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张居正，都是普通人，其境界也许与一个真心助人的乞丐并无二致。通过一些文献，我们已经了解，康生的书法水平不比伟大领袖毛泽东差，其绘画水平甚至超过国画大师齐白石，其鉴赏古董的水平相较任何一位专家都更高一些。但与他的文学、艺术水平相较，康生的精神境界如何呢？著名作家龙应台曾提及，在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那些技艺娴熟的犹太籍音乐家们，会接受纳粹的要求，拉着优美的小提琴曲，送自己的犹太籍同胞走进毒气室。龙应台也指出，“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4]纵观文学史，我们能够找到的此类例证也比比皆是。文品、诗品都极高的元稹和白居易，其人生境界、精神世界，其实是应该让人唾弃的。元稹对“莹莹”最终是“始乱终弃”，而白居易则是一个蓄养家妓、雏妓的文人。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合理解释这样的现象，却去空谈什么文学的“应如何”的引领作用，不是一种王婆卖瓜式的自矜，就是一种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抑或是一种把文学真的当作准宗教的神秘化思维方式在作怪。这个问题，从文学理论教学的角度，就是要给文学理论教育、教学，包括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第一，文学的作用如何，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就能说明白的问题，更不是把文学无限拔高、架空、“高蹈”，就可以解决问题。文学教育的效果，恰恰与其扎根现实的内容息息相关。
许多中学生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多读琼瑶作品，就是觉得这个社会太复杂，而孩子看了那么单纯的作品，将来真正恋爱、成家后，会很失望。这似乎与几千年前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其“理想国”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诗歌、文学都是在摹仿本就虚假的现实，是“影子的影子”，是虚假的“幻想”，所以，诗人、作家都是在欺骗、撒谎。虽然柏拉图的观点现在看来有错误，但对我们的启发也不容置疑。就像我们谈到的琼瑶，其作品文笔再好，境界再高，只要脱离现实土壤的滋润，脱离了历史境遇与具体的生存现状，就可能成为一种麻痹人们神经的慢性毒药。文学理论的教学，如果一味灌输一种所谓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精神本体”、“超越性”，只能是一种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东西。第二，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接受者会对其有不同的反映。那种把文学看作是精神世界的东西的人，大多也不过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逃避态度而已，并非如许多人所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文学既不是一种“玩意儿”，仅供所谓“娱乐至死”者们去消遣、把玩的娱乐、消费品；也不仅是一种知识、品质教育的载体，让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不是一种神秘的所谓“诗意地栖居”之地。具体是什么，要看接受者具体的接受情境。接受者的接受情境，绝不能单纯以文学自身的境界高低去考量，而是要扎根纷繁复杂的社会。因为许多所谓高境界的文学，也不过是一种“高蹈”，是一种在无奈现实面前的逃避态度，我们上边已经阐释的很清楚。也即是说，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位读者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状态，不是文学能够去改变的。恰恰相反，是“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怎么样”，才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文学”。那些所谓“精神家园”的文学，“精神本体”、“超越性”的创作，也不过是对付、解决那位作家所遇到的社会现实的“某一种方式”而已，并且大多数时候还是无奈、逃避的解决方式。第三，文学教育、文学理论教育能够提升的，根本不是人的“精神境界”，不是把接受者带到一种对人生“应如何”的轨道，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修养、趣味，再高一些，是一种清醒。
文学教育，大多时候，就是在培养这种修养，与真正的“高境界”、“精神本体”，还远远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修养，元稹、白居易有，康生同样有，纳粹分子也有。而真正“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应如何”的思考、道德水平的教育：一要看具体文学的内容；二要看社会教育的综合状况。这种状况对此时此刻、现实存在的普遍价值观念，社会整体的风气、诚信度，法治、契约的实现度，以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导向，包括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经济与政治的契合度等的依赖性，远远地要大于对文学理论教育本身的依赖。文学教育、文学理论教育在其中的定位，应该说可以推波助澜，但真的不是就能让一个人提升到了如康德所言的，能够把道德、境界看作“绝对律令”水平的高度。更何况，康德的那个道德律，其实也是很神秘的，如他自己所言，就像头顶的星空一样神秘。这种脱离了现实依据的神秘，绝不是文学理论教育、教学所要指引的方向。一个人真正高境界的精神世界，真的很复杂，不是片面的文学教育就能够实现的。所以，“精神本体”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精神”神秘时候也成不了“本体”。本体，永远是我们看到的、身处其中的繁琐的、平凡乃至平庸的社会存在、社会现实。离开了对社会现实、人生百态的干预、改造，那个所谓的精神境界，怎么能毫无依托地存在呢？我们并不反对文学理论的教学、教材的编纂，要将文学的超越性、精神皈依性指出，并加以强调。但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反历史、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实际的所谓纯粹的精神本体，那不但没有正确概括文学史上那些精神高蹈的作家们的“苦闷”与“超脱”，更架空了现在的文学。从根本上说，离开了唯物史观去单纯地强调精神境界，带来的不是文学教育、文学理论教学的去蔽与澄明，相反，会把文学理论教学带入一种茫然境地。
作者：王金山 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