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我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我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尝试，新民主主义道路、穷过渡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谬思想、集权主义思潮，都一次次的将我们推向绝境。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给我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且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2.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错与反思。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公有制理论采用“国家所有制”，但其只是照搬了“社会所有制”的经典形式，却违背了“个人联合所有”的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经济体制方面，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依照“计划经济”执行，仅仅只是照搬了“计划经济”的经典模式，却背离了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中有关“自觉社会调节”的本质特征；分配理论方面，传统的分配理论依照“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却照搬“按劳分配”的具体结论，违背了按贡献分配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内容。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明确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通过等价交换机制，竞争机制，横向信息反馈机制以及风险和利益对称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1.3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所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即采用劳动收入为主导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2.1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行大胆创新，不但允许公有制存在，而且创新的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思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以及所有制基础。2.2经济体制方面。相比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很好的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体制方面关于“自觉社会调节”的本质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及时有效配置，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自由平等，建设民主法治。2.3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四、结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需要在考虑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以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但正因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的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环境、价值体系以及利益要求，所以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我们绝不能“拿来主义”，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
作者：赵扬洲 杨班班 单位：海南大学
一、绿色经济的概念演变:三个阶段绿色经济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一)第一个阶段———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的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这一词汇最早见于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Pierce)1989年的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中。不过，他在书中并没有对绿色经济进行明确定义，仅仅是对于其蓝图进行了模糊的阐释，认为“绿色经济蓝图是从环境的角度，阐释了环境保护及改善的问题”①。纵观全书，正如皮尔斯自己所言，“我们的整个讨论都是环境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英国的环境政策”②，在这里只是借用绿色经济这一名词阐述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概念。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绿色经济一词仍然主要被环境经济学界的学者所使用，其论述的重点是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如何进行环境保护及改善，具体可见于迈克·雅各布(MichaelJacobs)等人在90年代早期的相关论文中。③它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影响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以此消除市场的外部性和治理环境的问题。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绿色经济在概念上仍然处于模糊时期，没有明确的定义，相关研究多与生态保护等绿色议题相关，主要采用文义性定义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虽然可持续发展等观点被相继提出，但是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思想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对于人类发展方式并没有根本性反思，认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只是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因此仍然只是就环境问题而论环境问题，只是希望能够采用一些新的政策手段和方法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出现的环境问题。这一思想认识同样也反映在这一阶段绿色经济的实证研究上。绿色经济一词多出现于地区案例分析和资本相互转化的文献使用中，人们试图用这一方法来克服环境问题。不过与之前相比，绿色经济的研究仍有突破:一是首先提出了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系统的经济工具，重点关注不同资本的转化和补偿。二是开始从传统的污染末端治理进入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提出采用经济激励的手段部分代替传统行政规制的方案。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绿色经济概念的关注点集中于污染治理的经济手段，强调生态系统的财富价值，目标仍然是生态系统的保护，本质上属于传统环保手段的进一步延伸。
(二)第二阶段———经济—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的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的第二阶段从2007年到2010年。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20年之后，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褐色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08年前后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为绿色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经济危机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经济政策，并将绿色低碳理念引入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财政计划之中，绿色经济也由此获得了空前关注。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在《绿色工作:在低碳、可持续的世界中实现体面工作》的工作报告中首次定义了绿色经济，即“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④。与此同时，围绕经济系统绿色化，出现了绿色新政、绿色增长、绿色投资等诸多相关概念。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绿色新政》中定义了绿色经济的相反概念“褐色经济”:依赖低能效、利用不可再生能源、高材耗、对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利用以及带来高度气候变化的风险。