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助长的四大恶果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频发，国家富而不稳，社会富而不安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最直接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超过０．４的警戒线，其后逐年上升，并于２００４年超过了０．４６５。尽管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国内的基尼系数，但学界普遍认为近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甚至超过０．５，而欧洲、日本的基尼系数则在０．２４～０．３６之间［３］。除基尼系数外，我国富豪与贫困人口的数字也能反映出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根据《群邑智库·２０１１胡润财富报告》，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９６万人，比去年增长９．７％［４］。难怪２０１０年中国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５］。而同样是在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年收入在１１９６元人民币（约等于０．５美元／日）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２０００多万，若按照联合国确定的１美元／日的绝对贫困线来衡量，我国的贫困人口则将过亿［６］。也就是说，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每１４００人中有１人是千万富豪，而有上百人的日均收入不足１美元，其中更有２０多人的日均收入不足半美元。贫富分化严重，表明社会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尤其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加的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３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１万起增加到６万起，参与人数由约７３万增加到约３０７万。２００５年上升为８．７万起，２００６年超过９万。”［７］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国家为了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大庆而实施强力维稳，但仍然挡不住“６．２８”贵州瓮安事件、“７．１９”云南孟连事件、“１１．３”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及“６．１７”湖北石首事件、“７．２４”吉林通钢事件等恶性群体性事件的接连发生。尽管引发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各有不同，但经济上的被剥夺感构成了这些事件参与者共同的心理特征。除群体性事件外，恶性极端事件近年来在我国也屡屡发生。仅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５月，在不到５０天的时间里，我国就发生了６起针对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滥杀无辜事件，造成２３名学童和４名成人死亡，７１名学童受伤。而造成这几起没有特定行凶对象的极端事件的凶手，无一不是社会“底层人士”［８］。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无疑是这些极端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这些极端事件之后的社会反响，明显表现出整个社会富而不安的状态。（二）以实体财富换取数字财富，以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在经济学家们的推动和经济学思维的支配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选择了一种贱卖创富的中国模式———以资源贱卖、环境贱卖、劳力贱卖、健康贱卖、道德贱卖为代价，创造了ＧＤＰ世界第二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经济奇迹。但无论ＧＤＰ还是外汇储备都只是数字财富，其中所含的水分之大往往令人咋舌。就ＧＤＰ而言，采掘业和房地产业创造的ＧＤＰ越高，国家的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消耗就越大，这样的ＧＤＰ超过一定限度后不仅于国无益，而且为祸子孙。就外汇储备而言，每当美联储开动一次印钞机，我们用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国国债就开始贬值；每当某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债务危机，计入我国外汇储备中的该国欠我国的债务就难以兑现。无论哪种情况，我国的外汇储备的账面数额与其实际购买力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样，无论是我国列世界第二的ＧＤＰ，还是列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都有相当比例无法转化为实体财富或实际利益，因而都只是数字财富而不是实体财富。在贱卖创富的中国模式下，ＧＤＰ和外汇储备尽管只是数字财富，却是以牺牲国家的实体财富而换取的。这些实体财富主要包括矿产资源、环境、劳力和生命健康。首先，矿产资源贱卖。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今，在出口导向产业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富产的各种矿产资源如钨、锡、稀土、煤炭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甚至像石油等某些我国并不富产的资源也一度低价出口。其结果，某些我国储量曾居世界第一的矿产资源，目前已几近枯竭———钨矿就是典型例证，稀土也在步钨矿的后尘。其次，环境贱卖。最近３０多年中，我国为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当经济学家提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建议被采纳后，遍布沿海地区的来料加工企业在大赚外汇的同时，也把环境污染永久留在了中国。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而言，无论是江河湖泊等地表水源的污染，还是地下水源及土地的污染和毒化；无论是良田林地的收缩和沙化，还是空气污染及垃圾围城的日趋严重，都到了令人触目惊心并祸延子孙的地步。更令人沮丧的是，从国家治理淮河和滇池的投入和效果上推算，即便国家把３０多年来积累的全部外汇储备———３万亿美元全部都投入环境治理，我国的环境状况也难以恢复到３０年前的水平。再次，劳动力贱卖。近年来，当廉价的中国商品风行全球市场时，许多人都对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啧啧称奇。中国商品的廉价意味着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劳力的贱卖。为了生产这些行销全球的廉价商品，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背井离乡、蜗居工棚，吃着简单的食物，干着繁重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而为了这微薄的血汗钱，这些工人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透支其本人的青春、健康甚至生命，还透支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未来———几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的落寞身影就是明证。就此而言，在中国经济成就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第四，生命健康贱卖。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都会直接损害中国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癌症村、怪病村及儿童血铅集体超标在一些地方的频繁出现，与水源的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肺癌患者及其死亡人数的急剧增长，与中国的大气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肺吸尘等职业病患者的大幅飙升以及过劳死、事故死等现象的屡见不鲜，则与对劳动力过度压榨有直接的关系。更为可悲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员工跳楼自杀现象的企业，不仅应聘者依旧趋之若鹜，地方政府也竞相开出种种优惠条件来吸引富士康在当地设立分厂。