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理论框架
本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双重文化理论进行分析。第一，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产生于２０世纪初，这种研究方法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在社会结构与更大的社会力量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个人的生命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是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生命历程理论在分析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主要有四个观点：一是时间与空间会对个体的生命历程有重大影响；二是个体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与他人的生命是相关的；三是社会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特定角色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后果的期望；四是个体的能动性在生命历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２２］。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历程受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影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但也有一定的能动性。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会与国家和社会发生关联，理论视角以生命轨迹、转折点和时机等概念为核心，强调纵贯性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超越静态分析的有效途径［２３］。本研究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方志敏的经历以及思想与行为张力的原因。生命历程理论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适合分析人的社会化过程，分析个体在历史情境和社会制约下进行选择从而建构自己生命活动和价值。第二，文化双重性理论。黄宗智提出了文化双重性问题，他认为用支配与从属关系理解西方与非西方民族国家也许是适合的，但用这种二元框架理解文化领域并不恰当。不同文化之间并不像政治那样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文化之间有包容性，虽然存在冲突，但也可以共处和互融，并孕育创新的可能。他描述了近代中国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双重性”问题，认为文化双重性体现在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双重文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政治领域的孙中山，经济领域的荣毅仁，知识领域的蔡元培等。他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是指一个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语言的双重是指一个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使用双语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双重文化人，因为语言背后涉及的是文化内涵。他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文化双重性回到了历史舞台，双重文化人的作用比以往发挥的作用更大。双重文化人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１年，当时中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到西方国家学习的第一批留学生。改革开放后处于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环境中的现代中国人也都是双重文化人［２４］。黄宗智的文化双重性理论适合分析处于两种（或三种以上都是一样的）文化交汇中的人的思想、行为和创造性等。笔者认为，黄宗智指出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纳为文化双重性理论。在两种（或三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也会形成双重文化人，这种文化双重性既有冲突特征，也有共融性特点。双重文化人既会形成新的性格，产生新思想，又会在思想与行为之间产生冲突，因为两种文化不一致或冲突的地方会使处于两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在思想与行为方面产生矛盾与困惑。我国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都会产生这种效应。本研究用文化双重性理论解释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方志敏出生于动荡年代，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撞击，中国人正探索未来的道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萦绕在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心中。因此，用生命历程理论和文化双重理论解释方志敏精神与实践问题非常适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溯源及表现
在方志敏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的基础上，有人总结方志敏精神为：爱国、创造、清贫、奉献。这八个字非常准备完备地概括出了方志敏的精神实质。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过时，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过，方志敏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同时又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因此，有些思想不完全能由“爱国、创造、清贫、奉献”八个字可以概括的。他既有与其他共产党员具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其个性的一面———独特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那八个字。所以，笔者从广义上论述方志敏精神。１．方志敏人生经历。方志敏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七岁进入私塾读书，非常聪明，从小就具有为穷人当家作主的意识。进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后就组织过进步团体，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学校既教我国传统的经书，也教现代知识。１９１９年方志敏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１９２０年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后来考入九江的一个教会学校。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与黄道一起领导了弋阳、横峰暴动并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创建了红十军。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闽浙赣苏区发行过第一张股票，发行过债券，建造过苏区第一个公园即列宁公园。在“方志敏式根据地”，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目前，在社会上和网上对方志敏的争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革命时期杀了叔叔，一个是绑架杀害传教士的传闻。２．方志敏精神与实践内在张力的表现。生长于社会激烈转型和中西方文化碰撞时代的方志敏，他的人生经历与社会结构决定着方志敏精神与实践存在着张力。这决定着方志敏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一定的矛盾性。处于双重文化中和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方志敏其行为与思想必然也会存在某些张力。方志敏整个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大致可以总结为五个：第一，“共同富裕”的革命理想与消灭富人的革命实践。