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学者关注生态问题的历程
在西方，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者亨利•戴维•梭罗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著述中就有所论及，只不过当时的生态问题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影响并不明显。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和梅多斯教授的生态专著的问世，生态运动、生态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人口数量的激增，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的肆意破坏，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个集经济学和生态学于一体的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日益明显，世人在找寻化解生态危机出路的过程中，引发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注。在美国、日本出现了以布克钦、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出现过岛崎隆、尾关周二、岩佐茂等重新认识与阐发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经济滞涨期与全球生态危机的萌发期，西方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充斥着批评与指责。如艾伦•科特雷在自己的著作《环境经济学》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一般考虑经济发展过程时，很大程度上忽视自然环境，把地球一直看作丰富的储藏库和无底的垃圾堆”。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学家，马克思根本不关心生态问题，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失去指导意义。当然面对这些指责与批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回击，如美国的福斯特、奥康纳，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日本伦理学家岩佐茂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对怀疑和批判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学者进行了有力的驳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再度掀起了研究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热潮。如意大利的卢西那•卡斯特、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大卫•佩伯等纷纷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批判，与此同时对生态社会主义构想进行了充分阐扬，至此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形成。进入新千年后，福斯特和伯克特等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曾经对资本主义做出彻底批判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再一次走入他们的视域，新一轮系统阐发与发掘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时代业已在国外再度兴起。
2马克思没有或很少有生态思想
国外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即马克思有生态思想吗？马克思怎么会有生态思想？马尔顿•德•卡德特和塞尔瓦托•恩格尔蒂•莫罗振振有词地指出，马克思似乎与生态、生态环境问题无缘，在马克思时代，“思考自然”还处在“一个相对较早的时代”。J•奥克钠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生态学中还站不住脚，其思想还未达到生态思想的高度。其所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突出人如何改造自然，却忽视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经济节奏的作用，以此得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贬低或忽视这些生产力在特征上是自然的和社会的事实”的结论。［2］艾伦•科特雷也同样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一般考虑经济发展过程时，很大程度上忽视自然环境，把地球一直看作丰富的储藏库和无底的垃圾堆”。艾伦•科特雷《环境经济学》本•阿格尔也反对马克思理论中存有生态思想的观点，他说：“在今天生态危机己经取代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己经失去了效用”。［3］可见，在其观点中尽管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予以承认，即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是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但却否认马克思理论中存在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或者根本不理解资本主义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破坏。
2.1马克思没有生态思想
部分反生态化的马克思解释者也站出来指认，马克思是反生态的代表，在马克思那儿没有丝毫的生态轨迹，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革命的赞同，对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首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赞誉，这些都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指认，《资本论》是典型的反生态著作。齐默尔曼也与泰德•本顿志趣相投，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为人类的目的而对自然进行管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4］在他看来，即便马克思的早期作品论及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而这种和解不过是服从为人类的需求而征服自然的需要而已。此外，马克思把人视为一种自我创造的存在物，要求人类掌管自然。绿党中的部分代表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论及：自然界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必须和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由于自然界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因此并不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被视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与交换价值无关，资本家只把自然界看作“自由商品”而加以无限量地占有，把它看作是对人类的自然赠予。马克思在这一学说中突出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显然就降低了自然的价值，并未把其放在与创造价值相等的位置上。尤其是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聚焦点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不竭力量，这些观点也被人看作是肯定生产和主张生产持续扩张的代表。德国学者依姆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突出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根源地位，因此自然效用在经济学中消失了，进而劳动价值中必然出现“自然的消失”和“不在”的现象。反对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换言之，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所以，没有经过劳动过程加工的自然界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具有价值。正如吉恩一保罗•德里格对马克思的批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马克思没有授予自然资源丝毫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叙述和评论忽视了能量平衡。泰德•本顿也持同样的观点，即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非人化自然的意义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自然界只不过是劳动的手段和劳动的对象而已。日本玉野井芳郎和英国的本顿都赞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论及的劳动过程理论对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过分夸大，与此同时却弱化了土地和自然的作用，将其视为劳动对象或劳动手段，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缺乏整体生态学意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中，对劳动所具有的“改变自然”和“目的行为”的作用予以夸大，过分强调劳动过程从而忽视土地、自然等生态资源自身的价值，必然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
2.2马克思很少有生态思想
也有部分学者承认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有部分生态思想，然而也只能说其带有些许生态痕迹，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表述也只表现为零星话语，在其理论体系中根本不成系统，更谈不上主体地位。J•克拉克就曾指出，马克思那里确实存在一种内在的生态学因素，然而这些因素没有发展到“生态辩证法思想萌芽”的高度。［5］R•艾克丝丽也认为，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理论时只是星光点点地论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态问题，根本没有形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6］吉登斯同样指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仅局限于社会研究领域，对自然则更多的是忽视，“马克思对变革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未扩展到关心对自然的剥削上”。［7］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只展现于其早期著作中所论及的异化现象中，其后期作品中很少涉及，所以，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只能是散见在自己的著作中。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指责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其一，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理论对自然生态价值予以否认，并以此认为，这是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其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没有整体生态学关注。马克思在劳动过程中只是突出了人类生产能力的重要，却忽视了类似土壤环境和自然因素应有效用的整体生态学意义。其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对自然问题的忽视。价值的凝结仅限于劳动，自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被抹煞。
3马克思有生态思想
3.1为马克思生态思想辩护
针对马克思所处时代并没有生态学概念，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时代，因而马克思并没有生态思想的观点，奥康纳指出，确实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并不是时代关注的主题，所以，马克思没有专门针对生态问题进行阐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仅仅以此为据判定马克思没有生态思想，的确只看到了马克思理论的表面，假如马克思生活在现时代，他一定会撰写一部专门的生态学著作。［8］美国学者福斯特也指出，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蕴含丰富深刻的生态思想，尽管马克思生活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然而其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认识，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远比今天的生态学思想更具基础性。“马克思对生态的见解通常都是相当深刻的，这些见解并不只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相反，他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9］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赛在其代表作《论解放》、《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予以肯定。伯科特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生态问题的营养，“马克思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的来源、生态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健康而持续的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要求，都提供了开创性的和有用的洞察”。［10］拉比卡更是态度鲜明地地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11］