由此可知，国人为经济发展而贱卖生命健康的悲剧还在继续。还应看到，ＧＤＰ世界第二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不仅是数字财富，而且还是眼前利益。而我们为此所付出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则是长远利益，是我们子孙后代赖以发展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许多经济学家所热捧的中国发展模式，不仅是用实体财富换取数字财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用长期利益换取眼前利益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以如此高昂代价所换取的眼前利益———ＧＤＰ和外汇储备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成就，并没有为国民幸福感带来多大的提升。根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９年间），在１５５个国家及地区的民众幸福感排名中，中国大陆排名第１２５，不仅远落后于富裕的西方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比我们贫困的国家（例如印度排名第１１５）［９］。华尔街日报刊文不无得意地说：“盖洛普民意调查所本周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幸福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１２％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７１％的答问者说他们生活艰难。１７％的人说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与此相比，只有３８％的美国人说自己生活艰难，有多达５９％的答问者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即便考虑到中国房价失控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仍无法理解为什么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更何况，美国去年的失业率达到两位数，大多数美国人却都还感觉不错。”对比这些数据，我们不禁要问：３０多年来，在经济学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经济繁荣了，但这种繁荣背后为何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三）整个社会唯富是求，道德沦丧———发财致富无所不用其极、舍身求财甚至舍命求财———成为社会的常见现象，不笑娼、不笑罪、只笑贫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经济学是以财富增长和利益最大化为其价值目标的学科。在经济学思维支配下，富国成了整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发财致富也随之成为灌输给国民的最主流的价值追求，财富英雄成为全社会最受景仰的偶像，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唯富是求、道德沦丧。最近３０多年来，随着经济学思维全面统治官员和民众的头脑，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发财致富无所不用其极的病态特征。前些年之所以有经济学家提出要赦免企业家们的原罪，是因为中国富人普遍存在着资本的原罪———其迅速积累的财富大多含有若干不义之财。难怪一些人在登上中国富豪榜后不久就锒铛入狱或避罪海外，以至于民间所编制的中国富豪榜被人戏称为“杀猪榜”。据统计，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的十年间，《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富豪已有４９人出事。其实，在当今中国，罔顾道德底线而求发财致富的不仅有富人，而且也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尽管中国政府的扫黄行动势若雷霆，但当今中国色情业的从业人员居世界之冠，而色情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中低收入群体。同时，当今中国最令人痛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拐卖儿童、诱杀残障人士伪造矿难、向食品中添加有害成分、抢劫杀人等，也大多是低收入群体所为。同样，中产白领为了发财致富而不惜舍身舍命的现象也较普遍。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５２％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用１０年寿命换取５００万元人民币［１０］。可见，在经济学的致富思维主导下，有些中国人不论贫富，都在财富魔杖的指挥下翩翩起舞。而不笑娼、不笑罪、只笑贫已成为社会普遍心态，这更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唯富是求、道德沦丧的现实。（四）某些官员和知识阶层的某些人公共品格严重滑坡，官场腐败和学界丑闻屡见不鲜，某些社会精英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背弃社会良心、罔顾社会正义当经济学思维成为全社会的标准思维模式的时候，作为精英阶层的某些官员和知识界人士也难以免俗。而官员和知识界人士代表着社会良心和正义，一旦他们被追求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思维所支配，所谓的社会良心和正义就会被利益所俘获或驱使，从而使社会良心和正义湮灭在财富的铜臭中。就官员而言，尽管最近３０年来中国因贪污腐败而被判处死刑的官员人数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腐败指数，得３．５分的中国大陆仍处于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１９８０年伏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涉案金额仅为５０多万元，而２００６年被判处１２年有期徒刑的余振东的涉案金额则高达４０亿元，腐败官员敛财的成就远超中国ＧＤＰ的增长速度。同时，官员的腐败活动还从先前注重隐蔽性的个人行为发展到半公开的“窝案”。更有甚者，不仅警匪一家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湖南“邵氏弃儿案”又曝出某地方计生部门从事人贩子勾当并与人口贩子相勾结的耸人内幕。官员的腐败从３０年前简单的权钱交易衍生出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甚至权命交易（如派凶杀人）等种种变种。更可怕的是，腐败官员占整个官员队伍中的比例之高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追逐财富和利益最大化成了当前中国学界的常见现象。不仅招录学生中的招生腐败、申报承接科研项目中的项目腐败、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后勤基建项目中的后勤腐败等丑闻频频曝光，而且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及学术倾向也被特定的利益集团所收买，科研项目普遍存在着“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现象，这些都使知识界的社会形象与其所应该代表的社会良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某些官员和知识界人士的公共品格因逐富而堕落，是中国公共管理身患“经济学中毒症”的典型写照。
