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观日益趋同
以现代传媒为标志的大众文化，不论是电台、电影、电视等老媒体，还是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都可以使民族间文化密切交流。以“文革”前17年所拍摄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为例，很多是对革命战争的回忆，或者出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需要，拍摄了很多关于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的电影。那个时候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与同时代汉族题材所拍摄的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是反映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少数民族电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除《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少数电影成为经典佳作外，其他的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新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新中国政治的组成部分，它在为中国百姓提供意识形态想象的同时，也为中国主流政治塑造审美形象。”［3］即使这样，电影已成为民族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途径，它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很大的相同性，进而实现民族间在价值观方面的认同。新媒体时代，网络快速地把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手机给人提供无所不在的沟通，电视不断地在告知公众引领时尚，大众文化通过传媒方式把时代最新发展动态传递给所有受众。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代表变化着的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表征着特定时代的道德标准，传播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很强的辐射性，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新着民族文化的内涵，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大众文化通过不同媒体传播，起到了规范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作用。随着大众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各少数民族在思想、观念日渐与主流社会价值观趋向一致。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从原住民角度分析，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人生观、价值观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但由于受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影响，特别是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主流媒体的扩散性传播，各民族的价值观正在逐步趋同。2012年，我们利用假期对内蒙古自治区一个以蒙古族为主的旗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52%的被调查者认为，广播、电视对该地区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影响最大;53%的被调查者认为，听广播，看电视，上网对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恋爱婚姻、夫妻关系”等方面改变较大。另外，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对于主流媒体传播的普遍价值标准，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知识改变命运”，“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集体利益至上”，“普及科学、勤劳致富”等观念，有91%的被调查者表示认同，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接受新生事物快，大部分都有离开居住地的经历或者准备彻底离开，他们有的去相对发达的地方打工，有的去外地上大学，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与其他民族年轻人的追求基本一致。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如“自给自足、故土难离、不事商贾”等基本持否定态度，追求“成功、财富、交往”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可以说，大众文化的渗透使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与时俱进的特征，进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民族文化变迁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影响之下，民族文化的变迁呈现加速的态势”［4］，这种大众文化的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另外研究表明，“电视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水平流动”，在此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向上流动”［5］。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自然会促进民族间交往的增多，最终实现各民族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创造的丰富灿烂、形式多样的地域文化，往往通过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节日、图腾等表现出来，是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产物，是民族文化延续和传承的载体。民族习俗是少数民族族群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共同约定俗成并具有特定内涵的行为规范，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功能。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文化的发展必然以大众文化方式出现，电视节目的多样化，网络的普及，沟通手段日渐多元，就是在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过去阻碍人们交流的壁垒也正在消除，人们的活动多受到由互联网所传送信息的控制和影响。大众文化无形构筑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共同性方向，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也在大众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着深刻变化。调查发现，有48%的被调查者认为，近几年蒙古族的文艺形式如民族歌舞、好来宝等有比较大的变化，原因之一“受到广播、电视中关于现代文化艺术传播方式的影响，同时民族民间艺术也要通过广播、电视的形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受众分享”;有73%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受大众传媒的影响，民族节日、风俗均发生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节日程序不断简约，节日仪式简单，节日活动项目减少，节日持续时间缩短”。可见，少数民族艺术通过大众文化形式得以展现和丰富，少数民族风俗也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大众文化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为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究其行为规范生成发展的动因，主要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形成相统一，对族群内部有较强的约束力和稳定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大众文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更新。比如，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妇女，很少有人带着面纱出门上路，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也只有在个别场合才穿蒙古袍。