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技术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城邦中工匠身份的人是被歧视的。在柏拉图那里尤为突出，工匠的地位在其“理想国”中是处于较低的等级。这主要与柏拉图注重“理念”有关。在柏拉图看来工匠的生活是与物打交道，工匠们只关心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目的是将东西生产出来。鞋匠只知道怎么制鞋，而穿鞋是好是坏或在什么时候穿，他们不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同样，柏拉图不认为工匠能做“王”，只有哲学家能承担此事，因为哲学家能思考更多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他看来就是知识。基于知识所展开的就是被后人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关心的是“合理性”问题。因为，哲学家做王看来合理的地方就是他懂得更多，包括道德和价值。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柏拉图将哲学和技艺(art)或技术对立了起来。如果柏拉图是反对技术的，他是什么意义上提出的呢?技艺是基于观察产生的。在柏拉图看来，观察到的东西因为它是易变的所以不能构成知识，因为它并非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改变人类观念的却又是技术。因为技术是直接源于生活的，它与抽象的世界、人和彼岸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工匠根据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需要改进了生产方式和材料，产品最终会发生奇特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此发生的变化要远远大于哲学的教导，或者说要先于哲学的教导。换言之，人们是先接受了科学知识，再接受哲学。观念上的变化，理智的进展并非是哲学的功劳。这个时候科学就是基于观察对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技术的变更。加拿大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在《表象与介入》(1983)中试图劝导大家打破偏见，给科学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去改变生活，但是又不愿意承认科学在我们思想中的地位，因为仿佛只有哲学才被认为是对世界的绝对解释。但是，一方面，人们希望不停地借助科学去生产知识，通过技术生产产品，以此来满足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又批评通过科学生产的知识都是有问题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这种批评最多是来自哲学家(浪漫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而科学哲学家也尾随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科学哲学家之间也形成了各种各样对科学进展没有帮助的争论。哈金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为科学辩护———不是为科学造成的影响辩护(原子弹爆炸的厉害)。而他的任务就是为“实验”辩护。①
众所周知的，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科学的典范。虽然，这些理论对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这些理论的背景上看，我们会发现，他们将研究的领域缩小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越小的范围越能掌握问题的实质，越能抓住真理。比如，有人曾质疑达尔文为何仅用生物的化石就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关于技术的问题。因为，他使用的这个方法，能为他解释他的理论提供有效的帮助。更确切地说，用一定的技术将化石展示出来和用特定的工具将力学理论展示出来是一样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如果没有技术的运用，科学就难以得到发展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且科学在演变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和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在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中告诉我们:科学实验对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2］当时，霍布斯被嘲讽为不懂实验就开口说瞎话。霍布斯反对科学实验的理由:一方面是哲学观点的冲突;另一方面，霍布斯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统治者正言。因为，玻意耳的理论认为，宇宙中某一个部分可以是“空”的，这当然和意识形态的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是冲突的，因为“普满论”是这一切的根基，当然也是霍布斯哲学的基础。但是，玻意耳的理论形成必须依靠技术生产才能够完成。空气泵难以被推广除了有政治的因素，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因为制造一台空气泵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技术因素。从此时算起，科学就成为既是一个实验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因为，一旦涉及到实验，更多层面上说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换句话说，古希腊人之所以不能够达到玻意耳的理论水平，是因为那时的技术手段还达不到玻意耳时代的水准。当然在思想层面上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技术对知识的形成有所作用的观念。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创制科学，但是它与理智科学(第一哲学)相比还是要低级一些。
二、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表现