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向绿色经济过渡的8个关键经济议题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与绿色经济有关的8个行业⑦，这标志着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可操作性层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绿色经济研究的概念重点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转变，倾向于将绿色经济解释为“经济绿色化”的一个过程⑧，即“利用绿色发展的想法去转变生产、建设、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⑨，或者解释为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联系的一种经济模式，即“让经济增长和环境责任在一个相互加强的模式中共同运作”瑏瑠。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绿色经济的经验研究，包括对8个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估和分析。瑏瑡这种变化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提出20年之后，仍然未能遏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已经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单纯的环境治理，而是开始反思人类现有的经济模式乃至整体发展方式。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无节制发展对于经济本身也具有重大危害。因此，这一背景赋予了绿色经济更多的反思。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纷纷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点集中到新能源、循环经济、生态治理等绿色经济方面。美、欧、日等相继推出的绿色新政，也为绿色经济概念的演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绿色经济概念的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突破传统环境经济学范畴，强调经济整体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将经济增长和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相结合。二是从被动治理和防治迈向主动投资，强调以经济投资推动生态资产增长，例如对于生态工程、林业水利等的投资。事实上，这一思想在弱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时有体现，但是绿色经济理论将其很好地与应对经济衰退政策相联系。三是丰富了绿色经济概念的内容，实证阐释了绿色经济的产业部门，进一步实体化了绿色经济。总体上，这一阶段的绿色经济将生态系统目标和经济系统目标相结合，已经开始触及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并出现了具有革命性的经济发展变化萌芽。但是，这种转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挑战—应战”模式下的应激举动，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和长远性规划。
(三)第三个阶段———经济—生态—社会系统视野的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的第三阶段是从2010年至2013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仍然困扰着人类发展，成果并不显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因素的注入。201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将“里约+20”峰会的主题词之一定为:“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这标志着绿色经济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绿色经济的定义，即“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显著地降低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缺乏的经济”瑏瑢。这一定义成为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对绿色经济概念的解释。与前一阶段相比较，绿色经济的显著变化是发展目标涉及社会公平和人类发展领域。随着绿色经济理论的扩展，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一时期的概念研究已经不再将绿色经济局限在生态治理和经济增长方面，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支柱缺一不可的革命性经济模式，这也重新契合和回应了早期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强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本意。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表明:“大多数的专家和社会团体将绿色经济视作一种三支柱共同支撑的发展路径。”瑏瑣或者将绿色经济解释为一种模式或一个镜头，“用来聚焦和抓住机会，以便同时促进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实现”瑏瑤，以“通过适合当地及全球生态基础条件和长期动力的方式来组织经济”瑏瑥。可以这样认为，2010年之后的绿色经济概念的应用已经不再指向单独的环境治理经济工具或者单纯的经济绿色化过程，而是标示了一种对于现有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绿色新政实践基础之上进行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一直强调的人类发展目标相联系。在实证研究方面，新的研究关注点也集中在社会公平等维度对于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在消除贫困和帮助弱势群体等方面的作用，包容性财富的衡量，人类发展中不同部分对于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相比前一阶段，绿色经济概念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绿色经济的目标扩展至社会系统，希望促进人类幸福感与社会公平的发展，将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发展作为共同的目标。这种变化仍然是第二阶段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对于经济模式反思的继续，但是这种反思已经不再局限于将经济绿色化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而是进一步聚焦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发展目标相互协调、平衡的关系之中，是出于一种综合发展观的更深层次的变革。二是在第一阶段所关注的绿色核算方式的基础之上，从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出发，进一步完善了包含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生产函数，要求绿色经济在提高人造资本的资源生产率的同时，将投资从传统的消耗自然资本转向维护和扩展自然资本，并通过教育等方式积累和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有关研究表明，对于教育和卫生等基础设置的投资与碳排放的增长并无显著相关性。三是这一阶段的绿色经济概念已经形成了以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共同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全面经济发展概念，要求革新现有发展方式，达到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社会包容的目标，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绿色经济的概念变迁是一个随着对人类发展方式反思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从最早的生态环境治理手段，到应对经济危机的系统经济改革，再到最后成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经济—社会—生态复杂系统的人类发展模式变革。不过，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概念的划分都是对于自然的割裂。本文所述的绿色经济概念的演变阶段，并不代表某一阶段中仅具有一种模式的理论，而更多的是强调绿色经济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关键性特点。事实上，绿色经济概念的演进在时间上有很强的承继联系，目前的绿色经济概念所蕴含的意义是三个阶段不同理论共同演进的结果。
二、绿色经济的价值维度:三种导向
