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然性
长期以来，流俗见解对于《资本论》一书中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只是将《资本论》的辩证法看作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思维“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看作新世界观本身；只是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不是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乃至一切旧世界观理论形式的扬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辩证法的真实意义辨析开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因为它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就是关于现实存在的世界观批判而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方式，既不是《反杜林论》的对应论战结构（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线性演绎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为苏共执政作自然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是由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出发，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逻辑。关于这种统一逻辑，《资本论》跋语给出了总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其要义在于，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只针对哲学理性，而是针对“任何东西”“现存事物”——整个旧世界及与之相应的旧世界观。所以，辩证法“按其本质”就必须指向对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哲学、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批判。显然，这是与对辩证法的“思维技术式”定位大不相同的。“思维技术式”理解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辩证法看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直观方法论。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重斗争，轻和谐；在和平年代应该重和谐，轻斗争，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毫不讳言对这种见解的批评，因为它是对辩证法的严重曲解，把辩证法降低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其实践后果就是让人民群众摸不着头脑，形成讽刺意义上的“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这种庸俗辩证法自以为是超越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但其思维水平与黑格尔相距万里。当黑格尔说“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现实的”[4]时，他的主旨是要表达一种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运动的世界观，而不是所谓的可以脱离具体内容而盲目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隐含着冲破旧世界的革命怒火，但这种怒火囿于纯粹的哲学概念批判而遭到窒息，它不过是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战。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而最终超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观批判性质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纯批判性质，铸成一种以否定性为根本武器、以现实世界为真实对象的新辩证法。没有这种辩证法作为整体世界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一能够自立。葛兰西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5]我们认为，葛氏所谓“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实质说的就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成为贯穿三大批判的灵魂、红线；葛氏所谓“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则指出了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理念。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能在辩证法以外剥离出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剥离出辩证法；辩证法作为能动的、否定性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自我展开。当然，如果从思想演进角度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又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生成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理解这一关系的钥匙。该《序言》回顾了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的经过：“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表面看来，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行”似乎是由“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但如果深入理论内部，就会发现这一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在根本上是由现实世界的客观结构（而非思想家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马克思初因研究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而进入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们迄今对现实世界结构的理解是颠倒的、是反客为主的。在真实的世界结构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本身或从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是一种颠倒了的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则应当是从现实副本（以法哲学—意识形态为理论载体）批判到现实本身（以经济学—史科学为理论载体）批判的革命性跃迁。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不是由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等罗列组成的总和，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有机体。《资本论》手稿对此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7]显然，资本就是现实世界的“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哲学“之外”的发现，却成为变革哲学的杠杆，因为它揭示了传统哲学一直想揭示但始终未能彻底揭示的“存在”之谜。谜底既不是康德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异化。换言之，传统哲学所要追问的存在等问题，在其颠倒的世界观框架内是无法得以破解的。要真正解开哲学谜题，必须由哲学走向研究世俗物质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向里，纯粹的哲学批判被扬弃在经济学批判当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承载起了新世界观的使命[8]。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纯哲学家”那里甚至是没有自觉的；蒲鲁东和拉萨尔也试图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们的招数只是用“正反合”的僵化公式去硬套经济原理而已，结果是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9]，一步也未超出旧世界观的地基。总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对全部旧世界的总体批判，而由于全部旧世界的统御逻辑是资本逻辑，因此必须最终诉之于对资本逻辑及其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点，同样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从世界观到具体范畴的永恒性质，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然终结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如果抽掉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这些具体史实而只看基本原则，福山在20世纪炮制的“历史终结论”算不上什么新见解，它一直就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典型代表如巴斯夏的学说[10]）的本性之中。如果说上文所引的葛兰西语，是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间的要素转化角度来揭示这一点，那么卢卡奇则直接从三大组成部分的重心（经济学）出发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不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而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一批判中同时还含有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1]。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辩证法乃是批判“任何一种事实”的思想武器，即世界观批判武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批判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然延伸到其批判之中。
二、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性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在于纯粹哲学批判当中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其典型形式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大卫•施特劳斯、施蒂纳的哲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亦不够彻底、不够合理，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柏格森曾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学者赵汀阳对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概括叫“一个与所有问题”。借用他们的提法，我们可以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彻底批判，称为马克思全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且回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关系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剩余价值学说则使“困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剥削的相容性问题”获得解决，二者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相大白”，所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在这里，恩格斯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揭示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的；如果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辩证法的非批判性（批判的不彻底性）则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内在动因。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建构意义，是奠基在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这一灵魂、主线之中的。首先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问题牵引。恩格斯指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1]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活动的重大理论资源，又是主要针对目标：在其否定性地看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重大理论资源，在其抽象性地对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主要针对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存在着道德批判尖锐性与实践变革软弱性的双重特点。