从方志敏的求学经历和革命经历来看，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并成为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追求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他的革命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也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精神之中。事实上，方志敏希望采取消灭富人而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精神追求与他的革命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方志敏参加革命后，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富人的憎恨，对地主劣绅有着阶级仇恨，在革命早期，将打土豪分田地作为主要任务。这些措施消灭了地主，农民分到了田地。另一方面，方志敏又十分注重发展经济，在苏区办工业，办银行和发债券与股票。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而这些实践与精神或理想是存在张力的。因为消灭了通过剥削他人而致富的地主，事件本身没有错。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消灭地主不完全是出于剥削的原因，也有部分原因是对整体富人群体的不满，认为所有富人都为富不仁继而消灭之。这样，消灭富人以后，又在制造富人。如果说，地主这样的富人是通过剥削而来的，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剥削他人而变成地主的，有些也是靠勤劳节俭而成地主的。还将面对的问题是，当穷人变富以后，又会不会成为剥削他人的人？富有没有原罪？原来富裕的地主财产剥夺变穷人以后，有没有再变成富人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敏早期革命经费是靠打土豪方式夺取地主土豪的“浮财”，但根据地巩固以后基本无“浮财”可打，不足以支撑军费，最后还是转而依靠发展经济筹集军费。可见，这种张力在当时也是确实存在。第二，“大义灭亲”的传统思想与爱民亲民的革命实践。方志敏在和代表反动势力的叔叔斗争时，将其捕获并杀掉。这在当时是正义之举，即所谓的大义灭亲。个人“小义”服从民族“大义”的传统思想在大多数中国人思想中都是存在的，大义灭亲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中国具有正当性。在革命实践中，方志敏爱民亲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民难，谋求发展保民生，医疗卫生保障人民的健康等彰显爱民本色，坚持群众路线尽显亲民作风。服从大义还是服从“小义”现在成了争议的问题。在虐杀一只猫都会遭到同仇敌忾和“人肉”搜索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回应和解释。第三，“创造”精神与发行股票。方志敏的“创造”精神除了体现在创造了红色革命武装力量的形态和斗争方式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这在我国革命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他受教会教育从而具有现代经济发展思想的体现。问题是，这种发行股票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创造，因为股票在西方早已有之。更为根本的是，方志敏发行股票是为了消灭剥削———共产主义理想，而反对剥削是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的主流话语，因此，消灭剥削是方志敏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也是他在革命时期消灭地主和剥夺资本家财产的重要依据。不过，按股分红无论如何在当时是具有剥削意义，只是为了穷苦百姓服务才具有正当性。这种“创造”精神、“消灭剥削”的理想与实践确实存在内在张力的。正如方志敏曾指出苏维埃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民主与独裁在他心中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是方志敏精神中受传统思想影响和现代思想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面。第四，“清贫”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方志敏的《清贫》为世人所熟知，可以说方志敏毕其一生都在实践清贫思想，“清贫”也是方志敏思想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分。而问题是，作为带领群众致富，目标是共同富裕的领导人终身保持清贫，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党员包括党员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富裕以后，成了党员干部又如何保持清贫？其中的内在张力显而易见。虽然现在有学者在重新解释方志敏的清贫其实是节俭等意思，并不是说要一贫如洗等，但方志敏著作中清贫的原意是难以得出或推论出这种解释的。不过，从学者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可以看出其张力所在。也就是，党员干部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需要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但是，党员干部也要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也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提高。第五，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与尊重西方人的日常实践。方志敏是非常爱国的，从他著名的《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赤子之心。他在求学过程中对教会学校的反抗，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过，他对洋人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对压迫中国人的洋人特别憎恨，怀着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他在教会学校求学时，是平等地对待教会老师，也认为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不过，有时也会走向极端。比如，在南伟烈学校读书时，对有人见到洋牧师和外籍教员鞠躬敬礼等行为比较反感。我们要反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人，但对外国人起码的尊重并不能指责，也不等于崇洋媚外。
三、方志敏精神和实践张力的理论解释
方志敏出生与成长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结构，根源在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发展与贫困的文化冲突，继而导致的角色冲突。方志敏的一生，其实是和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乃至整个国家奋发图强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个人的生命与中国时代紧密相连。从他的人生经历看，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追求。比如上工业学校，期望通过工业救国；上教会学校，学习现代文化；参加革命，争取民族富强。可以说他的探索中国现代化和救国之路，与洋务运动以来的林则徐、张之洞等人是一样的，都希望实业救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们的富裕，只是寻找到的道路与他们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的时空环境，影响着方志敏的人生抉择和个人命运。当然，个人的生命也不一定是随着历史潮流裹挟而下，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生命历程理论也认为，个体具有能动性。这在方志敏身上表现甚为明显。从上学开始，他就一直在反抗旧制度，反抗洋人，学习和探索救国之路，寻求新思想，探索新道路，希冀获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现代化。同时，他的人生又与其他人特别是亲人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方志敏生长于贫困的家庭，而在社会大多数人底层民众贫困交加的年代，对贫穷有深刻体会的人自然会有帮助贫穷百姓的愿望与理想。相反，就会对剥削穷人的地主会有着仇恨，甚至于对非常看好他的义父也毫不留情。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革命早期会去打地主的“浮财”。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均贫富”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都深刻地影响着方志敏，双重文化决定着其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可以说，从李自成到洪秀全再到孙中山，都提出过“均田地”的主张，处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对贫穷有着深刻体会的人这种思想尤其严重。