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属性的判断是比较科学与准确的，但是在“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分子被视作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被看作“臭老九”，从而大大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积极性。面对党内、国内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做法，“文革”一结束，邓小平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4]（P41）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者，这与剥削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邓小平重申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4]（P8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量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广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被激发出来，在全党全社会逐渐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为我国科教兴国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
对于文化建设，我们党有着丰富的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文化建设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方针，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在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问题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文化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学术界，曾经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人，善于领导经济工作，而对文化建设则不太重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化建设具有导向作用，并在内涵上有部分的重合，对此，他解释道：“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6]（P367）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7]（P200）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或不重视文化建设，就根本谈不上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和方针上，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和新论断。首先，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认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文化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6]（P173）从这一逻辑思维路径出发，我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文化建设也就不可能顺利地推进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邓小平对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文化建设的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其次，在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上，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就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来说，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青年提出了“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希望，把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标准。按照这一思想要求，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时期的特殊性，提出了“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标准，并将其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他还强调“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6]（P209）应该说，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任务的确定，基本上奠定了我们文化建设目标的框架，因此，具有深远的影响。最后，在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上，一方面，邓小平从文艺的角度强调了文化建设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6]（P210）“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6]（P256）另一方面，邓小平也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导了1980年党中央“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提出[8]。他认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P256）“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6]（P210）因此，在文化建设中，我们既要提倡不同的学术观点争鸣和学术自由，又必须将文化建设的方针与四项基本原则、与批评和自我批判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6]（P256）“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6]（P392）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教育“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这一思想后来被拓展到文化建设层面，被视为文化建设的“三个面向”方针。显然，邓小平所继承与发展文化建设方针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实践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在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建设问题，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既是使中国摆脱因“文革”所致的社会发展滞后的现实需要，也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当然，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意味着他不重视文化建设，相反，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6（]P367）然而，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一味地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针对这样的做法，邓小平提醒党内同志，“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6]（P144）可以说，邓小平不但强调了两个文明的重要性，而且还特别指出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他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6]（P306）“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手抓，只有一手是不行的”。[6]（P153）“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了我们对文化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如果说在理论上，“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9]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邓小平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代背景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了时代主题，救亡图存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从这一点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构成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的实践基础。与此相对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社会现实需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时代背景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的深入发展彻底改变了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就现实需要来说，“文革”的“左”倾做法既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得社会主义陷入了贫穷的困境，又深深地影响到生产关系，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因此，在当时，扭转这一错误与混乱的局面就成了最迫切的现实问题。邓小平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内现实的变化，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审时度势，果断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的重大转移，从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条件。理论根植于现实，反映现实的需要，甚至可以说，科学的理论必须对现实有着强有力的回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科学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回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新论断和新观点，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对中国国情做出了准确而科学的判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次，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弄清了社会主义本质。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P373）再次，在深入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的基础上，邓小平摆脱了传统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主张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经济手段，因此，“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P373）最后，邓小平吸取了近代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改革开放理论。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僵化只能导致落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借鉴一切先进文明（包括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因此，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它既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通过针对解决中国社会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思想体系的形成，邓小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其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还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还在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总之，在文化建设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他的许多观点和论断对当代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职称论文重彩的一笔。
作者：姚满林 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