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温州式金融危机生成的外在经济环境
近几十年以来，内生于温州民营经济中的民间金融活动并没有在大范围内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那么当前温州金融危机究竟是在怎样的外部环境下形成的，或者说究竟是怎样的经济社会格局和态势孕生了温州式金融危机？
第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明显增加了温州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挤压了企业利润。为保护劳工合法权益，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由于温州地区有14万家民营中小企业从事出口贸易加工业，其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商品，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大量针对温州中小企业主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人民币持续升值不断缩减外向型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从2005年7月汇率体制改革伊始时的8.276 5飙升至2011年12月6日的6.341 2，累计升值23.4%，而绝大多数外向型民营中小企业从事实业生产的利润率不超过10%，一般为3%～5%。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逐渐从出口加工生产转向非实体产业，尤其是在房价持续走高的现实背景下，从事房地产投资的收益明显高于实业生产。再加上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过剩、产品缺乏创新、国外需求持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促使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发生变动，于是，不少温州民企老板开始从实业生产转向房地产投资、商品炒作等虚拟经济。
第三，最近几年央行连续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致使非正规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造成地方产业空心化，积累了大量风险。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央行持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1年期基准利率自2008年12月23日以来经过5次连续上调，已从5.31%升至6.56%（截止到2011年7月7日）；与此同时，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也连续上调了十多次。在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普遍收缩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严峻，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借款成本持续走高，进而促使中小企业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结果造成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最后，再加上2011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增强了对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各地纷纷出台限购令，使本来应该流向房地产的投机性游资回流至民间信贷市场，于是，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大量针对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资料也表明，正是在中央调控房价、实施限购政策的背景下，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尤为繁荣，大量资金从各种渠道流入市场，民间借贷年利率被炒至180%。甚至一部分投机者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再转贷给民间中介、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后者再以非常高的利息贷给中小企业主。
3. 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爆发
然而，当过多的投机性资本聚集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时往往会增大整个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不幸的是，自2011年4月份以来一大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民企一把手“跑路”和自杀的现象逐日增多，企业倒闭潮似乎也越]越烈。统计资料显示，自2011年3月至10月底，温州已有90多家企业出现老板失踪、公司倒闭、员工集体讨薪事件，仅9月份以来就高达26起。更为严重的是，民企借贷危机开始从微型企业向行业龙头大中型企业蔓延，甚至一些国内知名企业也出现了信贷危机。比如，据媒体报导，温州[镜行业龙头——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9月21日失踪，胡福林累计欠款20亿，其中仅民间高息借贷就高达12亿，月支付利息超过2 500万元；再如，温州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也于9月份逃往国外，温州百乐家电负责人郑珠菊携款潜逃后被警方追捕归案。仅9月25日一天，就有9个温州民企老板携款潜逃。
事实上，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民营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而出走国外之事不只发生在温州地区，在浙江省其他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江苏省苏南地区（如扬州市）、福建省南平地区以及广东省部分地区也多有发生。针对越]越烈的温州式金融危机，上至中央领导人，下到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救市”，甚至还有不少专家呼吁国务院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来救助信贷危机中的广大中小企业。譬如，国务院于2011年10月中旬出台了针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减税政策；浙江省政府及温州市政府也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政策措施，并专门成立工作组来具体落实专项应急资金分配、民企融资协调、企业帮扶、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二、从民间金融私人治理机制到温州式金融危机
显然，上述外在社会经济政策环境在短期内急剧转变仅为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需进一步探寻诱使温州式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因为金融危机是否真实发生还取决于其他条件。事实上，一直在地下默默发展的民间融资之所以长期屡禁不止，并逐渐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恰恰是因为民间金融能够低成本地解决信息问题，并能有效地控制私人借贷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因此，只有厘清了民间金融的治理机制，才有可能解释清楚温州式金融危机形成的内在原因。
1. 民间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及其特征
首先，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非正规借贷活动多发生于传统静态社会里，并且绝大多数私人借贷活动仅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团体内，多发生在对彼此知根知底的亲戚朋友、邻居以及上下游合作企业之间，相互的信任是非常牢靠的，因而基本上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6]。换言之，在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区或团体内，参与者们通过言语频繁交换着圈子里的重要信息，并且信息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小团体内传播[7]。由于私人放款者与借款者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或从事着同一类行业，经过长期频繁接触已建立牢靠的信任关系，并将这种私人间的信任内化于具体行动中，从而保障了借款合约的自我履行。
其次，发生于同一个社群内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还因借贷双方在其他方面发生的广泛社会联系而使借款人的违约概率下降。其实，参与民间借贷的个人及企业除了在人缘、血缘、地缘与业缘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还发生着各种业务的往来，这就进一步使放款者对借款人的信誉、收入、贷款用途等信息具有更广泛的搜集渠道。比如，民间私人放款者多为生产资料的供应商或小商品的经销商或批发商，有机会频繁地接触借款人，这就能有效降低监督成本与合约执行成本。经济社会学的新近研究也表明，若考虑到借贷双方金融交易的社会嵌入性，则借款者更有动力去履行合约[8]。另外，由于借贷双方并不是进行一次性买卖，而是长期、重复性地交易，甚至是无限期博弈，对借款者来说，经过成本收益的算计，遵守合约为其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一次性违约带来的收益，因此，遵守合约就成了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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