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宪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方文化，也是一种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自1949年建国后一直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仅就其作为一种文化经验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思想对我国的文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甚深，其对物质客体的尊重，对精神主体的扬弃，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思想领域中全面现实主义化的精神取向，实践美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提出并得到发展的。另外，唯物主义对神圣、神秘性力量的驱逐跟中国儒家文化中固有的“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传统相吻合，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文化中“自然主义的与非宗教的成分”［2］。二是马克思主义把艺术看作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艺术并非是自律而自足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属性及政治内涵，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与日常现实生活的审美经验紧相联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重视对我国文化亦产生重要影响。底层民众作为边缘群体，在过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马克思主义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现代社会的文化诉求，即对大众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和文化主体的重视。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底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趣味开始在中国文艺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和表现，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化中特有的人民美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对劳动解放的强调，对人作为自身最高目的的吁求，这些都具有永恒而积极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实，甚至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一般来说，儒家文化是一套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本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它以格物致知始，终于内圣外王之道。但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儒家文化并不以功利境界为最高，而以天地境界为终极追求。冯友兰故此说儒家亦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有形而上学的冲动。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受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专制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必须作为衰朽之物受到摧毁。虽然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20世纪依然坚守儒家的文化阵地，但从整体看，正像余英时所说，以熊十力及其门人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续的只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系的心学而已。他们强调“心体”和“道体”的哲学本体地位，重视体道的“体证”功夫，并认为从道统可开出政统和学统。
新儒家的学术努力是有目共睹并有积极意义的，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思想支持与价值保证。在当代，儒家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儒家文化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儒家伦理文化是否与工业化企业精神相契合。对此，钱穆和林毓生都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不仅不相对立，儒家的价值系统完全可以经过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杜维明亦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完全可以和流行于西方的世俗人文主义形成对话，并对之进行有力地补充。客观来说，儒家以“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泛道德主义观念、“以天为则”为基质的“天人合一”理念，以及“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及“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坚持“为学”对于人性自我完善的决定意义，以及强调“知行合一”的行动主义精神，都是儒家文化至今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晚年的冯友兰更进一步认识到，“儒学作为一个确实的文化存在，有助于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2］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人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存在，其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大众文化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文化形态。长期以来，大众文化饱受批评，苏珊•桑塔格愤愤不平地说:“大众文化(甚至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归于这一范畴)的作品之所以被看得一钱不值，是因为它们是被大量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带有个性的痕迹———是为那些没有多少个性特征的观众之作的大路货。”
桑塔格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强调大众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性，而是看到了大众文化作品的“物品”特性，并认为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特性。桑塔格甚至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3］(P329)桑塔格由此否定了关于艺术必须是生命个性自由表达的观点，否定了艺术仅仅是思想和道德情感表现的观念，从而肯定了当代艺术的“物品”特性及“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只是面对盛行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陶东风还是表现出了其忧心忡忡的文化忧虑。在《畸形的世俗化是现时代的病症》一文中，陶东风指出，当前盛行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实在令人堪忧，因为这种文化是以对公共世界的疏离，对封闭性私密经验的迷恋，以及对物质文化的消费及身体快感的无限度追求为特征的。按照陶东风的原话，当代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深度结合。”由此陶东风提醒我们说，在当前“一个亟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却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未免滑稽与悲哀。”［4］陶东风的文化忧虑及政治关切是切中时弊的，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提出的，亦是从另一个向度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作出的深刻反思及批判。
地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作用，往往被研究中国当代文化格局的人们所忽视。其实，对生活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人们来说，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生动的场域和语境，往往具有深刻的精神构成性，会无意识地影响和宰制人们的语言和行动、思维模式及精神想象，甚至生活方式。因此，地域并非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个充满了情感和想象、记忆与欲望的场所。正像加斯通•巴歇拉和一些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均质而虚空的空间里，而是相反，我们是生活在充满了种种质的空间，也许还是幻想出没的空间。”［5］这些独特的空间藏匿着巨大的激情与个性，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情感方式，而人们也往往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对生命个体进行文化想象和情感定位。就这个意义而言，地域文化也许比其他文化对人的精神塑造作用更大。就当代中国而言，鲜明的地域文化主要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秦陇文化、东北文化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精神个性，因此，我们必须以严肃的眼光对之进行文化审视。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有“灵晕”特质的文化遗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就其对人的精神影响而言，因其影响力有限，恕不赘叙。
作者：程勇真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