3.2正面肯定马克思有生态思想
明确肯定马克思有生态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保罗•波科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日本学者岩佐茂。波科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进行了具体阐释，凸显其现代生态学意义；［12］福斯特则以《资本论》为依据系统阐述了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集中论述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观点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工业和土地的关系：其一，认识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自然则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充当媒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沟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其四，应对这种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予以控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福斯特率先提出和使用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概念。［13］岩佐茂也借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指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源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因此他特别强调应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区分，因为这是关系人的健康与生命的重要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引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与自然的‘扰乱’和‘破坏’，而且同时‘破坏’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精神生活’”。［14］
3.3借用马克思生态思想
借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代表人物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马尔库塞、法国的安德列•高兹、英国的大卫•佩伯。本•阿格尔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转化的“双危机”理论。［15］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源在于对自然的商品性控制，以此作为相互竞争的根据。［16］马尔库塞也持同样的看法，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在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疯狂掠夺和剥削无产阶级，迫使自然商业化，进而破坏生态平衡，引发生态危机。［17］高兹也认为，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为此，资产阶级不顾一切破坏自然与生态的平衡，这种贪婪本性助长了生态危机。［18］佩伯则提出了“生态殖民主义”的概念，资产阶级为了转嫁本国生态危机，拼命抢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此同时，把生产中的有害废弃物转嫁给别国，进而导致全球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引发全球生态危机。［19］
3.4重新阐释和运用马克思生态思想
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大卫•佩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认识到，不能单纯认为原生的自然界好，经过人化和科学技术改造后的自然坏，经过人化的自然只要符合美的观念，人占据主导地位，就不能说破坏了自然。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即人们按照理性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以此改变现存的经济制度，就必然能够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可爱家园，在这一新模式中，人处于中心位置，自然则成为人的外围环境。如何创设这种新模式呢？佩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状，指出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似乎并不现实，为此应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改造，使其成为服务于人民的政府。高兹也十分具体的描绘了破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图景。但其同样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已不复存在，实现这一历史重任的承载者，应是拥有革命激情、生态意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理论中是有生态思想的，它们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加以阐释：其一，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生态思想。在其著作中关于自然的相关概念以及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帮助人们解决人与自然的现实冲突，建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都被学者们结合各自对现代生态思想的理解加以阐释与运用。其二，他们都把人与自然冲突的罪魁祸首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致使环境和生态危机出现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形式和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而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其三，普遍找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实路径成为他们共同的理论和现实理想。尽管学者们在具体的理论剖析上各有千秋，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阐释与借鉴方法不一，然而把人与自然视为整体，寻求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理想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
4从马克思的理论深处去体悟生态思想的存与无
生态学概念的出现确实不属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然而，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有关生态问题的关注与阐释。在其理论著述中对前人的生态成果大量汲取。在现代生态学领域被公认的贡献学者及其代表作，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和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等在马克思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都能找到引述及评价的影子，马克思有生态思想不言而喻。马克思确实有过诸如“瀑布的推动力，那是自然界现有的东西，瀑布是一个自然的生产要素，在它的生产上没有任何劳动曾经参加进去。”［20］随后又指出“瀑布和土地一样，也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在其中物质化的劳动。”［21］因而否认马克思的生态观。实际上，马克思也并未否定自然在价值凝结中的基础性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他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2］他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下，更加强调劳动的作用而已，其主要的寓意在于更加鲜明地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的罪恶。同时，马克思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主倡者，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论及：“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3］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4］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科学技术还未取得巨大进步前，在生态危机还未出现时，他就己经倾注对自然的关注了，换言之，在自然界还未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其生态辩证意蕴就己经呈现在其著作中。《资本论》常常被误读为一部反生态著作，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确称赞过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效用，这似乎成为主张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口舌，然而回到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统一论者。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述：“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5］在这里，主体性原则体现的是“为我关系”，客观性原则体现的是“从他关系”。由此可见，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一致性问题恰恰是马克思歌颂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依据，他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究其缘由就在于其背离了这一统一原则，以至于人的主体性受到束缚，进而出现了人的异化现象。［26］由此，其生态意蕴不言自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对保护环境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的例举。他指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27］可见，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张，不但不否认其生态保护效用，而恰恰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垃圾和废物不断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科学技术变废为宝，促进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的思想可见一斑。［28］综合上述观点可见，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与生态并不矛盾，肢解其中的部分观点去抹煞整体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意蕴是不理智的。综上所述，只要我们深入到马克思理论体系内部，沿着其对资本主义进行剖析的辩证逻辑理路，就不难发现他对生态问题深邃的方法论洞见。他在剖析人类社会和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一直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痼疾，并力图从根本上加以医治，由此，他在自然与历史的演绎逻辑中，揭示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揭示了自然与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一点得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的认可，他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弥补了当代生态学的主要缺陷，他用批判的方法阐释出一种将“自然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的辩证的生态唯物主义图景。
作者：陈雪峰 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相关专题：网络言论自由微博案例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