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司法面临的现实矛盾
我国司法改革是顺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回应新的社会要求而提出的。更具体地说，中国司法改革是为解决中国司法面临的深层的现实矛盾而启动的。因此,认识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逻辑上必须以分析这些矛盾作为始点。第一，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依赖空前加重,而司法难以承载这样的社会使命。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这一调整的基本趋势和走向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的比重逐步增加，而国有或公有经济的比重相对降低。其次，由于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影响也明显弱化,无论在覆盖社会生活的范围上，抑或在对社会成员制约程度上都远异于先前。在此情况下，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重心更主要转移到国家或权威的力量之上。而在国家或权威这一要素中，司法的作用愈先突出，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依赖空前加重。第二,中国社会资源配置及经济运行方式巳发生重要变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形成与发展要求司法维护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秩序，而司法在这方面则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革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制。直至90年代末，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运行中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已大体形成。作为普遍性的实践与经验，市场经济必须在确定的制度框架中存在和发展；特定的制度是市场主体理性预期的重要依据。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形成与发展，司法机构虽然在姿态上的回应是，论积极的，但从总体上看，司法实践依然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第三，社会变革中各阶层以及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而现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提交给司法机构,司法机构对矛盾诸方面的顾及使其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常常处于遮她地位。社会变革在本质上是各阶层、各主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不可能都获得“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次优”效应?，即便在获得这种效应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不同阶层、不同罾主体比较利益的优劣与多寡问题。这就决定了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各阶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在法律覆盖社会生活主要过程的情况下,这些矛盾和冲突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应受或可受法律评价的法律事实。不仅如此，当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境地时，矛盾或冲突主体也倾向于司法解决。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司法在处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时受制并顾及多方面的压力，从而难以坚守自己应有的法律立场。第四，司法的内在资源严重不足，同时又缺少足够而稳定的外部资源供给保障，司法机构自给机制不能形成，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司法行为的偏差。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即人、财、物，基本上来自于司法体制之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外部资源的供给,即不充分，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在内的外部资源提供的实际状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机构与同级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礎商。司法机构过渡依赖外部资源供给，自给机制不能形成，这种状态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司法地方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其二，司法机构及其成员腐败现象的滋生。司法面临的前述诸种现实矛盾，最终、最直接、最集中反映在一定事实或现象上，司法对于社会主体的权利保护不充分和不完善。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实际上我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其要害是司法独立问题[2]。抓住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当然，司法改革除了改革现行体制以确保司法独立以外，还应当进行其他配套改革。第一，牢牢把握司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髙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化职权配置”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最大难点,它涉及打破既有司法权力配置的格局、合理调整和配置司法权这一重大问题，对此需要进行广泛深入且细致的调査研究和论证。“规范司法行为”的重点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解决“为谁司法、靠谁司法、怎样司法”的政治立场、法治意识、群众观念问题。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创造条件。“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既有司法要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形成的，增加并强调司法“权威”是对司法规律和实践不断总结和摸索的结果，是确保司法机关能够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的历史重任的需要。树立和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度和权威，是由法治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在建立冤案、错案追究制度的同时，建立司法权威更不容忽视。第二,建立法官、检察官不可更换制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在人事、财政上隔绝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工作的干涉和影响。推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独立”，保证“司法公正"又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为有效地排除地方党政机关由于握有司法机关的人权和财权而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和影k响，最佳解决方案是建立法官、检察官不可更换制。即法官、检察官一经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应一直任职至退休,任何机关和任何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撤换其职务或对其职务做出不利于他的变动。其中，对法官、检察官的弹劾，应由其所在的法官或检察院提出；对法院院长或检察院院长的弹劾，则应由上一级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提出,并均由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再由最髙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按人数和地区逐级下拨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切断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司法独立提供了可靠保证。第三,打破司法机关集体决策的陈规，实行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以保证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落实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司法独立实际上就是指法官独立,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司法原则之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者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法官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事及监督者，任何司法体系或任何不同等级的司法组织，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地宣告其判决[3]。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实行集体决策制度，虽然有利于集思广益，防止法官、检察官个人主观揸断，但同时亦容易造成行动迟缓、办理案件久拖不决和效率低下。因此只有尽快改变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实行集体决策的做法，转而实行行动迅速、责任明确、压力巨大的法官、检察官个人责任制，才能革除上述弊端。同时，为保证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应尽快取消审判工作中的案件请示制度。第四，改革审级制度与管辖制度，以维护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即我国人民法院的设置分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四级;一个案件最多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即告终结。两审终审虽然能够保证大多数案件得到正确处理，但上述案件处理不公，对当事人来讲其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对社会来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将因此受到巨大损害；有鉴于此，应借鉴世界上较多国家的做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1)可以保证绝大多数案件得到正确处理;(2)将更加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监督；(3)可以有效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4)可以对一、二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发挥有力的约束作用。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必须按照法律关于管辖的规定进行。如果确立并实行三审终审制而仍执行现行的级别管辖制度，则必将使最髙人民法院审判大量的第三审案件而不堪负担。
另一方面，在不改变法院现有设置和现行体制的情况下，为有效地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的干涉和影响，应当对级别管辖的规定做出相应的修改，以使两个或多个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经济案件可以上诉到最髙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第三审审判。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应作以下两项修改：一是除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案件外，其余所有刑事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审判；二是两个或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经济均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审判，但个人之间发生的民事案件(如离婚、继承、名誉权、肖像权等纠纷)除外。第五，实行配套改革，建立司法独立的保障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司法腐败。建立法官、检察官不可更换制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实行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以论及改革审级制度和管辖制度，只是解决了影响司法独立的主要问题，而并未解决司法工作存在的全部问题，因此，还必须进行配套改革，建立司法独立的监督保障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有现关配套改革不应只限于司法体制内部，而应从更广大的范围加以考虑。一是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并改革其任用制度。二是实行地区回避和定期异地任职制度。三是建立法官、检法查官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四是建立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五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的生活保障制度和犯罪从重处罚制度。
作者：王金利 张立纳 单位：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
相关专题：青岛理工大学 云南课程教材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