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77—1910年:教会中学的发展期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和明确中国基督教事业的走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于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教育与传教的关系上。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Mateer)在会上作了《基督教会与教育》(TheＲelationofProtes-tantMissionstoEducation)的讲话。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教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基督教与教育之间“有着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使得他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是在青年时期进行的，而青年时期正是性格和思想的形成时期。因此青年教育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8］84所以，教会要抓住良机，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材。”［8］91－92狄考文的目的非常明确，不仅着眼于单纯的宣教，还怀有更为远大的目标。虽然其观点没有赢得普遍赞同，但“促进了思想观念的某些转变，使它朝着重视教育的方向转化。”［9］这次大会尽管成果有限，但促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事件，即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中文称“益智书会”。该组织由丁韪良、韦廉臣(A．Wil-liamson)等人主持，编译了大量的宗教、中外史地、算学、几何、伦理学等教科书，解决了教会学校当时最为迫切的教材问题。这一时期，浙江的教会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1876年，英国安立甘会(ChurchofEnglandMission)在宁波创办三一学校(TrinityCollege)，招收男学生60人。1879年，英国谐我公会(EnglishMethodistFreeChurchMission)传教士李华庆(ＲobertExley)在温州康乐坊创办艺文学堂(WenchowUnitedCollege)。［10］180该校于1896年发展成为一所教会中学。1879年，隶属偕我公会的斐迪学校(EnglishMethodistCollege)在宁波成立。1881年，杭州广济男医学堂成立。随着教会学校数量的增加，关于教会办学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争论的内容已转向教育目标和学校的种类、层次诸方面。1890年5月，第二次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议题仍然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此次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改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代之以“中国基督教教育会”(ChinaChristianEducationalAssociation)，作为其常设机构。其职责得到进一步扩大，由原来的仅编译教科书扩展为协调各教派力量，指导和统一教会学校办学等活动，结束了各教派教育组织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的松散局面。此次大会达成了教会教育作为传教主要手段的共识，为基督教在华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99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BaptistMissionaryUnion)牧师甘惠德(ＲevW．S．Sweet)在杭州石牌楼淳佑桥东购地建校，是为蕙兰学校(WaylandAcade-my)。是年，美北长老会嘉兴秀州中学(KashingHighSchool)创办。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较为成熟的中等教育，发展较好的中学如育英书院甚至在1897年开始举办大学教育，并在1914年发展成为著名的“之江大学”(HangchowChristianCollege)，成为浙江境内第一所传播新学的新式高等学府。一般而言，浙江教会中学主要由两种形态发展而来:一是自然升格模式。这是绝大多数教会中学的发展模式。教会小学(男塾、女塾)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办学方针的改变、学校规模的扩大以及课程程度的加深，自然升格为中学。例如，从1880年起，裘德生(JuniusJudson)夫妇接管了育英义塾后，将义塾由小学升格为中学，改称育英书院(HangchowPresbyterianCollege)。二是合并升格模式。1867年创办的贞才女学，与美北长老会在1899年创办的育才女学和美北浸礼会在1902年创办的蕙兰女学于1912年合并成为杭州弘道女子中学(UnionGirls’School)。中学部设于珍珠巷，高小部设于大塔儿巷，初小部设于皮市巷。③
二、1910—1937年:教会中学的调整、改革期
教会中学作为在古老中国大地上诞生的新生事物，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教会中学的存在，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④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构成挑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兴学热潮中，教会中学所代表的新式教育更是受到了普通中国民众的欢迎。所谓新式，主要是指教会中学的教育程度、办学方针、招生规模、学生来源和课程设置等都与以往的教会学塾和中国传统私塾及书院有了很大区别。外国教会势力虽然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冲击，但丝毫没有动摇其在华办学的基础和热情。从190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决定将《辛丑条约》中获得的部分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文教事业，其中包括支持教会学校的进一步扩张。在“庚款兴学”热潮中，教会中学得到蓬勃发展。根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一项调查，截至1920年，全国有基督教中学291所，有中学生15213人，［7］15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2．8%，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进入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环境较之以前有了重大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各种社会思潮的传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切都凝聚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包含文化侵略)的强大力量。全国各地反帝斗争此起彼伏。教育界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现实形势迫使教会中学改变原先的封闭状态，考虑中国的现实需要:“吾人当知基督徒所经营之教育，乃以供应中国人民之需求，而非为达到他国之何种目的者也。缘此之故，凡参与此教育事业之各国，当各协力以谋造成一单独融和之系统，适合于中国之需要者，而不当偏重于其己国之教育方法与种类，以妨害大局之成功也。”［11］317是为其一。其二，中学生又是教会必须努力争取的对象，“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良好之学生皆由斯出焉。”［11］79因此，争取到了中学生，可以说掌握了中国的未来。从此，教会组织被迫作出调整，改革教会中等教育，教会中学进入了调整、改革的时期，具体说，就是使之“成为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切实的基督化。”［12］18
