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课题
上文大致论述了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现象早在古代文明时期就已有之,它也是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基本前提。人类多种文化圈的形成源自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区和群体间对彼此制度与思想的相互借鉴和对话。东亚文化圈以汉字、律令、儒释道等为共同的文化基因,东亚文明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在整个文化领域扩散的结果。东亚的历史可谓文化互动与生成的精神记录。东亚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历经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等巨大考验,却始终没有丧失以东亚传统文化价值的共同认知为核心的东亚认同,进而也没有抛弃相互合作的责任意识。日本曾经被近代化的成功冲昏头脑,企图以武力称霸亚洲,但是日本所选择的近代社会模式也是以东亚价值为根基。韩国苦心寻求东亚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道,并最终实现近代转型。中国同样在推进西方文化本土化的同时追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东亚的和平共存与新的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要以“和而不同”(或“融二而不一”,或“多而不一”)的价值观念为前提,确立对东亚的共同认识,进而实现对文化差异的肯定和文化超越。这需要进一步发展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合理性,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东亚价值的共同认识和文化对话能够消解时有发生的政治、经济矛盾与冲突,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无法用“技术手段”加以解决。霍尔就表示:“人类的未来有赖于自己超越自身民族文化局限的能力”[4](2)。历史证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只有通过“超越自身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才能实现,唯我独尊的傲慢文化或拒绝对话的封闭文化无一不是被历史的岁月所淘汰。不断地寻求文化的“给予”和“索取”,从中坚持自我反省和文化超越,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持续发展和繁盛。这是东亚的历史,更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就这一点而言,东亚跨文化研究和生成性的文化对话是解决东亚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矛盾与冲突的最佳学术选择和实践。基于上述学术认识,下面将探讨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课题。
(一)东亚普遍价值的确立
首先,要发现东亚的普遍价值,在此基础之上超越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的孤立、狭隘的认同意识,建构总体性的东亚认同意识。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跨文化交流,从中能够发现东亚的普遍价值以及东亚人对它的认知。换言之,通过文化的互认、互补关系以及对他文化的接受、变异、创造、确立的过程发现东亚普遍价值及其认知。例如,韩国和日本早期因为没能拥有自己的文字,使得社会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于是就引进汉字进行文字生活。韩国和日本还接受儒释道思想,加快民族意识结构的建构;借助中国的制度以完善国家体制。同时,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承认因历史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消解各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本神道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韩国传统祭天思想与儒释道的相互贯通,促成了东亚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汉字在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成为东亚的共同书面语,儒释道则成为东亚的共同社会哲学。归根结底,中国文化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进而成为东亚的共同精神财富。上述跨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出中国文化强大的辐射力,也展示了韩国、日本文化的创造性接受能力。通过跨文化交流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掌握韩国人或日本人价值观的形成过程,进而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东亚文化价值及认同的真谛。同时,对东亚普遍价值的追求是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
(二)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型
要深入研究东亚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型,研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发现有助于个人乃至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活力素。诸如,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行善”等价值观念完全能够加以现代转型,去解决物质文明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型,其目的在于解释当代社会的问题和克服当代社会的危机。韩国、日本在企业运营和管理上对儒家思想的运用、生态批评对道家思想的全新解释、佛教思想之于物欲和拜金主义的克服作用等,都是东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应用的范例。此外,东方整体性思维可以弥补西方分析性思维的局限性。[6](6)这说明东亚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型研究的迫切性,也证明了该研究的意义。当然,以建构东亚价值和东亚认同为目的的跨文化研究,在追求普遍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其价值的差异性。因为只有发现和尊重东亚内部的多种不同价值,才能确保文化的多样性,才不至于丧失以他文化为鉴反省和超越自我的生成性机制和活力。同时,认同本身也并非固定不变或一元性的存在。小到人之本性和所属群体的历史进步,大到全人类的本真发展和共生关系,认同都有可能升华为极具活力的存在和多元性的存在。
(三)历史关系与新秩序研究
