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一种工程建设领域中的客观现象，很多业主往往忽视项目的特点和项目的所处环境，以及承包商的资金或技术状况，将过多的风险不合理地转移给对方，缺乏合同双方之间的相互制衡，导致双方在对抗性思维主导下工程合同纠纷，最终引发项目质量下降，工期延长，成本失控等工程项目绩效水平的下降。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包方忽略了风险分担对于项目绩效的正向影响。另外由于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因此合同双方所处的交易环境，尤其是交易双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在合理进行风险分担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客观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从合同双方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验证在高水平社会资本的调节下，建立合理有效的风险分担，能大大提高工程项目的绩效。
1社会资本调节下风险分担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关系分析
1．1社会资本对合理风险分担的影响分析
风险分担通常是通过正式契约关系定义于交易合同中，以此来应对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不可预见风险。然而由于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同企业间在进行类似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时尽管采用类似的风险分担方案，工程项目绩效却大相径庭，因此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制度对于工程项目绩效影响不容小觑。由于工程周期长，可变因素多，刘新平认为风险分担应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并提出一个包括初步分配阶段和风险跟踪再分配的风险分担理论框架［1］。而社会资本实质为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给个人或团体带来的资源。交易双方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尤其是信任可以降低初步分配阶段的合同完备程度，提高交易效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后风险再分配阶段争议事件的处理效率。
1．2合理的风险分担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分析
LoosemoreandMcCarthy提出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谐与合同风险的有效分担息息相关［2］。杨秋波等人通过对众多成功PPP项目的分析指出，风险分担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贯穿于合同的整个执行期，合理的风险分担可以降低交易双方的谈判成本和时间［3］。周利安通过对国际工程施工过程的分析提出合同双方之间的风险分担方案关系到项目投资是否能在不影响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得到控制［4］。Oudot从项目总成本的角度出发，指出合理的风险分担产生的生产成本效应激励交易双方共同控制风险，降低其发生概率;交易成本效应避免双方繁复的谈判，节约谈判时间和成本［5］。
1．3社会资本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中被投资和动用的资源，它具有过程和结果的双重特征。社会资本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例如，罗纳德•伯特指出通过朋友，同事之间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关系而灵活运用企业内部资源是提高工程项目绩效而获得项目成功的重要途径［6］。许劲等对于关系嵌入深入研究指出交易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保证项目绩效的提升［7］。此外杜亚灵等提出“社会资本―风险分担―工程项目绩效”的间接影响机制关系，认为业主通常会根据社会资本的高低来选择初始合同的不完备程度以及事后支持措施，并且在风险再分担的过程中，其实施效率和规模也受到社会资本水平的显著影响，通过风险分担继而对工程绩效产生影响［8］。
2社会资本-风险分担-工程项目绩效关联模型构建
2．1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
Nahapiet和Ghoshal基于资源的视角对社会资本做出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来自于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又嵌入在网络之中并在网络中加以利用，是网络中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并提出三维度说(关系维、认知维和结构维)［9］;McElroy等学者提出信任、信念、规则和网络的四维度说;Hoffman等学者则进一步细化提出义务、认同、规范、信息渠道和道德基础的五维度说［10］。本文认为Nahapiet和Ghoshal能够在理论层面将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组织绩效加以联系。因此，本研究将Nahapiet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维度的划分方法与其他划分方法整合，将社会资本分为共同默会知识(认知维度)，情感密度(关系维度)和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维度)，具体划分如图1所示。
2．2风险分担指标体系构建
风险是工程建设领域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现象，风险分担应当是一个动态过程，但是往往因为参与者缺乏全局利益最大化意识，存在机会主义心理而把风险转移给对方，从而造成双方的谈判时间旷日持久，效率低下且交易费用增加。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针对此类屡见不鲜的现象提出对风险分担的原则，这些原则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社会资本角度的。例如，Ｒutgers和Haley等提出应该从项目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把风险分配给比自己更有能力控制该风险的一方［11］;罗春辉等提出风险分担应遵循高风险高收益、风险分担与合同双方参与程度相协调、风险分担与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的三项基本原则，另外，所承担的风险应当设定上限［12］;张水波认为项目参与者的风险偏好与最终谈判结果密不可分，而且还应该综合考虑项目的具体条件［13］;杜亚灵，尹贻林指出风险分担应分为风险初次分担和风险再分担两个阶段，在风险的初次分担阶段合同应该尽量完备并合理预设事后支持制度，在风险再分担阶段，应当根据实际调整不当的合同风险分担，确定合同外风险以及次生风险的承担方［14］。综上所述，本文风险分担指标体系的基本要素确定为风险分担的合同完备、合同公平、合同灵活、合同补充。四大要素的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
2．3工程项目绩效体系构建
Kast认为绩效由效果、效率和组织成员的满意程度组成［15］。杜亚灵概括了4种绩效观，指出要把早前界定工程项目绩效为“结果”这一观念逐步发展为“行为+结果”，工程项目绩效同时也应当将其对未来产生的效应纳入考虑范围［16］;白俊峰在通过对代建制项目的研究与杜亚灵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深化，他把项目管理绩效界定为“以5E标准为前提的过程+结果”，即为经济(E-conom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效率(Efficiency)、环境(Environment)［17］。综上所述，工程项目绩效评价主要是检验和考察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公平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逐步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工程绩效的评价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益，还应该注重环境效益。因此，本文将工程项目绩效划分为工期、成本、质量、利益相关者满意程度、生态效益等5个评价指标。
