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国内外形势是兴办农务学堂，开展农业教育的必然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已经渗入到中国内地，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广大农民生存日渐艰难，颠沛流离。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采取新措施发展农业，振兴中国农业经济。当时的报刊也刊载了许多介绍西方国家使用大型农业机器进行农业生产的文章，介绍西方农学思想与学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朝野震动，显而易见单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挽救中国，中国富强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在重视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清王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农业经济的社会价值，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指出：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不在军事和商业，而在于工业与农业，其中农业发展更为关键。“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1]13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奏章中也谈到了农业为本基，工商业才可依附发展的道理，正如其奏“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2]11所言。除了向皇帝上书外，许多知识分子还倡导开办农会、翻译外国农书，尤其是翻译和中国土地风俗相近的日本农务书籍，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在这些士大夫的积极呼吁下，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在新形势下扭转农业的衰败，必须采用新的政策措施，修农政，兴农学，推行近代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是振兴农业的优选途径，农务学堂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载体
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赞同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认为中国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向外国学习，广开学堂“，不特陆军海军将取材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3]3656；其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奏请开设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2]13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清廷在多方奏请下，多次谕令各省创办新式农务学堂，我国的新式农业教育在这一时期终于得以实现。最早兴办农务学堂的是杭州知府林迪臣，1898年3月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蚕学馆；1898年春，湖北农务学堂创立，设有农桑、森林、畜牧等三科；1901年江南蚕桑学堂开办，设有蚕学、蚕桑实习等科，后并入了江南高等实业学堂；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筹办山西农林学堂，开设农、林两科，后改名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农务学堂于保定；1903年湖南督抚成立农务工艺学堂；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将其分为工艺学堂和农务学堂，名为湖南省中等农业学堂[4]84；在这种情况推动下，清朝学部1906年奏请在北京创办一所高等农业学堂和一所工商学堂，作为全国的示范学堂。在有关政策的促动和民间教育界人士大力支持下，农务学堂发展在清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新式农业学堂在各省普遍设立，尤其是湖北、江苏、山东、河南、四川、直隶等省成效最为显著。如湖北到1910年，所设立农务学堂有48所，其中有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中等农业学堂5所，初等农业学堂41所，蚕业学堂1所[5]137，到1911年四川的农务学堂有47所之多[6]53。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到1909年，全国已经开办5所高等农务学堂，31所中等农务学堂，111所初等农务学堂，随后两年全国各地兴办农务学堂为数更多，在清末达到了高潮。
三、农务学堂分级设置、课程安排突出实践的特点是近代农业教育职业化的体现
清政府1903年开始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政策和规章，如《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等农务学堂、中等农务学堂和高等农务学堂，招收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其后颁布的奏定初等、中等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等章程则具体规定了高、中、初级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及课程设置。如规定中等农务学堂和高等农务学堂分为预科和本科，其中本科又分成农业、林业、蚕业、兽医等不同专业，各专业也制定了相当全面的课程，如高等农业学堂的农学专业课程分别有农学、植物病理学、园艺学、森林学、昆虫学、养蚕学、畜产学、兽医学大意、水产学大意、土壤学、肥料学、测量学等21门课程[7]759。除此之外，清政府还规定实业补习的普通课堂可以附设于小学堂或中等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开设农、商和水产等4科，其中农科设置了诸如农具、园艺、养蚕、害虫、家畜等专业课程。