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正式宣告这一实施了56年、饱受诟病的制度走向终结。这是十年来，继2003年6月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方面，法治往前迈出的又一步。
劳教制度废止后，加上废止前近一年的过渡时间，各地劳教所纷纷变身，或转变为强制隔离戒毒所，或转型为轻刑监狱，大体过渡平稳。但是，劳教制度废止也暂时留下一块制度空白，作为配套的法律制度，相关矫正法律仍待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亦有待无缝衔接。
空白若不及时填补，就有异化变形、死灰复燃的危险。今年初，多地出现形形色色的“训诫中心”“法制教育基地”等，警示着建立配套衔接制度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废止劳教制度是在废止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理措施上的进步，映照着其他众多未经司法程序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禁制度的落后。这就是在劳教之外，存在的被称作“大劳教”的问题。包括收容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强制戒毒制度、强制医疗制度等在内，甚至包括“双规”“双指”等纪检措施，其根源在于强调秩序而忽略自由，强调安全而忽略人权，强调效率而忽略制约，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特征，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不乏滥用的危险，成为在“后劳教时代”，应当强烈警惕并逐步解决的问题。
凡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其决定程序均应通过司法达成，这是基本的法治原则。对各种“大劳教”措施进行司法化改造，在提倡法治中国的当下，正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