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洋务派的政治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主线，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这一思想也是对当时时代的反映，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渡性思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洋务派；政治思想
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蒸汽时代。而近代中国却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局。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镇压天平天国和处理洋务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和自身的不足，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们开始兴办洋务以求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各有其思想主张，其中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很大差别。而从总体来说，洋务派的政治思想是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思想为主线展开的。
一、外须和戎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洋务派主张“外须和戎”，即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西方列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首先，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敌强我弱，各国“阳托和好之名，阴坏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暂时无法改变，“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2]因此期望维持现有局面，徐图自强。其次，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危机重在内乱，“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3]因此洋务派将军事矛头主要对准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而对西方列强则采取妥协退让、力保和局的态度。再次，洋务派对西方列强怀有幻想，“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4]认为中国对西方列强应采取三国时蜀国对吴国的态度，“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5]强调对外和戎是遵循古法，“古人有云：‘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6]因此洋务派对外国列强一再退让以求维持现有局面。
二、内须变法
1、“自强”与“求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武器船炮的制造和使用以及选兵、养兵和练兵之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7]认为要想达到抵御外辱的目的，必须通过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在此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军事工业。为弥补军事工业出现的原料、能源等方面的问题，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兴办民用工业，以达到求富的目的。洋务派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8]。其次，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国家的产品行销中国，在此背景下，洋务派认识到“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臣拟遴派商绅，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9]因此，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天津开平煤矿、湖北汉阳铁厂和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工业。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有其积极作用。首先，洋务派为兴办这些工业企业，购买大量机器，聘请外国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人才，传播了进步思想；其次，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普遍的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成为中国近代机器大生产的开端；再次，洋务派创办的这些军事企业制造了不少新式的枪支弹药船舶，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军事装备，加上编练的新军，多少也加强了国防力量，有一定的御辱作用。最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不仅弥补了军事工业的不足，大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起到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基础。但洋务派创办这些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这些企业在创办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机器不备，化分不精，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11]有其依懒性、封建性和落后性，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洋务派也并没有通过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而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更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对内改革和变法的过程中，洋务派逐渐形成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基本思想。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与不通西学矣。”[11]“‘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2]为满足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科技人才的大量需求，洋务派主张派遣留学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13]。留学生的派遣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思想传播，培养了一批人才，虽然规模较小，但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4]同时，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这一思想指导下，洋务派还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张之洞就曾指出“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15]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在学习时以中国的史实、礼教为根本，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辅。从广义上则可理解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固守中国的政治制度、伦理思想不变，辅之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艺。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比较符合当时社会转型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动乱，而且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培养了大量人才，开通了社会风气，创办了大量军事和民用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保守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李鸿章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6]因此仅以西学为用，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进行细枝末节的改革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徒增其弊”[17]，为后来之人提供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1][7][13][14][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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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17]康沛竹,冯雅新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放射医学论文 沟通艺术论文[11][12][15]（清）张之洞著;程方平编校.劝学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聂云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