从农务学堂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农务学堂主要讲述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体现了近代农业职业教育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如湖北农务学堂创办初期，农科专业招收了30名学员，主要讲授农机、植物、化学与土壤等农学课程，第二年增加招收了30名蚕科学生，开设了算学、电学、种植等专业技术课程。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购地迁建，仿照日本农业学堂标准建设学校，大大扩充了教学规模，不仅建有教学楼，还有化学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他实践教学的建筑。农务学堂同时花大价钱增添近代化教学设施，如无机、有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农务实践实习可以在化学实验室里进行，调温设备可以根据气温变化调节养蚕室温度等等。当时全国许多农务学堂都附设农业试验场，涵盖农、林、桑园、水产等各学科，并且学堂有人工剥麻机、轧花机等大型农产加工机具，学生可根据教员授课，学习外国先进的农业知识，尝试种植五谷、杂粮、树木、棉花、蔬菜等各种农作物。
四、清末农务学堂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农务学堂为各地培养了许多懂农业科技的人才。1909年清学部总务司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在校生149人，奉天农业学堂有314人，河南中等农业学堂有512人，四川的一所中等农业学堂人数也达到了157人，全国各类农业学堂的在校生人数多达6028人，其中以中等农业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约占二分之一以上。农务学堂的办学在1909年、1911年两年达到高潮，农业教育达到了从来没有的规模。截至1912年，全国共有263所各类农务学堂（校），在校学习人数计15379人[8]70。且当时的各级农务学堂都是以教授近代农业生产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科学技能，使学生学成之后能够从事近代农业生产和发展为宗旨的，培养出的人才大多从事农事生产。因此，清末农务学堂注重传授给学生近代农业科技理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这些措施都为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转变准备了农学科技人才，有利于近代农业教育和生产的发展。其次，农务学堂推广和传播农业新科技，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自觉地参与近代农业教育。清末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在教书同时还注重农产品的改良和试验，经常培育新品种，大力引进外国先进的农具，介绍出版农书和报刊以促进技术推广与传播。如直隶高等农务学堂1905年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就起到了振兴农业，开通民智的目的，农话报有22门类，每期包含10门，涵盖社说、肥料、土壤、蚕学、森林、作物、畜产、农艺化学、气象、园艺、农产制造、病虫、格致、算学、调查、来稿等内容，且“凡报内各门均演成白话，俾阅者易晓”[9]。当时的农业科学试验机构常常与地方农务学堂联合，定期设立农务知识培训班，有些学堂还派教员到乡村讲课，到田间地头指导新式耕作播种技术；如农务学堂中的林学专业对于树木的播种、移植、防病等进行了专门研究，引进了外国的白杨、梧桐、梣树等种子和树苗，进行繁育和栽植，并积极向农民推行。
直隶顺天府农学堂成立后，还规定每年冬季开一次农业讲习会，凡远近农民，不拘年龄资格，都可以来堂听讲，也可咨询农事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山西农务学堂教员将校试验场栽种榆树苗无偿地分给农民种植；四川省的农务学堂试验场将外国籽种发给农民，详细解释其分类，指导农民试种。农务学堂诸如此类等等做法不仅使农民从中学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农业科技知识，而且将科学试验、教学活动与田间生产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仅提高农务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增加了农事活动中的科学因素和科技含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农民具体生产实际的结合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盲目和被动状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也使更多的人自觉参与农务学习和接受农业教育。第三，清末农务学堂的兴起，有力促进了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客观上使中国农业从经验农学向科学农学逐渐转变，讲求农学蔚然成风。如1900年，张之洞聘请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1901年罗振玉在武昌创办《农学报》，积极提倡和宣传近代农学，1910年，《湖北农会报》创刊，把研究农学知识，改良农业生产，补助农政作为刊物主旨，该刊内容繁多，但无不仅仅围绕普及农学知识展开，如译丛、图画、农话、谕旨、章奏、论丛、主张、纪事、报告、问答中外农业历史、农业新书、世界农业、农学问题等专刊内容，对农学的宣传，对近代农学发展及农业教育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种讲求农学的形势推动下，1898年清廷在农工商总局中专门设立农业行政事业机构，任命由端方主持。1907年颁布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在省里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开设分会，乡镇、村落、市集等设立分所。凡是涉及蚕桑、纺织、森林、畜牧等农林牧的事情，农会都可以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随时向农工商部条陈，开展各项农事生产。凡此种种举措，对促进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农业的改良都有积极意义。
作者：徐颖 单位：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