少数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女士穿短裙或现代时尚装，男士穿西装、打领带、与人交往行握手礼已经是普通现象。在我们进行的调查中，60%的受访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了大众文化所引领的“时尚文化”;94%的少数民族平时很少穿本民族服装(如蒙古袍)，日常着装以“汉民族服装”或者“现代时尚装”为主，其中主要的是“受到电视广告，或都市文化的影响”;78%的被调查者认为，近几年少数民族饮食习惯有了较大变化，如“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肉食为主、蔬菜为辅”等传统饮食习惯正在改变，改变的原因主要与“报纸、广播、电视中关于健康饮食的宣传报道有关”。随着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户户通”工程的全面落实，少数民族的行为规范还会出现更多更大的变化。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媒推广大多数人认可的语言，进而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在中国境内，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能够听懂或者会说汉语普通话，主流杂志、报纸促进了汉语普通话的推广，电影、电视、电台和网络使汉语普通话成为最熟悉的声音，大众媒体成为不同民族人们观察世界的共同工具和视角。通过大众传媒长期的传播，人们耳濡目染地熟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形式，在相互交流中实现了文化认同，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实现了文化自觉。可以说，大众文化促使少数民族成员主动地接触其他民族文化，通过强化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以唤起少数民族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知道，文化自觉最早是费孝通教授提出来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6］。文化自觉就是指文化转型的创新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借鉴、交流和融合。社会的开放和人际交往的活络，民族间文化自然会发生相互交流碰撞，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形成一定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也要通过大众文化形式，使用广播、电视、网络甚至广告等现代传媒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现实价值和现代转型。如内蒙古自治区所倡导的草原文化，就是通过电影、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形式，在宣传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同时，证明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借以实现民族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传承和飞跃。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以实现转型。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千百年来延续着久远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现代传媒影响下，固有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文化样式必然要转型，在文化转型中实现文化自觉。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通过大众文化的形式，化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找到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路径，如学者刘啸霆所言:“首先确认未来价值和未来的他者在当下存在的合法性，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由未来出发解读人类当下生存的合理性。”［7］这就需要采取走出去战略，从内心深处理解本民族文化实现大众化的重要性，从而自觉自愿地保护、传承和创新本民族文化。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现代化、产业化的主要载体，自然会采取全新视野整合不同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使用现代传媒的语境表达，顺应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现代诠释。即使是在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中处于弱势，也要做到从自身文化实际出发，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弱点，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如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建立自己的文化圈，通过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进而增进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成为少数民族文化自觉的内在动力。大众文化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至上的原则，是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领域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信息技术支撑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媒形式，主要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以大众文化方式，如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与外界主动交往，建立一种有效的交换机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文化市场，逐步盘活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把文化传承和群众的现实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通过发展旅游餐饮，体会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等形式，以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内蒙古草原文化就是通过参观天然草原，体会美好风光;住蒙古包，体会牧人生活情境;唱草原歌曲，了解草原的宽阔、包容;喝马奶酒，了解蒙古族人的好客;通过那达慕及赛马、摔跤等，了解丰富多彩的草原生活。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大力宣传草原文化，把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经过大众文化的包装推向市场，使内蒙古成为少数民族的文化大区，进而促进牧区经济的转型。
三、平等氛围有利于实现文化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新技术、新方法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新的发展走向。在信息时代，人们面对大众媒体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性，大众文化实现了人们的平等交流，尤其是运用网络充分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搭建了平台。一般来说，越是顺应现代媒体的发展路径，就越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新构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如果我们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加以保存，只能导致文化的僵化，进而丧失发展的动力。大众文化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提炼新形式，可采取更加直观、更加形象的形式，使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内容上，除了追求真实、独特的民族性外，还要通过屏幕、镜头引起共鸣。在创作上也要有所突破，表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图腾传说和历史事件时，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采取现代的光影效果、技术剪辑，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让人们欣赏改进了的少数民族文化，以达到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同时，还要发挥其娱乐功能，通过提升市场的占有率和收视率，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突破口和创新点，在与大众文化的交融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升华。