2．4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上述理论分析，影响工程项目绩效是多因素、多路径的，因此本研究将社会资本引入到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绩效的整体框架中，提出如下假设并构建了在社会资本视角下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结构模型(图3)。假设1:合理的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绩效有正相关影响作用。假设2:合同签订各方的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工程项目绩效有正相关影响作用。假设3:合同签订各方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工程项目绩效有正相关影响作用。假设4:合同签订各方共同的默会知识对工程项目绩效有正相关影响作用。假设5:合同签订各方的情感密度即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有正相关影响作用。假设6:合同签订各方的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合理风险分担有正相关影响作用。
3假设模型验证
3．1问卷调查与数据收集
3．1．1量表设计本量表包括18个题项，计分方式采用Likert六点量表计分，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给予1到6分，得分越高表示被测者认为此题项对于工程项目绩效影响越大。具体内容如表1。3．1．2数据收集本研究的问卷通过当面填写，委托联系人发放，电话访谈等三种渠道发放问卷，发放范围为江苏省内的主要城市，具体城市分别是南京，无锡，苏州，盐城，常州，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183份，回收率为91．5%。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认真筛选，对于所填数据多次出现循环，反向题填写出现明显错误等问卷予以剔除，在回收的183份问卷中获得有效问卷146份。受访者中85%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者。其中包括43．2%的工程项目高管人员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对本单位的工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调查结果分析
3．2．1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本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首先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目前在Likert量表中常常采用信度系数为“Cronbach'sα”系数。Cronbach'sα≥0．7表明量表内在信度可以接受，具有可信度。Cronbach'sα≤0．7表明评价指标存在一定问题，应该进行修改或删除。用SPSS18．0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得到量表的整体Cronbach'sα值为0．793，同时各观测变量的每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都大于0．7，说明该量表信度较好，没有意义不明或产生歧义需要删除的题项。观测变量各维度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2。再对量表进行效度分析，首先本文具有充足的文献理论基础，并且很多学者都曾使用这些量表测量相关变量，因此本文的量表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对于结构效度的检验，需要对上述指标数据进行因素分析，采用Bartlett球体检验和KMO检验，因素的KMO值均在0．7以上，因此该数据集进行因素分析是适当的。同时，对量表中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各指标进行主成分抽取和斜交旋转，得到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因素测度指标的荷载系数均在0．60以上，且斜交旋转后累计方差解释量达到69．812%，因此该量表结构较清晰，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3．2．2基于AMOS软件的结构方程验证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在运用AMOS软件进行计算时，参数估计的方法选用最大似然估计。软件运行所得出的具体数据如图4所示。最后从基本适配标准和整体模型拟合度对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价，前者是用来检验模式或者辨认问题是否存在失误，每个测量指标在相应潜变量上的因素负荷量都在要求的0．5～0．95之间，标准误差全部为正值，均达到显著水平，可见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后者是用来检测整个模式与观测数据之间的适配度，本研究选择x2/df(卡方检验)、ＲMSEA(模型验证)、ECVI(交叉效度)、绝对拟合指数GFI和相对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信息指数AIC(模型拟合优度的波动性)这几个指标来检测该结构方程的适配度。在本研究中x2/df=1．4873＜2，ＲM-SEA=0．045＜0．05，ECVI=0．67，GFI=0．871＜0．9，CFI=0．757＜0．9，AIC=199．81，这五个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虽然两个拟合优度检验指标可能因为样本总量偏少而略有偏低，但就整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用来检验相应的理论假设。3．3．3假设的验证结果根据AMOS和SPSS软件的数据分析结果，首先，从整体的角度出发，风险分担和社会资本对于工程项目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826和0．793，可见风险分担和社会资本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其次，从社会资本的各维度出发，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共同默会知识、情感密度的系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712，0．541，0．824，可见以上三者对于工程项目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合同双方的情感密度的调节作用明显高于双方的共同默会知识，因此，假设3、假设4和假设5得到验证。社会资本对于风险分担的路径系数为0．651，可见社会资本对风险分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6得到验证。
4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社会资本这个客观条件的影响下，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更有利于工程项目绩效的提高，并且合同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情感密度对于工程项目绩效的调节效果更为显著。风险分担是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为纽带发生作用的。合同条款的完备性以及包含事后补充条款对合理进行风险分担从而提高项目绩效甚为重要，而在实际项目实施过程中，往往项目合同谈判过程中各方对项目风险识别不充分，并且没有从全局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风险分担，造成合同条款中的风险分担不合理，而当未知风险出现时，风险管理启动过晚，使风险管理成为一种“事后应急”的管理方式，造成交易费用增加而绩效降低，因此建立一个包括风险的初步分配阶段与风险的跟踪和再分配阶段的风险分配框架是很有必要的。合同虽然不是天然完备的，但是可以设立补充条款以增加合同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而风险的跟踪再分配就能有效弥补合同的不完备性，具有纠偏功能，将工程项目风险的事前配置与事后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将更加有利于项目成功。另外，在合同的实践过程中必须考虑工程项目所处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本文所研究的合同双方的社会资本。业主在选择承包商的时候，应该尽可能选择社会资本较高的总承包商，这样合同双方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互相信任，情感密度大，即使在合同的完备程度不高时，也会削弱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在履约过程中风险发生时合同双方推卸责任，有利于实现合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赢以及工程项目绩效的提高。另外合同双方之间存在的大规模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相类似的企业文化、双方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以及共同默会知识使得工程项目在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共同作用下获得成功，工程项目绩效大大提高。
作者：章昀玥 张云宁 程曦 赵迎亮 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 南京市城建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