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在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库兹涅茨(S.S.Kuznets)。Kuznets(1955)提出的“倒U型理论”，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间的一般关系，从而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逻辑起点。此后，Adelman和Morris(1973)进一步发现:“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是决定收入分配形式的基本要素”。国内学者毕先萍和简新华(2002)曾就国内情况进行过早期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转型期，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在改革和发展中结构性反差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有关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多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城市为例，Glickman和Glasmeier(1989)发现，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虽然呈较快增长，但大部分制造业岗位收入增长缓慢。Harrison和Bluestone(1988)则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城市中众多制造业岗位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六十年代。Sheets等(1987)还发现，美国经济较快增长的70～80年代，多个服务行业的扩张反而扩大了处于贫困工资水平以下的就业规模。此外，Sonobe(1993)通过对日本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指出，在八十年代，当日本东京向新经济转变时，城市中心的高薪群体和低薪群体呈现出共同扩张态势，然而中间收入群体却持续收缩。对上述现象背后机制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主要归因于产业结构转变前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转换(Sassen，2012)。Sassen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有效削弱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得益于建立了以大宗生产和大众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内在的需要庞大中产阶层的崛起，进而促进向大宗生产和大众消费方式的循环集中，并最终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但随着七十年代之后以专业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服务经济崛起，先前的经济制度逐步为灵活生产和个性消费所取代。城市中新型社会分工的出现，使得就业机会的两极分化愈发明显。随之造成的是，先前庞大的中产阶层要么成功跻身为前者，要么逐步沦落为后者。新的经济制度在推动新一轮国民经济增长同时，也迅速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该趋势在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相继完成后工业化改造之后尤其明显。由于国内服务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就产业结构转变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该问题尚无清晰定论。除了引言中提到的冯素杰(2008)、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外，丁元等(2014)发现:“就全国而言，静态分析表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增加将分别缩小、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而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二、三产就业人员增加在未来都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参考罗军(2008)、陈娟和李文辉(2014)。由于相对土地、劳动力、实物资本等传统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而言，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新趋势背景下，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的基础条件。因此，进行产业结构转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就不能忽视人力资本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与人力资本有关的经济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Quesnay)。魁奈在1759年前后曾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人类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创造因素’。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委内瑞拉经济学家里卡多•霍斯曼等学者研究认为，在由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服务环节转变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决定因素(Ｒ.Hausmanetal.，2007)。国内学者靳卫东(2010)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变的基础，两者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的不匹配，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的研究，则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之间建立起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并对这一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当前国内各地区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将给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展开研究。
二、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度量
本文研究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7)数据。CHIP(2007)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跟踪调查，第二部分则来源于项目组问卷调查。鉴于1988年①开始，城市中流动人口急剧增加②，为了对产业结构转变影响下的城市收入分配趋势做出全面反映，本文在上述第二部分数据范围内③，将城镇住户样本和农村－城镇住户样本进行了合并。两部分样本共包含有效样本量13563个④。
(一)产业间收入差距
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分位数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对低收入群体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特征进行连续跟踪，从而解决了平均意义下不同收入群体可能出现的收入异质性问题。借助分位数比较的方法，本文对产业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图1显示:在低收入群体和中间收入群体中，服务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明显低于制造业，且收入水平越低，这种差距越是明显;而在高收入群体中，不同于发达国家当初呈现出的特点，国内服务业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优势并不明显。上述产业间的工资差异，不论是对国内东部沿海城市而言，还是对中西部内陆城市而言，都同时存在。
(二)区域内与产业内收入差距
分位数比较的方法，虽然可以对产业间各个收入群体的工资差异进行直观显示，但要对产业内收入差距进行准确度量，还应借助基尼系数。
三、分位数回归:模型构建及结果报告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对工资收入的实证建立在Mincer(1973)①‘工资收入－人力资本’经典方程基础之上。基于明赛尔的人力资本理论②，教育和工作经验成为文中刻画人力资本水平的核心指标。而在后文进行的反事实分解中，之所以能够将‘变量差异’作为描述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指标，也正是因为方程构建在上述理论之上。
(二)回归结果报告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到的产业间工资收入回归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以东部城市服务业为例进行报告)。从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潜在工作经验、潜在工作经验的平方、性别、健康状况、职业状况、户籍状况等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经验事实高度吻合。其中，‘潜在工作经验的平方’系数为负，说明‘潜在工作经验’对工资的拉动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此外，‘所有制属性’对东部城市服务业两组高收入群体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不考虑显著性前提下，最高一组前的回归系数甚至为负)，说明对服务业中的高收入群体而言，公有制带来的工资溢价已不明显，甚至呈现出某种抑制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果与本地区制造业得到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而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也有所差异(限于研究的重点和篇幅，对回归结果的经济分析将另文撰述)。大部分变量回归系数均能较好得通过显著性检验，截面数据的拟合优度也较为理想，回归结果可以用于接下来的反事实分解。
四、反事实分解及分解差异比较
上文提到的分位数回归方法，虽然可以全面揭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各个枚举分位点上的影响，但是该方法却只能反映前者对后者条件分布的整体效应，而不能反映前者变动对后者变动的边际效应。反事实分解方法的出现，很好地弥补了该缺陷。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要想观察协变量X数量分布对因变量Y工资分布的边际影响，需要将分位数回归得出的工资条件分布转换为无条件分布或者边缘密度函数。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构造所需要的反事实分布进行相关研究。本文中的反事实分解①，采用的是MM2005方法②。该方法在本文中又是基于Ｒ语言实现的。Ｒ编程的关键是加载并调用‘quantreg’包，目前CＲAN(ComprehensiveＲArchiveNetwork，“泛Ｒ档案网络”)面向中国大陆共开放4个镜像站点，均支持对quantreg的加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来到产业结构转变窗口期的国内城市，内部产业结构转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曾经的历史进程显著不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变，得益于当初后工业化促成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重构、全球化引起的产业链国际分工，以及新兴产业推动的跨行业技术进步。在上述条件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变可被视为是市场机制的自发结果。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比较效率在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内部平均工资的持续增长。而对处于转变窗口期的国内城市而言，显然并不完全具备上述有利条件。后发劣势①甚至使得上述条件转化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无可回避的不利条件。这就提出对当前国内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将给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要有准确掌握和判断。读者也许会自然联想到，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是否会给国内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带来差异化的影响?结合前文对国内各地区产业间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测算，本文认为:东部沿海城市由于已来到服务业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显现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推进的服务化产业结构转变战略，在造成未来城市内部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同时，也将推动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的提升;而中西部城市由于还普遍处在制造业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凸显的工业化中期，若在此阶段片面追求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将不仅会造成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会严重拖累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从而陷入“产业结构转变陷阱”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为确保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国内城市劳动者工资收入能够持续较快增长。本文建议，各地区应以准确把握当地产业间人力资本比较优势为前提，顺势寻找适合本地区的有效产业结构转变路径。具体而言，在分工演进和人力资本进步基础上:东部沿海城市可积极选择专业服务业或先进制造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产业抓手，但要对自主发展和融合发展给予足够重视;中西部内陆城市还应继续倚重制造业内部的挖潜改造，从而为将来势必迎来的服务化结构转变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此外，在转变过程中，政府应扮演因势利导而非强行主导的角色。建议政府应在以下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破除收入分配不合理秩序、完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做好应对未来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扩大的必要准备;二、推动有质量的教育为全体学童享有，提升职业培训、医疗保健、人口迁移等方面的服务水平，适时将人力资本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以有效解决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前述收入分配问题。
作者：马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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