东亚历史关系与新秩序研究也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如同“天下”一词的象征含义,近代以前的东亚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以共同的社会文化为基础形成的自律、闭锁、独立的秩序空间。东亚各地区的不同国家体制与制度、国家观念、历史意识、东亚观等是在怎样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产生了哪种价值体系与秩序?阐明这些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东亚历史的基本内容,对于当今东亚乃至世界新文化、新秩序的重建而言,它将成为宝贵的历史启示。历史的必然延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逻辑,因为文化无意识虽然是后天经验的积累所致,却牢牢地控制着其所属民族。在东亚历史上,“天朝礼制”观念下的朝贡制度、册封制度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律令,广泛地被东亚各国所接受并运用于国家的治理,国家观念、历史意识、东亚观等也随之产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现象,也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加以观照。由于制度文化是文化意识的产物,因此在接受制度文化过程中,政治志向、文化心理、价值判断、边界意识等共同发挥了作用。例如,韩国相对积极地接受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却拒绝接受,从中可以窥见韩国和日本文化意识的差异。而唐朝专设“宾贡科”①,专门面向外国留学生实施科举制度。这一举措显然是出于国家层面上对东亚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东亚文化交流的考虑。新罗人崔致远就通过“宾贡科”在中国任官,回国后成为韩国汉文学的鼻祖,这一事例充分证明了制度设置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历史上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各方的对应也是跨文化研究的对象。例如,日本与韩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中韩日三国之间历经数个朝代的矛盾与冲突,用今天的说法,称这些现象为“文明的冲突”并无不妥,阐析引发这些矛盾与冲突的文化根源就是跨文化研究的任务。我们在研究矛盾与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同时,也要阐明交流与合作的正面意义。东亚历史关系与秩序研究能够为当今东亚新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东亚的古典国际秩序对人文价值的崇尚先于物质利益关系,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肯定多元共存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些传统都需要继承和发扬;同时,还要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力学关系的变化以及东亚各国通过主体性对应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从而就当今世界秩序获得更加通时性、多元性的反省视角。对于以东亚的整体性为借口的极端中心主义意识和权力膨胀,我们当然要加以深刻的文化反思,尤其是要深刻反思近代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为核心的东亚观以及随之而来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在此有必要重提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解构主义思想。摆脱一切中心主义的思维,以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多样性为原则观照历史现场,追求东亚新文化、新秩序的建构,这正是东亚跨文化研究的根本使命。
(四)语言文学研究
东亚语言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能够开启东亚文化研究新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尤其是韩国、日本对汉字的接受可谓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汉字在悠久的历史时期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书写工具。有学者就此将汉字喻为东亚的“共同书面语”。[7](68)韩国直到近代,汉字是国家层面上的书写手段,韩文则为民间书写手段。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也是对汉字加以变形而形成的文字,长期以来一起与汉字使用。语言是文化的历史档案。语言文字在东亚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语言文字能够很好地体现本民族的意识结构特征。语言文字在东亚的跨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媒介和承担者的作用。通过语言文字的接触和对比研究、互译研究、翻译数据库的建设,可以从跨文化的层面上阐明东亚文化的深层特征,并推进东亚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同时,通过汉字词汇在语言生活中的接受和变异的研究,可以阐明民族文化心理引发的认知、感知、知觉、感觉、效应等问题。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各民族语言中的时间语言、空间语言以及肢体语言系统、高语境语言系统、低语境语言系统等,是把握各民族显形文化、隐形文化、技术文化的文化形式的重要方法,能够达到发现文化差异和超越文化的目的。现代社会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语言关系亦极为复杂。对东亚各国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可以延伸到政治外交、经济合作等诸领域中权力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对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语言了解各民族的心理结构,即思维、概念、结构、思维的形成、知觉行为模式等。东亚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在东亚文化研究中具有独特地位。“文学从来是文化沟通和文化对话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和先驱。因为文学专门研究人和人的关系,研究人的灵魂。不管是哪一国文学,都是研究人的……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与跨学科文学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始终是世界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8](106)如果说20世纪的文学研究实现了从外部研究到本体研究、再从本体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那么,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则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核心,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载体,能够最敏锐地捕捉文化现象,成为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资源。