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却“失了公平”，造成“学术权贵”与“学术贫民”的疏离
（一）“相对公平”问题突出
公平的两大功能之一是“激励功能”。美国杜卡罗莱纳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报酬是否公平，职工不仅关心绝对值，也关心相对值；这个相对值是与他人相比较、与社会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的差别；而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真正起到激励职工的作用，让职工满意现有工作。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教师平均收入都高于类似的或同等资格的其他职业的平均收入。欧洲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是根据公务员工资的一般指数来确定教师的工资收入，并与物价挂钩；亚洲的日本则规定教师待遇应高于国家公务员，其国内教授的年薪排名各行业第二位，仅次于飞行员，是大众皆知的高收入阶层。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近期针对全国84所高等院校所做的超过13万个样本的“高校教师薪酬研究报告”指出，在受访的高教群体中，超过八成的人具有博士学位，但中低收入人群（年收入?15万）却占到了总人数的85.9%。有人会说国家体制不同，国情不同，行业整体收入情况有差距也是常理，那么国内的教师群体之间真正实现收入公平了吗？2014年教师节当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布新书《高校教师的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书中提到了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行政化”与“市场化”现象扩大了教师群体的收入差距：就处于同一职称的个人年收入差距而言，教授最高者是最低者的15倍，副教授此数值为23倍，讲师为25倍。调查中有人形象地将高校普遍出现的这一现象描述为“三奔一荒”——奔官、奔钱、奔项目，荒的是学术。另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指出，目前国内高校教师队伍中，工作绩效与职工年龄、教龄、职称均呈正相关态势。学术地位高、职称高者往往工作绩效也较高。河北工业大学蒲晓宁的硕士毕业论文《河北省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中也提到类似的研究结果：在工作总体满意度、收入福利满意度、自我实现、人际关系、人事管理等各维度上，高分值都集中在46岁至50岁年龄区间的教师群体。前文提到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高校教师薪酬研究报告”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数据：14%——这是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仅占个人总体收入的比例。基本工资属于基础性稳定收入，不同于其他奖励和福利，它体现的是稳定性和保障性。很多人寒窗苦读二十年“修成正果”，放弃了高额年薪的企业工作，为了就是踏进大学校门享受教师职业带来的安定感。但仅仅14%的比例显然弱化了高校教师的职业特点。对于那些无行政职位无校外兼职的年轻教师而言，课时费是其工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大学扩招带来的大批生源加重了教师的授课负担，讲课数量越来越多、备课时间越来越长，而各个学校的年轻教师都是课堂的主力军，承担着最为繁重的教学工作，多数人早早地落下了慢性咽炎、颈椎病等职业病的病根儿；另一方面，部分年轻教师苦于生财无门，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不得不集中教学精力赚取课时补贴，从早到晚矜矜业业，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近年物价飞涨，犹记猪肉第一次涨到20元一斤的价格时，本人所在的教学单位仍是20元一节的课时费，有一年轻同事苦笑道：“一堂课讲下来口干舌燥，也就够买一斤猪肉而已，想要配菜，还得另上一堂”。一位年过四十的中年教师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在微博中写道：“按照南京高校的薪资水平，青椒们的工资应该在每月3000000元左右，仅相当于装饰市场一个熟练农民工工资的一半。”阅过此博文，不免让人心生感叹。
（二）“学术权贵”与“学术贫民”渐行渐远
我们常常在学术汇报或论文著作中看到这样的字眼：某某教授，博导，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某委员会主席学术精英是这样一类高职称、高收入、高声望的人群，是处于学术职业分层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他们往往是各学科发展建设的专家、教授，编辑多部教材，主持多个课题，手下研究生与博士人才济济；他们也是校内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制定和修改着各学院的科研考核细则与职称评审条件，直接影响着处于学术底层的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晋升和福利分配。学术精英中的一部分也曾孜孜以求、勤勤恳恳，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但却在“市场化”和“行政化”的利益驱动下慢慢偏离了轨道，不甘于坐冷板凳，热衷于追逐名利，渐渐蜕变为所谓的“学术权贵”。苏州大学学者聂保平在《学术权贵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对“学术权贵”进行了界定和批判：“学术权贵是指那些占据学术系统的要津，对学术资源具有分配权和对学术活动具有主导权的学者。这些人后来逐渐远离乃至破坏了知识精英本该有的真知生产和德性培育基本职责，转而有意无意地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虚化学术价值，庸俗学术精神，进而成为制造‘学术贫民’的隐性力量。”有研究指出，近年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标者八成以上是各高校的院长、书记或校长。学者一旦混上行政职位，分房、拿项目、成果评比等样样排名靠前，遥遥领先于那些没有行政头衔只埋头苦做学问的学者。“学术贫民”的主体是有思想有学术追求的青年教师群体，也被称为“青椒一族”。他们学术声望低、教学经验少、科研经费申请困难、收入水平低下，影响着未来的学术潜力。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指出“,青年教师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其中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除了海归中的杰出代表，大部分青年教师在跨入高校大门时是从初级或中级职称起步的，“在实施教师聘任制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未能深入细致地把握学科特点，在聘任条件、考核标准等方面未能处理好人文化社科与自然学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违背了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造成致力于学术发展的教师很大的压力”。以本人所在的单位为例,由于理工科背景雄厚,人文类学科的职称评定也照搬了工科的评审门槛,副教授评审条件甚至超出了国内某些高校教授评定的标准。仅就“主持国家社科”这一项要求，就教授或副教授而言也实属不易，讲师则可谓凤毛麟角。
二、重视学术分层中的弱势群体，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在探讨公平性的同时也提及了“不公平”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对自己的报酬的知觉和比较的认知失调，会造成当事人的“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改变自己的投入产出、歪曲自我与他人的认知甚至离职等后果。网络流传着一句经典民谣：“话语被专家垄断了，专家被权贵豢养了，学术被教育摒弃了，教育被学校搞丢了。”青年教师作为高学历的社会高端人才，肩负着传递知识、引导人生的重要使命，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初期，有着角色适应的困难，自我职业发展意识淡薄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职业发展压力最大、离职倾向也最高。当这个群体的关注与诉求不断被漠视被闲置，应有的福利和待遇不断被挤压被取消，其工作积极性必然遭受打击，最终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除了自我调节、提前做好职业规划以度过职业的“高原期”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学校政策层面的支持。学校有义务提供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和公平有效的竞争机制，有意识地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青年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和职业忠诚，切勿将他们“学管理学论文术青春期”最旺盛的科研想象力和创造力消磨于流逝的时光。
作者：胡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