最新倡导的绿色经济理论的发展目标包括生态和谐、经济高效、社会包容，但受到不同理论沿革和利益导向的影响，人们对如何发展绿色经济的方法存在效率导向、规模导向和公平导向三种维度。有学者认为，从效率导向到公平导向是“从浅绿到深绿的理解”瑏瑦，有程度优劣之分。但更精细的观察可以发现，绿色经济中的三种导向事实上是并存的，体现的是一种在不同条件和不同价值取向下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发展优先性的排序，并不意味着倾向社会系统为核心的公平导向方法就一定优于倾向经济系统为核心的效率导向方法，或者反之。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塞尔邦·斯克列丘(SerbanScrieciu)所言:“绿色经济的理念对于引导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了问题的中心:通过适合当地及全球生态基础条件和长期动力的方式来组织经济。”瑏瑧绿色经济的发展，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基础、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因地制宜，有所选择地吸收效率导向、规模导向和公平导向下的理论和政策。因此，效率、规模和公平导向下的绿色经济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效率导向的绿色经济:经济系统的效率是核心
绿色经济中效率导向的发展理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主流理论延续了弱可持续性理论中允许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进行相互替换的核心观点。瑏瑨这一维度下的绿色经济倾向于通过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来解决发展问题。核心方法是促使资本由资源效率利用较低、污染排放较高的经济部门流向资源效率利用较高、污染排放较低的经济部门。在这一导向下，绿色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1)市场外部性成本的内部化。这包括对生态稀缺性的科学分析、经济分析、利益损失评估;瑏瑩运用产权等方法将生态与自然系统损失纳入市场的研究，以及对生态环境效益与支付代价有关的绿色经济财政金融体制的探索，例如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支付、货币交易税收和国际融资额度等的研究。(2)改革国民财富的经济核算方式。这包括对GDP核算不足的深入探讨;使用影子价格对自然资本、生态系统和人力资本等货币计算方式的研究;对新型财富指数框架如包容性财富等如何涵盖各类资本的研究。(3)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产业的发展。这包括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分析绿色经济增长;瑐瑠绿色产业政策设计的相关原则，例如积极和多元化的产业政策，高度适应当地地理条件的绿色产业选择等;具有责任感的合作伙伴和社区参与者;绿色技术和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以效率为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对实业界和决策层也产生了持续影响。联合国等诸多国际组织在此方案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系列迈向绿色经济的政策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建立促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保护相互影响的广泛框架性政策，包括税务、竞争政策等核心的财政、监管构架和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等。二是采用激励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使污染者付出更高代价的政策组合。政策组合包括基于价格的工具如对环境污染征税，以及非市场工具如建立规章制度和技术扶持政策等。三是直接推动关于绿色经济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提出以“全球绿色新政”来应对，倡议世界各国将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资金的1/4(约75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投入到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中，包括节能建筑、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农业和淡水等行业，以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及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2011年，在“全球绿色新政”的基础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绿色投资倡议，建议投资全球生产总值的2%用于绿化10个核心经济部门，改变发展模式，促进公共和私人资本流向低碳等领域。总的来看，效率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和实业的关注点都聚焦于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倾向于通过经济的绿色化来解决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与传统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比，这一范式下的绿色经济更多关注宏观领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并强调资本流动的效应，不仅要求单位经济产值资源强度的下降，也开始注重宏观的反弹效应。由于效率导向下的绿色经济政策更加温和，趋向于对现状的渐进改良，因而在实业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效率导向下的绿色经济理论承继了弱可持续性理论中资本可替代性的广义前提假设，必然导致关键生态资本的持续性减少，因而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批评。
(二)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生态系统的极限是核心
在新的发展语境下，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强调经济增长必须控制在地球极限或者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这一理论强调生态系统的非减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首选。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主要是控制经济的增长规模，实现经济发展与关键自然资本和污染排放的脱钩。在这一范式指导下的绿色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空间的极限。主要是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地球物质极限进行测算，也包括对地区的生态足迹测算方法进行研究，并强调要保持测量工具只关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不将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纳入评估之中，比如社会和经济。二是探讨对关键自然资本的保护政策，例如汉斯·霍赫芬(HansHoogeveen)和帕特里克·韦尔科金(PatrickVerkooijen)就曾提出了森林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众多议题，如减少贫穷、维持生计、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都息息相关，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森林管理体系来对其进行维护。瑐瑡三是控制人类消费，建立一种延长物品寿命、重复使用物品、减少物品消耗、充分实现回收的消费文化。要建立这样的文化，有时只是一次性的改变，有时则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监管、激励和惩罚来实现，比如收取税收等。以规模为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对于实业界和决策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是最早试图从规模上对污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尝试。2012年里约热内卢大会再次重申了该公约的立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在报告中声称，在没有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可再生产资源代替自然资本的能力是有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则在伦敦会议上强调，应该“找到一个全球都认同的地球界限使大家都不能逾越”。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同，这使得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方案。发达国家希望用生态规模问题限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回避自己的过度消费问题;发展中国家则批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了地球边界的突破，但是不希望用地球边界的名义约束自己的必要增长。瑐瑢总的来看，这一导向下的绿色经济的关注点更多聚焦于生态系统的规模极限，希望通过规模总量的限制迫使经济系统朝向更具效率和革新的方向发展。相比传统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强可持续性理论，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更趋向于务实，关注生态足迹等系统指标的建构，特别是在碳排放领域，初步触及了总量的控制。但是，由于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对于经济变革的要求更高、措施更加激进，使得其在具体操作中遇到了较大困难。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和其他污染物总量控制措施的匮乏，都表明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此外，生态规模标准界定的模糊，以及相关国家试图利用规模问题限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成为强可持续性绿色经济被抨击的问题所在。