换言之,跨文化文学研究促进文化差异的发现以及文化对话,必将有助于人类文化的共存和文化多样性的建构。东亚文学具有悠久的跨文化历史。尤其是在中世纪,中国文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超乎想象。中国古典文学给予东亚各国汉文学的发展以强大的影响,各国的汉文学还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语文学的发展。[7](76)这里重要的是,通过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着眼点放在接受和变异过程,从而发现差异。这样不仅能够发现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而且还可以发现中国作为发信者的潜在价值和文化力。各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也需要加以缜密的探讨。例如,作为中韩日三国美学范畴的“怨”、“恨”和“哀”既具有共同性,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三者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东亚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中,异国体验文学是值得关注的全新研究课题。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人际交流极具代表性。使行、求道、留学、移民、流亡、旅行等异国体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广的跨文化资源。这些异国体验既是通过空间的移动(跨文化资源)获得的他文化体验,又是在跨文化现场做出的自我反省。换言之,它既是从他者的视角对自我的反省,也是从域外视角对本土的反省。因此,它也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文化文本。通过跨文化文学研究,综合、交叉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形象学、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多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追踪东亚学发展的轨迹,整理其文本,将有利于东亚新文化、新秩序的重建,进而能够重新认识东亚文化及其历史意义,并重新阐释其当代价值。[9]例如,韩国历朝使臣留下的使行记录就是典型的异国体验文本。这些使行记录中含有韩国人作为他者对中国、日本的特殊视角。通过它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本质和倾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推出的《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以及延边大学徐东日教授推出的《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是这一领域的优秀成果。葛兆光教授通过朝鲜朝“燕行录”的研究指出,东亚准共同体自17世纪中叶就已开始瓦解。[10](57～58)这一观点虽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却无疑是对当时东亚社会文化发展及其历史本质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学术视角。近代中国、韩国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体验推动了本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也得以对本民族及其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自觉,同时形成了对日本文化的独特理解。此外,跨文化教育、跨文化心理、跨文化经营管理、跨国人口流动及离散问题等也是跨文化研究的对象。东亚跨文化研究必须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保持紧密的对话与沟通,这是深入推进东亚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前提。无论对于东亚文化全球价值的发现,还是对于参与世界新文化、新秩序的建构,乃至对于东亚文化的整体觉醒和自我超越,它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他文化圈对东亚的认识以及东亚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比较,将成为实现更深层次文化研究的催化剂。为此,需要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方法论的革新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姿态。
二、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对策
如上所述,开拓东亚跨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必须准确设定其研究方向和课题,还需要相应地革新方法论。同时,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实践也需要具体的对策。对此,笔者拟从他者的视角与人际协作、跨学科的沟通与深层研究以及推进生成性对话等方面加以探讨。
(一)他者的视角与人际协作
东亚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发现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通过自我觉醒乃至自我文化超越,发展多元共存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可以从“显形文化、隐形文化、技术性文化”层面加以区分。[11](50～51)对于理解一个民族而言,对隐形文化的正确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还极易引发误解与矛盾。因此,正确理解隐形文化,需要具备他者的视角。自己正确理解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如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有时能够更加迅速、准确地掌握其实体,对隐形文化的理解更是如此。霍尔就是到日本之后才深深地感受到隐藏在日本社会深层的隐形文化,从而得以提出文化的“三种层次理论”。霍尔感知到日本人的隐形文化,进而阐明了其民族性格与群体归属感。韩国的李御宁教授撰写的《缩小志向的日本人》(文化思想社,2008)、金容云教授撰写的《笔与刀》(韩吉社,1994)以及中国学者尚会鹏教授撰写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都是从他者的视角对日本人文化意识的考察。显然,深入推进跨文化研究,需要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中国文化研究需要日本、韩国学者的视角,韩国文化研究需要中国、日本学者的视角,而日本文化研究也离不开中国、韩国学者的研究视角。这种合作研究对于阐明文化的差异性和促进自我的觉醒极为重要。发现隐形文化在人文领域、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解决问题的捷径。隐形文化对语言、行为、民俗、道德伦理、权力的实施等产生影响,在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诸多领域都有体现。因此,国际合作研究能够成为推进各国文化深层研究的良好契机。同时,国际合作研究应止于发现文化的真谛与本质的地步,任何政治目的和功利性都是不足取的。确保文化研究的成果从而很好地为社会政治家们所用,这才是学者的使命。此外,通过国际合作研究获得的他者视角有时也要允许存在一些文化误读,因为文化的误读作为他文化的自我化或者新的意义创造,能够提供文化本体的价值和本质。