二、公共管理身患“经济学中毒症”的五重原因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困境使执政党被迫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而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在改革开放前，曾因错误的政治路线使新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这种政治经济困境，迫使中国共产党做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及经济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对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的贫困状况也使全体国民人心思富，从而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民意基础。（二）长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传统导致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蹒跚，并导致国人的民主意识普遍淡薄，从而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文化基础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还是辛亥共和后的军阀专制体制，都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专制体制和专制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一方面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蹒跚，另一方面导致国民的民主意识淡薄。这样，当执政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后，公众无法而且也不习惯通过民主的渠道和方式阻止经济学思维主导中国的公共管理。可以说，长期的集权体制和专制传统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文化基础。（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造就了拥有雄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利益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阶层异军突起，并成为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最大受益群体。同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以腐败官员为核心的腐败官员亲友圈，利用体制转轨、政策不完善等时机疯狂敛财，而且与上述受益群体相互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拥有雄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的最大受益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该集团必然会竭力维护经济学思维对公共管理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拥有雄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体，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利益基础。（四）以追求权利、自由、科技进步为代表的西方发展观对以注重责任、克己、敬天守道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政治哲学的压倒性胜利，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思想基础清末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权利、自由、科技进步的西方发展观席卷中国，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注重责任、克己、敬天守道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则步步退缩，几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西方发展观而言，无论是追求权利、自由还是科技进步，都以尊重并满足人的欲望为基础，而这又须以物质资源的丰富为前提。这样，西方发展观必然要追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必然含有物质主义的流弊。就此而言，西方发展观本身就含有以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行政的倾向，从而为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提供了思想基础。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而言，无论是其所注重的责任、克己还是敬天守道，无不以约束或节制人的欲望为基础，因而主张小富即安、重义轻利，不追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西方发展观相比，传统中国政治哲学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更低，因而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种角度看，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是西方发展观的物质主义之毒的天然解药。但由于一百多年来西方发展观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压倒性胜利，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西方发展观的解毒功效也就难以发挥，这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思想基础。（五）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和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薄弱，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不断扩张，并将政府也纳入其研究领域。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繁荣，新理论层出不穷，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解释能力及对社会问题的回应能力不断增强。反观公共管理学，从百年前作为政治学的附庸，到后来成为管理学的附庸，再到目前成为经济学的附庸，沦为“三姓家奴”的公共管理学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基础理论，甚至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最基本问题———何谓公共事务、何谓公共利益、何谓政府的缺位和越位甚至何谓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都难以给出本学科独到的回答。这样，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和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薄弱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而为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创造了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公共管理“经济学中毒症”的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治病除根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来之不易、代价高昂。但如果对我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累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形成的干柴烈焰很可能会因某个偶发事件而变成燎原之势。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将会和政治体制、社会稳定一同玉石俱焚。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党和政府应当辨证施治：一方面对症下药，另一方面治病除根。（一）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医治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所谓对症下药，即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具体表现有针对性地采取如下措施。第一，主政者应谨慎对待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多听取一些经济学界之外的声音———即便对于所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也多听取一些“外行”的声音。第二，中高层官员的选拔和公务员招录应注重学科背景的多样化，适当减少经济学背景的官员比例，避免出现在公务员队伍中经济学背景一科独大的局面。第三，在干部培训班的课程安排方面，适当减少经济类课程的分量，加大《论语》、《孟子》等传统治国经典的教育。第四，以追求长治久安的公共管理思维作为中央和地方主政者的标准思维模式，以取代效率至上、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学思维。第五，客观看待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所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积极探索公共管理学自己的基础理论。