(三)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社会系统公平是核心
在效率导向和规模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之外，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也受到了很多关注。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理论强调社会系统的公平是遏制生态压力扩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导向下的理论认为，规模和效率的冲突实质是人类福利优先还是生态保护优先的顺序性冲突，但是这两者可以通过社会系统的公平发展进行调和。公平导向下的绿色经济理论认为，导致目前生态压力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是因为人类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财富分布的极端不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性与平等:共享美好未来》中指出，只要用占全世界3%的粮食，就能让占当前全世界13%的营养不良人口免于饥饿，同样，要让当前19%还没有用上电的人口都摆脱能源贫困，代价只是让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但目前世界上一半的碳排放是由占世界11%的人口造成的。因此，效率和规模导向下的绿色经济理论的冲突，事实上可以部分通过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所解决，在保障人类总体福利提高的同时，不造成更大的生态压力。这也是目前有关绿色经济的新兴理论。“没有公平，就没有绿色经济。”瑐瑣而且，目前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潜藏着推动绿色经济的巨大动力。萨里木尔·胡克(SaleemulHuq)就指出，在能源系统转变的问题上，处在快速发展中国家的二三十亿人口将会成为主力军，落后贫穷的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也将取得巨大的成就。瑐瑤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试图在理论上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强调绿色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系统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实质是希望构建出一种“三赢策略”政策，即在兼顾环境与平等的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和人类发展。例如，相关学者通过对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案例研究表明，三者的共存在恰当的政策框架中是可以实现的。瑐瑥该《议定书》禁止人们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以促进可持续性(通过保护臭氧层)、平等(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人类的发展(通过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目前，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在实业界和决策层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成为绿色经济政策方向的重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多项报告和文件中做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外部财政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要求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在资金和贸易等多方面进行援助，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向绿色经济过渡。二是论述了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向绿色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绿色产品和服务将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这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的转变，还需要绿色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同时应注意解决绿色保护主义下的国际贸易壁垒问题。三是增进妇女、儿童、残疾人、土著居民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福祉，为其创造机会、维护权益。总的来看，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聚焦社会系统的公平性。希望通过实现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来扩大绿色就业、打破贸易壁垒、推动技术扩散、消除贫困人口，以实现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并以此缓解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冲突和矛盾。目前，这一设想有较强的合理性，但是在落实和实施中仍然存在较多阻力。效率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效率提高，规模导向强调维护生态系统的规模极限，公平导向强调社会系统的公平发展。三种导向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措施方案，有相互重合和相似之处，也存在矛盾冲突。但总体来看，三者并不截然对立，在实践措施上可以并行存在，相互补充。
三、结论
绿色经济理论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背景。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迈向绿色经济》的报告中所言:“目前对绿色经济概念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现行经济模式的失望，以及对21世纪中第一个10年的诸多并发危机及市场失灵产生了厌倦，尤其是2008年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另一种经济方式日益彰显，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物质财富的实现不需要以环境风险、生态稀缺和社会分化的日益加剧为代价。”绿色经济理论的全面兴起是现有“褐色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结果，也是“褐色经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深刻地认识到绿色经济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在迄今23年的概念沿革过程中，绿色经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望文生义地沿用旧有环境经济学范畴中的绿色经济概念，或是仍然停留在2008年危机之初只关注经济系统中的绿色经济概念，都不可取。我们只有全面了解绿色经济概念的沿革过程，才能更好地掌握和挖掘绿色经济的最新进展，才能深入理解绿色经济的最终目标一定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全面协调发展。明确绿色经济的概念，特别是绿色经济的复合目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绿色经济大浪潮中不同倾向的理论政策所具有的意义。效率导向、规模导向和公平导向的理论和政策实质都是不同价值维度的一种排序，彼此之间并无绝对高低之分。效率导向、规模导向和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建设方案都有其可取之处，需要我们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取舍。对于中国而言，绿色经济理论的启示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经济—生态—社会的复合系统视野下进行全面改革，必须全面考量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发展目标，不可偏废，必须破除将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为相互抵触、非此即彼的发展观念，而应充分比较不同目标，寻求经济发展、生态盈余和社会稳定三者共赢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导向的绿色经济建设方案中，中国应当根据自身国情，吸取不同导向方案的有益之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最终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作者：唐啸 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