(二)跨领域、跨学科研究
跨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沟通和深层研究。例如,以文学研究方法研究文学固然重要,但倘若运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更能够深入阐明文学理论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文艺心理学引入中国的文学研究方向已有30多年,可谓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尤其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得以在作家研究、人物性格研究等方面开拓诸多未知领域。再如,将文化传播学、比较文化学、系统论等研究方法引入到鲁迅研究上,就极大地拓宽了鲁迅研究的研究领域并加深其深度。林兴宅教授早在30余年前就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在阿Q性格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跨学科的研究成就。此外,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红学”研究也是成功的个案。韩国学者们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赵东一教授通过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探究古典文学理论,提出了“生克论”。丁奎福教授深入剖析韩国古典小说《九云梦》与儒释道思想的关联,并根据这一深刻理解指出,《九云梦》的精神价值能够为确立东亚文化认同做出贡献。[12]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跨学科的沟通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人类学家霍尔综合运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遂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跨文化传播学之父。东亚跨文化研究具有文化差异的发现、自我超越以及古典价值的现代转型等跨领域的课题,跨学科研究的必然性可谓不言自明。
(三)生成性文化对话
为了开辟跨文化研究的新天地,必须营造对话平台。东亚跨文化对话要以“和而不同”作为基本原则,同时还要以东亚文化的发展和和平共存作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互认、互动、互证、互补,主体和他者要相互为鉴。试图以对话为借口同化或驯化他者,无异于打破相互为鉴的关系。因此,跨文化对话始终都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生产性的对话,要超越悖论。具体而言,首先要确立和坚持“差别共存,相互尊重”的对话理念。1999年,意大利学者恩贝托•埃柯(Umberto•Eco)指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应该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并主张,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越好,要承认和尊重它,差别越多生活就会越丰富,人们可以在相互理解的氛围中实现良好的对话。乐黛云教授出于同样的主张提出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能生物,同则不继”[13](3)。“和”能够让不同的差异共生、共荣,通过相互间的作用产生新的事物。相反,如果没有差别,就只能是相同事物的集合,不可能持续发展。以“和”为前提,通过对话发现和发展差别,这是推进平等对话的前提,也是其基本途径。其次,要以互动与互补为目标开展生成性对话。承认和发展文化的差异性,就是要克服和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从他者的视角观照主体的文化,通过与他者的交流发展所谓差异,进而生成崭新的差异。差别并非静态,并不意味着被动或者不存在相互干涉,更不是众声喧哗。主体的自觉极为重要,要真正领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髓。归根结底,以共同发展为目的“给予”和“索取”的文化精神,是文化对话的核心主题,也是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先行条件。跨文化对话还要“直呈矛盾,超越悖论”。通过文化间对话实现共同进步绝非易事,因为人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对自己的肯定和对他者的拒绝也许是在所难免的文化无意识。有了对话的自觉,还要有对话的善意和胸襟。在对话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四种难解的悖论:一是普通与特殊的悖论,二是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三是他者与自我的悖论,四是沟通话语的可解与不可解的悖论。[14](6)我们要从特殊性中发现和伸张普遍性,也不能因为坚持文化的纯粹性就拒绝相互影响,要在影响关系中不断造就新的纯粹性,从而追求共同繁荣。同时,在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中,不能一味地强求与自我的同一性,这有悖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要具备利用他者的长处弥补自身短处的文化意志,还要有肯定他者文化的胸襟。要承认话语系统的差异性,不断缩小相互间的距离,不能强加单方面的自我思维及逻辑框架,畅通的对话只能通过直呈矛盾和超越悖论来实现。为实现人类的多元共存,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12年召开的第三次中美文化论坛将跨文化对话定为主题。为了东亚的多元共存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要构建各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机制,这无疑是所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当前使命。对话,可以是人与人的对话,也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还可以是人与文本的对话。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2002)提出的“广义的对话”,即平等的、生成性的对话,应该是东亚跨文化对话的目标。东亚跨文化研究要突出追求人类普遍价值和克服现代性这一学术目标,要坚持尊重差异和自我超越的学术立场,更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我们要领悟“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实质。我们的任务无疑是通过东亚跨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的振兴乃至东亚新文化、新秩序的重建做出贡献。
作者：金柄珉 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