在本质上区别于以上人物的方志敏从小的教育———私塾自然会受到传统思想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消灭地主。但共同富裕、勤劳致富在传统文化中也占重要成分，中国历来就有同情弱者、穷人有理的主流文化，富人为富不仁在民间故事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固定形象。这样，方志敏的“共同富裕”理想，通过消灭富人然后再使穷人富裕的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一方面反对剥削；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发行股票———剥削方式来追求富裕，内在文化根源也是一样的。当西方列强在近代瓜分中国后，中国人看到了其现代化的一面，同时又对他们非常憎恨，才会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其实，这种思想在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对西方既爱又恨。所以，对西方的一些思想和物质，人们都非常喜欢，对传教士等洋人却又十分憎恨，其中，义和团的行为是近代最为典型的表现。在中国历来也有清官情节，觉得为官应该清廉。清官海瑞家无钱财，一贫如洗，办事公平公正，成为了中国一些官员的标杆，或者是官方宣传的榜样。显然，受多年传统文化教育和家庭社会化的方志敏不可能不受这些思想影响，所以，清贫就是当官要清廉，保持贫穷。当处于传统与现代文化激烈碰撞年代的方志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是无意识的，因为文化的影响本身就是不知不觉的。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在相同的社会情境、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下的人，个体的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等的制约，从而表现出相同特征。因此，现在的我们如果处于当时的情境，行为也会有方志敏一样的行为，只是程度上和方向上有差别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影响我国的社会思潮增多，人们的观念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人们用现代的眼光来评价生活于百年前的方志敏时，出现争议就非常正常，但又有诸多局限。因为两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价值规范和财富观念相差很大，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人道主义的相互关爱得到提倡；财富分配观念发生巨大转变；适度的贫富差距得到理解，甚至成为当下的一种激励手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还写入宪法；按贡献分配的分配观深入人心，越穷越有理观念受到反思。随着市场经济理论为人们所熟知，人们的勤俭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味节俭对经济发展不利，适度消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基本成为了共识。那么，官员和百姓一样应该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水平同样得到提高，而不是清贫，而且，最重要的是办事公平公正，依法治国是最重要的标准，个人魅力式的标准日渐式微。显然，我们对方志敏的评价用今天的标准有失偏颇，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才不会对方志敏包括那同一代的人求全责备。方志敏的贡献是无可非议，即使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问题是，哪一代的人又不存在不足呢？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仍然处于双重文化冲突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犹存。虽然中西文化冲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但矛盾性影响仍然无处不在。比如，我们一边过圣诞节，一边宣扬保持传统文化；一边主张平等，一边迷恋特权。这些矛盾行为的背后何偿又不反映着我们这一代人思想深处的困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遇到的文化交汇与方志敏遇到的文化碰撞，虽然激烈程度不同，但又极其类似，当年方志敏遇到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正在遇到的问题。当社会转型成功以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将我们对方志敏那一代人的评价来评价我们呢？答案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是责难，甚至是恶意攻击处于双重文化之下的方志敏，我们又如何走出过去？
四、结语
本文用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与双重文化理论分析了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张力本质上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方志敏个体生命历程，无论是求学经历，还是革命经历，都与近代中国社会被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过程密切相关。他的人生经历反映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面貌，也反映着中国人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艰难探索。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一方面传统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甚至有的经过政府宣传深入人心，两种文化冲撞的结果是，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导致行为上的矛盾，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中国的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发展显得不合时宜，但新的道德标准又没有确立，成为当时整个社会行为矛盾的根源。改革开放后，我们又重新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之中，我们其实也面对着当年方志敏面对的同样问题。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道德标准得到人们认同，一些传统道德经过反思，已经被人们认为不符合人道精神。比如当年的大义灭亲，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到现在则要讲人道主义。因此，在革命时期，方志敏大义灭亲的正当事件在当下出现争议。其实，当年如果方志敏不大义灭亲，他有可能就被他叔叔给“大义灭亲”了，当时的文化就是如此，阶级状况就是如此，绝对不是方志敏的不足。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即要看历史人物在当时贡献了什么，而不是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他们。我们评价方志敏应该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去，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价他。否则，我们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能是求全责备，这对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不公正的。其实，对处于双重文化中的方志敏争议事件的分析，不但有利于正确认识方志敏，也对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我们自身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认识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张力，也是正确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在当下的一些矛盾行为？比如一边过圣诞节，一边在抵制西方文化，只有正确认识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思考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虽小，但这背后决定着我们国家现代化道路如何走的问题，毕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由我们每个中国人共同决定，取决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聂洪辉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