(一)向中国申请办理立案，承认“基督教的教育系统与政府教育并行不悖”，“避去异邦之特点，与政府教育切实提携”，［11］317以取得合法地位。从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教会中学开始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并按《私立学校规程》的要求改换华人担任校长，在原校名前冠以“私立”字样。杭州弘道女中至1927年后，由美国三创办团体移交给中华基督教华东大会及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ChekiangShanghaiBaptistConvention)二中国团体接办，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倪雪梅接替慕得理(N．C．Moffett)担任校长。教会中学在向政府注册立案后，虽然仍处于外国差会掌控之下，但赢得了政府的承认、支持(如发给补助费等)和社会的信任。因此，学校不再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而是作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开展教育工作，并得到较快发展。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不完全统计，迄至1934年，全国共有教会中学259所，学生44032人。其中浙江有教会中学19所，学生3265人，［7］16教会中等教育已成为中国国家教育的重要补充。
(二)与中国政府的新学制并轨。早期的教学中学没有统一的学制，如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在1881年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的学习期限为8年，基本涵盖了小学至中学的学程，但没有“中学”一说，也没有强制学生一定要完成8年学业才准离开。民国以降，教会中学仍然游移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1912年《蕙兰学堂章程》规定的学程为正科四年。正科相当于中学，学程虽然与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一致，但课程设置却不相同。前者设有“国文、英文、算学、理科、历史、圣经，外加体操、图书。”后者设有“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经、图画、手工、乐歌、体操”。⑤192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中学由四年一贯制改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教会机构决定教会中学学制“皆当改组之，使成为六年的中学校”。［11］368杭州弘道女中于“十三年(1924年)秋因学制之变更本校亦改为新学制高初中，”⑥采用三三制。课程设置与部颁课程标准基本保持一致。
(三)实施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重视职业教育，给予学生某些专业训练，这是改革后的教会中学与早期教会中学的区别之一。早期教会中学的做法，如强调宗教教育，同时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知识，在新教育已相当发展的情形下，已不合形势需要。中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有二:一是继续升学，二是马上就业。根据露懿思的统计，教会中学生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为38%，［12］1962%的学生走上社会。因此，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对于大量的不能升学的学生而言显得尤为迫切。1922年颁行的“壬戌学制”规定高中实行综合中学制，除普通科外，可设职业科。教会中学不能无视这一规定。为了与中国社会需求保持同步，教会中学开展了职业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有商业、文秘、工艺、师范、护理、农业、家政等科目。中等专业教育有师范、医学、农业、工商业和神道教育等。
三、1937—1951年:教会中学的动荡、曲折和消亡期
1937年7月，日本军阀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战乱和日军暴行，各教会中学不愿接受日伪统治，纷纷停办或迁校。杭城沦陷后，杭州私立冯氏女中(MaryVaughanGirls’HighSchool)等学校未及内迁，遂告停办。迄至1938年，各省停办的教会中学已达37所。迁往他处临时校址的有96所，其中大部分学校迁至上海的租界与同一教会兴办的其他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蕙兰中学初至浙江富阳之场口，再迁上海，加入华东联合中学后，又与之江大学附中、弘道女中、绍兴越光中学等校联合，设分校于绍兴。宁波甬江女中则迁往奉化亭下镇，借沈氏、单氏宗祠办学。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英美籍教师被逮捕，各学校再次迁校。蕙兰中学等校不甘在敌伪统治下苟存，乃毅然停办。抗战胜利后，各校纷纷回迁复校，恢复正常教学。但好景不长，中国旋即陷入内战，教会中学在艰难窘迫中坚持办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教会中学实施撤并，外籍教师被迫撤离。1951年，同全国其他地方教会中学的命运如出一辙，浙江教会中学最终消亡，完成了历史使命。教会教育在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消亡，教会中等教育也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尽管教会中学的宗教性质始终未变，但其办学目标、课程设置、招生规模和学制等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教会中学各个时期的办学者主动适应变化的形势，采取与中国社会发展对接的得力举措，使得教会中学即便在20年代中期遭遇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不利形势时能处变不惊，主动出击，接受政府的立案条件，抓住了发展机遇，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就。浙江教会中学作为中国本土外国教会办学的重要力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培养了一批服务祖国的人才，为浙江教育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教会中学淡出人们的视线已有六十余年，但其在课程设置、人文教育、教学方法、第二课堂、职称论文发表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许多措施在当下依然具有借鉴和传承的价值。
作者：张美平 单位：浙江树人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