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壁画洞窟中有非常多的反映音乐舞蹈的内容，不同时期、不同政权建造的洞窟中的壁画风格各有不同。有的主要反映外来音乐文化(以中亚以及印度为主)、有的主要反映内地中原王朝的音乐文化，还有的则是反映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等等。本文尝试从敦煌壁画中有关的内容，即乐器、舞蹈、人物等方面，结合当下的音乐形态，探讨中国古代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现象。
［关键词］敦煌壁画;新疆少数民族音乐;音乐文化
敦煌，行政区划属于甘肃省酒泉市，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界处。古代的敦煌，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曾经以其辉煌、博大的文化闻名于世。在众多留存于世的文化中，尤以莫高窟的壁画最为有名。
一、敦煌壁画中有关音乐舞蹈的绘画内容
在敦煌壁画中，共有数百个洞窟，其中有大量的洞窟壁画与音乐舞蹈有关，这些壁画无论从造型内容，使用乐器、人物形态等各方面，均与音乐和舞蹈有着莫大的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音乐舞蹈的理解及审美心理。下面，笔者就如下几方面谈谈壁画中的所反映的音乐舞蹈的内容。1.乐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当中有许多和乐器与器乐演奏有关的内容，也出现了很多的乐器演奏的图像，这些图像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演奏的动作幅度大、非常夸张，尤其是对于演奏手法细节之处的描绘，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乐器的演奏方法、形制等特征。至于乐器的种类，在敦煌壁画中同样展现得非常丰富多彩，不同的洞窟里有不同时期、不同形制及不同风格的西域、中原乐器。例如，琵琶类、笛箫类、打击类等。并且，同样一种乐器，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洞窟里，其形制也大不相同。2.舞蹈舞蹈类壁画在莫高窟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类图像不仅种类繁多、并且绘画手法高超，风格各异。在表演人物方面，画师们不仅注意了整体的美感，尤其注意了细节的韵味，如手的动作、腿的动作等。此外，整个莫高窟壁画中有非常多的造型与西域乃至中亚有关。正因为有了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才能让今天的人们能够了解当时人们的舞姿，并且根据壁画的内容进行舞蹈艺术创作。3.绘画风格笔者这里所说“绘画风格”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绘画特点，而是指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影响下的绘画内容所体现的风格。具体而言，是由于敦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即连接内地与西域(新疆)的关键点，并且是丝绸之路的重镇，这样特殊的位置，形成了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上的一个过渡:不仅有中原内地古典的绘画风格，又有西域少数民族及外来绘画流派的风格，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洞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内地、西域及中亚三类不同的绘画风格的交汇碰撞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画作无论从绘画风格、表现内容，或是反映的时代特征，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由于笔者的学习经历及生活地域，更多的是关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关音乐的部分与西域(这里特指新疆)的若干联系。
二、敦煌壁画中的音乐元素与新疆现存音乐的关系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条历史的通道，这条道路由丝绸缘起，发展为了一条贯通东西的历史文化之路，直到当代，这条历史之路仍然发挥着它的余热，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而甘肃和新疆作为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镇，不仅影响了整个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这两个重要的文化之园相互也有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其直接体现就是敦煌莫高窟壁画。1.历史上的新疆与甘肃新疆新疆，古称西域、西域新疆，早在汉代，自张骞出使西域后就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历史上的新疆，始终是多文化、多民族的交汇地。在民族方面，据统计，历史上有高车、铁勒、康居、乌孙、塞种、吐火罗等47个古代少数民族曾在这里生活，具有影响力的乌孙、月氏、回鹘等古代民族还曾建立过具有影响力的政权，号称“西域三十六国”;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三大文化形态聚焦于此;与多国接壤的优越地理位置更是使得西域这片土地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特点。除此之外，历史上的西域与中原也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封建王朝用各种方式巩固在边疆统治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的文化;而西域同样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中原介绍了自己的音乐文化。如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了西域音乐《摩诃兜勒》，使协律都尉李延年创作了28首新的曲调;隋唐时期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其中的“康国乐”“疏勒乐”“龟兹乐”分别是古代的康居人、龟兹人的音乐，而康居、龟兹又分别是现代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这也可以体现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甘肃甘肃省是西北五省之一，处于西北边境与内地的连接点，它的地形就像一只哑铃，连接着新疆与内地，成为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界。2.