“技术对科学知识生产的作用”这一说法仿佛给人一种幻象:凡是“作用”，都是“好”的或积极的。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它实验中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技术被认可的程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技术的运用越发达，我们对所谓的科学知识的了解就越少;技术的发展越精细，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就越加排斥行外人对技术的认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技术被排除在哲学认识论的范围以外一样。在技术运用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多数人要对一个新的理论提出反对或质疑则成为一件难事。于是，科学知识的传播的范围被扩大，这个范围不是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部门”变得越来越大，其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国家的权力部门中。比如，当我们质疑欧洲的强子对撞所提出的科学理论，投入战斗最好的“队伍”就是以国家为代表的机构，而不可能是对强子对撞有兴趣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因为，后者无法花费高昂的实验费用去获取有效的论据，以反驳一项“超级”庞大的工程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如果以国家为代表，就完全有可能。但是，我们又发现，在类似的计划当中参与的人员遍及全球各大洲。假如有人对欧洲的强子对撞理论提出质疑，我们会犹豫，因为这个计划中也有中国人参与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质疑有意义吗?于是，在未来的这些大型科学实验活动中，我们将越来越少地听到持有相反意见的声音。
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很多科学理论的提出，以及各项实验计划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其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我们对外太空的认知最终得靠哈勃望远镜。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哈勃空间望远镜会被耗资十亿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所取代①。同样，上世纪90年代末期，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即激光聚变装置)”，从计划提出到实施已经花费了超过35亿美元。而容纳NIF装置的建筑物则长达215米，宽120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该装置产生的激光能量将是世界第二大激光器———罗切斯特大学的激光器的60倍。最终，它的任务是通过激光器模仿太阳中心的热和压力，用以创造核聚变反应。这项实验已于2010年10月6日完成了首次综合点火实验。这些巨大的投入和令人惊讶的计划，给人们带来的远远超过了像玻意耳时代，或爱因斯坦时代的任何一项技术发明或理论发现所带来的刺激和想象。与此同时，中国的“神光”计划也与NIF类似，但是前者能量仅有后者的一半。究其原因我们更多地相信这种差距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这些都和政府的资金支持有很大关系。①从对微小的技术手段的需求到庞大的技术装备的设置，我们发现科学已经无法远离技术的运用。科学对技术的依赖，致使科学研究必须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因为技术装备的购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批对技术设备熟悉的人，包括实验人员、工作人员和维修人员。逐渐我们发现参与科学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耗时越来越长，耗资越来越大。只要是参与了这些大型计划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家”。逐渐，我们认可了这种以“庞大”为特征的当代科学形态，这被人们称为“大科学(BIGscience)”。
三、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在大科学中的体现
20世纪以来“大科学”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尤其在天文学、高能物理学等领域。“天文学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蔓延到其他更大型的研究合作，高能物理实验———‘大科学’的象征———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在21世纪“大科学”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除了上述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和美国国家点火装置之外，还有令人震撼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借助总能量达7万亿电子伏特的质子流对撞，并模拟出宇宙大爆炸的状态，以期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的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LHC位于瑞士日内瓦与法国交界的地下100米深处，由总长为27公里的环形隧道构成，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对其进行管理。自建造以来共耗资100亿美元，共7000余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在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就表示:“当一个研究团队的人数超过100人以后，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它就会变弱，我个人是不会去参与这种合作和寻找那些令人沮丧的观点。每次我们造一个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的新机器，我们都会试图去找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关于LHC话题的新闻头条都用了“可能”、“有望”。因为据我们所知，这项计划的预期有点含混。也就是说，在科学的具体运作中永远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强烈地对成功的实现预期。同时，还要去把握那些始料未及的偶然性。科学家们相信即使强子对撞产生不了想要的东西，但是会有新的收获。这个新的收获是根本无法获取的，除非它真的出现了，而它究竟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们又情愿相信自己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毕竟对一项实验的投入越大，产出越大。