大众文化有利于公共交往空间的扩大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很广，不同民族间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不同族群的人际交往空间迥异，各少数民族文化各不相同，人们遵循的是地方性和族群性的文化规定。大众文化就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路径，利科把“认同”分为“固定认同”和“叙述认同”，其中“固定认同”是少数民族从地理环境和既有传统出发形成的相对稳定自我定位;而“叙述认同”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的，会在文化的规范与预期形塑下，产生种种不同的形态［8］。在当下，“叙述认同”构建着少数民族文化，体现出发展的样式，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从过去向现在的发展脉络。这样的民族文化认同，既突出了相似的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号，也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应该是需要构建的，更是流动变化的，同时也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特点。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固定认同”，就可能使其与时代脱节，难有新的突破，长此下去势必导致各少数民族文化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甚至被逼退出历史舞台。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在平等的文化交往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振兴，自觉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赋予少数民族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创新，也有利于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四、少数民族文化的迷失
尽管大众文化能够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但由于它强势的表现形式，独特的话语内容，工业化的运作模式，消费至上的经营理念，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认同中的迷失。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说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文化圈，少数民族文化凝结着少数民族人群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涵盖少数民族个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风俗习惯的传承，民族图腾的理解和民族禁忌的遵守。随着大众文化的冲击，人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信息沟通渠道的增多，原来意义上的地域概念逐渐被颠覆，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已经不复存在，原生态的文化语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被突破，原有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不复存在，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民族地区从原来的稳固到骤变、无序，这自然要影响少数民族个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可以说，大众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带来了机遇，也使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受到挑战，一定程度可能引发文化认同的危机。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载体，具有信息量大、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加工处理过程中，现代传媒的多元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具体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传播时追求普适性，让最广大人群认可。所以，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人群来说，带有明显的文化移入和文化渗透色彩。尤其是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或语言的少数民族，大众传媒的理念、标准、内容等，多数以社会主流文化即汉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为主，再现的也多是以汉族为主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因此大众传媒展现的现代文明、社会时尚，一定程度改变着处于相对落后和保守的少数民族陋习，同时大众传媒也在悄然消减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日渐枯竭、濒临灭亡，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正在衰落。如广西纳西族的民歌谣谚舞蹈日渐式微，老民间歌手处境艰辛，年轻的民族歌手已经断层，后继无人。过去遍布乡间的民歌歌手出口成章、信手拈来编歌斗歌的场景早已无存，听众如醉如痴的盛况也已成为往事。年轻一代往往痴迷于流行的影视歌曲，电视文化对以往的民间故事或礼俗歌谣等家庭或者村落传承方式的冲击犹如釜底抽薪。就是传统的民居、服饰、节庆等，也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岌岌可危，逐渐消失。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在一项对广西少数民族的调查中，82%的被调查者日常使用汉语，28．5%的受众对本民族传统民间文艺、歌舞、饮食习惯、节日礼俗等表示冷淡，有是甚至不喜欢或者不认同。
所有这些，大众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使少数民族文化处在困境之中。现代大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充满了激烈竞争，大众传媒的取胜之道就是想方设法迎合普通民众的文化兴趣，不断地调整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话语的表达方式，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必然要呈现流动性和易变性，以满足不断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需要。流动和易变导致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碎片化，冲击着相对稳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所以，在制定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时，要考虑大众文化趣味，通过不断调整少数民族的文化政策以适应大众文化的变化，通过改变自己的角色，实现从文化引导者变成大众文化追随者的转化。由于受利益驱使，大众文化首先要考虑的是收视率和点击率，低俗化的倾向在所难免，消费主义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安东尼·史密斯曾指出:“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上可以交换，结果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处于次要位置，并被相对化。”［9］这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提出了挑战。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也内在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劳动和实践中创造的，它承载着少数民族文化悠远的过去，记录着少数民族文化灿烂的历史。而大众文化以强势姿态迅速占领文化高地，割裂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纽带，造成少数民族文化在向现代转型中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大众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必然路径。面对大众文化要认真研究其传播方式和运行规律，通过不同的形式，借助大众文化提供的平台，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培养共同的价值观，达到文化自觉，在平等氛围中形成共同文化和共同理想，从而达到各民族团结、实现文化认同的目的。
作者：王埃亮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