敦煌壁画中与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有关的内容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非常多的形象与现代新疆的少数民族音乐有关，下面笔者就从乐舞、乐器两方面来论述其中的联系。(1)乐舞在敦煌壁画中，舞蹈的姿态各式各样，笔者认为从地域风格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以中原汉族地区为主的舞蹈造型、以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的舞蹈造型、由天竺(今印度)传入中原的乐舞，本节主要论述第二种造型。在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造型，笔者将举其中的旋转舞姿、举手舞姿来说明敦煌壁画中的形象与当下新疆少数民族舞蹈的关系。敦煌壁画中描述旋转舞姿的手法非常特别，画工们除了绘出了舞者的造型，还在舞者形象周围画出了旋转的“臆想”，这样就让观赏者清楚地看出这个舞姿的“动态造型”，这种造型的特点是两膝微屈保持平衡，双手高举，同时朝一侧快速旋转。这个姿态在唐代尤为流行，由于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并且其主要特点是旋转，因此取名为“胡旋舞”。大诗人白居易诗作《胡旋女》有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这首诗描写的是在鼓的伴奏下起舞的胡旋女的形象，诗中所体现的是胡旋女在跳舞时急速旋转的状态。另外，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节度使安禄山善于表演“胡旋舞”，他虽然身体偏胖，但跳舞时“身轻如燕”，深得玄宗赏识，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安禄山本人既是西域胡人，且官至节度使，因而他会跳胡旋舞就不足为奇，且这同样体现出了胡旋舞在唐天宝年间非常流行。在当代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中，同样有这样一种舞蹈，其舞姿主要以旋转为主。笔者曾听老师描述，在采风时有一个九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者，平时走路时都需要拐杖，而听到音乐后，却能持续很长时间地跳起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其持续时间连青年都自愧不如。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与西域的高车、铁勒、回鹘、回纥等古代部族有族源上的关系，而唐代的“胡旋舞”与当代维吾尔族的舞蹈在舞蹈形态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敦煌壁画上的“胡旋舞”形象是古代丝绸之路乐舞文化流传的结果。(2)乐器敦煌壁画中除了乐舞以外，还绘有大量乐器及器乐演奏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不少乐器都出自西域。如琵琶类、笛箫类中有许多乐器都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区域，有的后来传入内地汉族地区，逐渐演变为了汉族的传统乐器，本节以琵琶为例，说明以敦煌为代表的内地音乐文化与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域音乐文化间的联系。琵琶当下，或许一般的人都认为琵琶、二胡等诸如此类的乐器是中国传统的乐器，这在现代意义上或许不算是错误，但如果细究，上述两种乐器应是由西域传入中原汉族地区，逐渐被汉族文化圈接受，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加之民族融29合等条件，逐渐融入了汉族音乐文化中。因而，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民族概念下，少数民族的文化理当属于其中的一部分。琵琶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形制、名称也就很多种，从形制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共鸣箱呈圆形，直颈;一类共鸣箱与颈连接呈梨形。秦汉时流传的琵琶主要为前一种。隋唐时被称为秦琵琶、汉琵琶，秦汉子。东汉刘熙《释名》记载:“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1］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信息:首先，从名称上来看，从“枇杷”到“琵琶”，经过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演变。这种乐器既然是从西域传入，必然会有一个“原声性名称”，但现在已不得而知。“枇杷”本是一种植物，当时的人们用它的读音来代替这个名称，随后经过演变，才使用了现有的名称。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说明了琵琶的演奏形态及演奏方法。“马上所鼓”是说琵琶这种乐器本来是在马上演奏的，进而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在行进的动态中演奏的，联系到它从西域传入，我们可以设想，琵琶本来是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所产生的乐器，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琵琶的演奏形态是坐着，也就是静态的。这也反映了西域少数民族乐器传入中原后的一个演变过程。历史上，尤其是唐代，琵琶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极具盛名的演奏家有很多，如曹宝、曹善财、曹刚、疏勒乐师裴兴奴、康昆仑、段善本等。上述曹姓、裴姓、康姓皆为少数民族，如曹姓与康姓皆为西域“昭武九姓”之一。以康姓为例，康姓是西域康国的国姓，康国是古代西域部族康居之后，而康居是现代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原与新疆在音乐上的联系。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新疆和中原地区在很早就有了音乐文化上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多领域、多层次、立体化的。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不仅中原内地向西域学习，西域也在向中原学习，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格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2］胡同庆．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J］．敦煌研究，1998(03)．
作者：刘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