就前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因此充满着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例如，傅立叶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天堂许诺来反讽，以血淋淋的现实反衬“理性世界”的食人本质。傅立叶写道，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制度”带来了野蛮，它“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12]。这里闪烁的辩证法思想被恩格斯所深深赞叹。但是，傅立叶只是在浅层触及了私有制、生产过剩等问题，总体上看，他是以（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为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形式有如弃妇骂街，极尽历数陈世美恶劣品行之能事，对于改变真实命运而言乃是自暴自弃。圣西门也是如此，他开出的药方也是所谓的善良意志，“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变革”以及“博爱之心将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结论”[13]。这种乞讨式变革，这种对资本家苦口婆心的道德劝诫、向试验工厂劳动者所进行的良知教化等，更多地只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不仅无法改变工人的奴隶命运，而且容易滑向消极接受现实的歧路。事实证明，无论欧文的“新和谐城”、傅立叶的“法郎吉”抑或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均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苦难命运。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落脚点。这就牵引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形态的超越任务。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发展状况的产物，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向自己的理论家提出了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正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他揭示了傅立叶等人辩证法思想的非批判性，即停留于抽象理性批判，而躲避物质现实批判的根本弊病。与这种空洞的辩证法形式相反的，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以批判社会存在的方式展开活动，从而揭示奴役工人的真正根源，寻找获得解放的真正途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把历史猜测为一个“有规律”但“无人身”的发展过程，因此是神秘形态的辩证法；傅立叶的辩证法也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没有把否定性力量规定为实践着的无产阶级，因此是空洞形态的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以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取代了抽象理性的辩证法。在这一基点之上，他才有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改良主体、实施道路等方面的系统批判。在历史观上，圣西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实验示范，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作为天才的慈善家。一言以蔽之，理性的辩证法乃是救世的根本。所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旧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实质相同，同属唯心史观——非批判形态辩证法的思想阵营，从而才成为被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一网打尽的批判对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实武器。总之，随着阶级条件的成熟，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上面”怜悯工人阶级、诉诸天才人物“理性”的辩证法，而是“从下面”唤醒工人阶级、诉诸奴隶自己的抗争。因此，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灵魂，这不仅不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冲突，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类解放总体学说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逻辑，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扬弃的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形态的统一性逻辑之中，而并非存在于从普适世界观（哲学）到具体科学域（政治经济学）再到实践政策域（科学社会主义）的线性演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于以破为立，而不在于模仿传统形而上学假定一套终极原理并以之诠释具体实在。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的同一性——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即：唯心主义哲学与影子作战的概念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历史发展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理性来谴责和拯救现实的软弱的辩证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整合逻辑的根本前提。
三、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反思滞后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时空倒错现象
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中，科学社会主义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他们理论的“核心”。这是因为，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经济学批判，最终的旨趣都在于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在此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也就是辩证法批判活动的核心。而值得反省的一个现象恰恰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人们对马克思从事过的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之研究持续开展，而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研究则寥寥无几。相当数量的人都持有一种幻想，即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早已经是博物馆中的文物，我们当代人的社会主义观比之高明许多。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区。现当代许多人对资本的理解水平远低于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这尤其表现在对资本“两面性”非此即彼的独断中。恩格斯曾指出，傅立叶对于资本的看法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傅立叶将全部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文明阶段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但他又指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文明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乃是《资本论》基本思想的天才先声。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进步性与野蛮性进行了精辟的双重分析，在“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活动本质。正是在对资本——生产力的辩证理解这一根本点上，许多当代人远不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因此，探讨这种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时空倒错的现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个方面，包括社会身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许多当代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所带给人类的革命性意义。他们在认可资本的文明作用方面，尚不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典型表现是将资本文明、市场经济完全理解为生产物质资料的单纯工具设计，而没有领会到它所具有的变革人的生存形态的功能；当市场经济提出变革文明形态的要求时，往往遭到极左力量的武断反对。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也是推动封建传统强大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有力杠杆。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中，人的平等意识得以培育；在货币持有的生存依赖当中，个人的独立性得以确立；在资本的增值活动当中，全社会的普遍致富欲创造性得以激发。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机制，并没有进入许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视野，相反，他们仅仅将市场经济、资本文明的作用定位于物质资料生产，而回避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的重新塑造，甚至以“集体主义”之名遏制人的主体性成长。这样的看法及其所支配的社会主义观，显然是滞后于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我们之所以拿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比照对象，不单单是本文主题的论证兴趣使然，更重要的是想用这种巨大的时空倒错，来揭示长期教条主义支配下的思想解放之难。第二个方面，在毫不妥协地与资本的片面性进行博弈斗争上，同样包括社会身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许多当代人的良知更是远不及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仅是解放学说的价值前提，它还在相当多的场合构成了科学发现的动力[14]。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都在于探索人类从资本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非现实的弱点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扬弃，那么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所形成的异化状态，更承诺了与人的异化处境进行不屈斗争的革命意志。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解当中，并不应排斥根据时代特点突出某一维度的做法。在19世纪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所标识的，重点在于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维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性是引导无产阶级开展实践斗争的首要前提。而在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及市场经济一统天下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时代背景下，侧重挖掘、发挥社会主义学说的革命性一面、价值批判一面，又显示出了更加重要的现实针对性。资本主义社会有健忘症，即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瞬间粉碎了“历史终结”的陈词滥调，但复苏周期还是会让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绊脚石，在于资本对立面的日渐萎缩，社会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15]。所以，回溯圣西门、傅立叶以来社会主义学说的普遍性价值批判维度，从而为否定资本主义积蓄革命力量，就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总之，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灵魂，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形态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它将黑格尔囿于纯粹思维的概念辩证法、国民经济学虎头蛇尾的历史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诉诸理性的软弱辩证法共同归结为非批判的旧世界观，并与之两军对垒。合理形态辩证法是对全部旧世界与旧世界观的彻底批判，是人类解放学说的一影像医学论文以贯之之道。
作者：王如鹏 孔扬 单位：通化师范学院 空军航空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