认识，基于对空间、地方作用的强调，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斯科特曾批判性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关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部分观点显得过于冷漠，消费群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包括消费群体特征在内的地区空间特征对于地方文化空间的塑造、甚至是地方性竞争力的培育均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38]。对洛杉矶学派的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洛杉矶学派所谓的“后现代”、所刻画及预判的城市区域发展特征与趋势是否具有科学性，具体来说，洛杉矶学派被认为过于消极、悲观，偏主观臆断，过度强调了洛杉矶大都市区发展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经济、社会空间的不可控性[39，40]。对于这些批判，洛杉矶学派主要代表学者做了回应，认为洛杉矶学派的部分观点只是一种假说，对洛杉矶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穷尽性的系统性总结，而是具有开放性和一定的推理性；所谓后现代指的是城市发展已经不再沿袭旧有逻辑与理论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洛杉矶的发展路径是其他城市的必经之路[3，15]经济研究期刊号。可以肯定管理学论文，围绕洛杉矶学派观点的争论将会一直存在，但毋庸置疑，洛杉矶学派已经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孙斌栋 魏旭红 王婷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