苏格兰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了被人们称为“希格斯玻色子”的粒子假设———“我解决了如何让它产生作用的理论问题，并有可能看到最终结果;我发现如何将好像没有重量的粒子转变成重粒子的方法”———从此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础。但是这个80多岁的老人至今还在和斯蒂芬•霍金不停地争论。霍金在2008年耗资26亿英镑在强子对撞机上，目的是为了证明“希格斯玻色子”是错误的，人们根本得不到所谓的“上帝粒子”，同时能够通过对撞实验印证科学家曾提出的“超对称理论”和“弦理论”，“不管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否有所发现，结果都会告诉我们关于宇宙构造的许多知识”。而希格斯则认为，“霍金将粒子物理学和引力理论以一种物理学家都不相信的方法放在一起研究，是极不正确的。因为，从粒子物理学和量子论的观点来看，除了引力理论以外，还必须将很多理论结合，才能得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通过同样的实验来证明两个不同的观点，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前面，我们曾经认为，一个庞大的计划的反对者必须通过另一个庞大的计划来加以反驳，即由科学理论的外部来实现。而现在这种反驳的变形出现在同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因为希格斯和霍金都试图通过LHC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以往，尤其在库恩的时代，科学共同体因为科学家满怀同一种希望而走到一起，即便是共同体中形成了不同的声音，但是在范式的作用下，分歧不会扩散或将范式转换掉，并形成新的目标。［3］而在“大科学”的时代，库恩的范式恐怕会发生一些变化:同一个科学共同体中会允许不同的范式存在，即便他们运用了同一个实验操作系统，但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对方推倒;同一种技术手段能够允许不同的理论存在，证明在这项活动中存在有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这实际上证明了，科学总是在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做出肯定的回答，而回答的结果尤其依赖于技术的优势。
四、结语
我们这里试图表达的并不是技术发生在20或21世纪的事情，只是从20世纪开始，技术的变形和对技术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已。对技术这个问题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虽说在几百年前的工业化道路中，技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直到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卡普(ErnstKapp，1808－1896)，在1877年使用了“技术哲学”一词，才标志着“技术”正式进入了人们的对生活世界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中。①技术从一种生活的工具变成决定知识生产的部分。相反，马尔库塞及其学生芬博格认为，技术对知识生产不起决定作用。如果科学知识的生产不由技术决定，那么究竟由什么决定呢?在福柯讨论知识的时候更多是与权力联系起来，以至于最后在理解科学知识生产的时候，它成为权力决定的东西。［4］在伽利略的时代，我们通常可以接受的观点就是，伽利略利用了望远镜“看”到了一些新奇的东西，而这东西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有重要作用。玻意耳通过一个装置将空气中的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我们足以相信技术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的发展又促使我们怀疑这种观点。因为，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运用更加突出，产品更加丰富，人们的可选择性也越来越多，相应地人也被技术载满了。于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人们耳边充斥着对技术的评论或质疑。如果技术束缚了人，为什么人还心甘情愿地怀着浪漫主义的情节去批判它的同时，还要接受它呢?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能罗列出来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基于人的需要而生产的。20世纪的生物医学的突破，新细菌和新药物的发现都和人类的病况有关系。虽然，巴斯德的实验非常偶然地获得了一个具有高效治疗作用的药物，但是他此前并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瓦特的蒸汽机的改良如果不是因为资本家的需要，我们今天的交通运输条件也不会得到改善。总之，我们在批评技术塑造了一个牢笼的同时，恰恰没有正确地去察看技术本身。技术被人设计出来，以完成制造知识的任务。而今，技术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植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中。
21世纪是大科学的时代，科学的运作模式已经和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库恩的范式下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去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在和科学知识生产发生联系，但是技术的存在不会随着大科学的产生和人们的批评成反比关系，而相反它会越来越庞大。原因在于科学知识生产能把握的问题越来越困难，以至于不使用技术就很难捕获那些在宇宙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科学自身的发展也缓慢地从它的内部走向其外部。因为，技术使得科学从理解一些元问题发展到了必须要去考量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化、政治、经济的东西。正是这样，我们认为科学的包容性更大了，其空间却变小了。当它遇到困难的时候，只有技术能帮助它解决问题。
作者：黄侃 单位：贵州大学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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