第六，改变以ＧＤＰ指标作为考核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决定性指标的做法，代之以更加全面科学的长治久安指数来作为考核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指标。第七，树立以社会政策统筹经济政策、以社会发展统筹经济发展的理念，消除公共管理中以经济政策代替社会政策、以经济发展衡量社会发展的现象。第八，弱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职能，视具体情况取消一些地方政府专门设立的招商引资机构。第九，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方面采取重贤抑富的政策，倡导传统文化中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君子精神，扭转公共政策、官员交友、媒体报道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嫌贫爱富的倾向，引导全社会崇尚道德楷模而不是追捧财富英雄，降低全社会对发财致富的渴望。（二）治病除根———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深层原因所谓治病除根，是指对于引发我国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深层原因采取以下措施，彻底铲除其病根。第一，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也纳入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强化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努力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政治基础。在国家极度贫困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的匮乏无疑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共产党做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疑是必要且英明的。但在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超过四千美元的今天，社会总财富的匮乏已经有所缓解，此时还像以往那样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就会忽略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财富的追求使人心理扭曲、行为失范。因此，党和国家应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作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强化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努力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政治基础。第二，加强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培养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从而消除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体制基础和文化基础。以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有利于社会的两大既得利益集团，而对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则弊多利少。如果我国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国民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普通民众就会通过民主渠道扭转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的局面。因此，加强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培养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将有助于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体制基础和文化基础。第三，加大反腐败力度，防止新阶层和腐败官员亲友圈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从而消除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利益基础。如前所述，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阶层和以腐败官员为核心的腐败官员亲友圈，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两个最大、最直接的受益群体。为了保障其既得利益并继续获得超经济利益，这两个利益集团极力维持以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行政的格局。基于此，要通过加大反腐力度约束新阶层并瓦解腐败官员亲友圈，同时防止新阶层和腐败官员亲友圈集团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将有助于消除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利益基础。第四，认清西方发展观的物质主义流弊，弘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优秀思想，让我国的公共管理适当回归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从而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思想基础。以追求权利、自由、科技进步为代表的西方发展观，强调尊重并满足人的欲望，因而必然倾向于追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倾向于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其所崇尚的物质主义为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则强调责任、克己、敬天守道，注重对人的欲望的克制，倡导“节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是西方发展观的物质主义流弊的天然解药。这样，认清西方发展观的物质主义流弊，弘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优秀思想，让我国的公共管理适当回归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将有助于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思想基础。第五，加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冷静看待公共管理学领域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从而消除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中毒症”的理论基础。尽管公共管理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正是这种基础理论的真空给经济学思维主导公共管理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各种经济学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大行其道提供了理论空间。因此，如果公共管理学不形成本学科自己的基础理论，公共管理学就无法承担起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理论使命，公共管理学即便不被经济学思维所主导，也会被其他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的思维所主导。换言之，没有本学科自己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公共管理即便不得“经济学中毒症”，也会得“政治学中毒症”、“法学中毒症”或“管理学中毒症”。就此而言，我国公共管理学界的同仁应加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冷静看待公共管理学领域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从而消除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理论基础。
作者：刘太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