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视域下的中国城市旅游
城市化是全球普遍认同的一个事实。世界人口日益城市化，据联合国预计，世界城市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50亿人，比例升至61% [7]。《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27%，城镇人口达到了6.9亿人[8]。这给城市旅游带来了重大影响，要求把旅游视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中重新组合旅游业。事实上，休闲经济，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产品，正持续发展，塑造着城市消费和生产的新地图，且一些无法预料的新旅游和休闲形式也在不断创造和呈现之中。
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出现等级：国家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区域中心城市如西安、深圳、沈阳等，以及一般城市。这一划分，改变了城市的空间框架，影响了金融和商务的流动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中心城市存在大量的商务旅行，且如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倾向于这些城市，因为其充满活力的文化产业和遗产。它们作为城市旅游产生的中心地，在一定意义上与全球旅游联系更加紧密，致使全球化对其施加影响。
全球化作为一种进程，对城市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一致的。“全球化产品”沿着一条直线从中心城市扩散至非中心城市、边缘城市，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迪斯尼化”或“麦当劳化”，相信这是城市的一种必然结果[9]。这即是所谓全球化下的城市同质化。在实践中，城市游憩商业区（RBD，俗称“步行街”）[10]在各大城市中涌现成为一个有力例证。尽管其强调地方旅游吸引物集聚以塑造或重塑地方形象，但更多的是现代商业的辐辏。这也是中国城市国际化建设的一种体现，是现代气息和商业文化的融入[11]。云南景洪市的旅游间歇衰落[12]根源就是现代文化改造过度对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
全球化逆向影响着城市旅游的开发。城市旅游的开发者和发展者，为取得成功而降低风险，逆向依赖于地方独特性的开发与推销。到后工业化时代，“存在因旅游而兴起的城市”[13]，旅游的城市化，彰显着后现代城市的元素，如浙江温州等新兴旅游城市[14]。这种城市是以一系列主要景点和非旅游者也能使用的基础设施为基础的，因空间分散而被分隔组成区域，如娱乐区，形成差异化消费体验。文化与遗产被工具化运用，既强调地方性，又创造全球性。在旅游经济效能推动下，地方主导者积极整合旅游业，促销这些优势。在全球化与城市化下，地方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得以保留。正如Thrift(1997)推断，全球化不是使地方感变得浅薄而应更加浓郁，以满足人们追求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旅游体验[15]。
中心城市往往更具举办各种大型节事活动的条件，特别是因某些标志性事件而竞争，如为全运会等展开国内竞争，为奥运会、世博会等与世界城市展开竞争。此外，城市之间通常在旅游展销等方面也是持续竞争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城市间通过政治干预形式，运用其形象作为工具，吸引资本，提升城市的集聚力和竞争力[16]。这本质上就是城市的地方行销，是地方持续的再全球化的展现。其影响，从最简单而言，就是吸引流动资本。当然，旅游是最明显的方式。这种旅游导向的资本竞争，作为金融商务和服务中心的中心城市无疑占据先天优势，而新兴城市也主动运用区域品牌和地方特性，通过旅游者而诱引流动资本[17]。但是，无论何种城市，只要把旅游作为一种工具，就势必会在利用中表露出城市旅游中的悖论。
2城市旅游中的悖论
2.1在旅游中的城市
2.1.1旅游者为什么到城市旅游？谁是城市旅游者？
这两个问题紧密联系，对其回答面临三个困难。第一，到城市旅游与被城市吸引是不同的。在过去30年，很多城市都被卷入旅游，这是因为城市是各种设施的集聚地，有助于旅行，但这只是旅行而非旅游。如果旅行者不是被城市体验所吸引，那势必在城市花很少时间，反之则不一定。因此，不能做出如此假设:所有在城市的旅行者都是城市旅游者。
第二，“为什么去城市旅游”这一问题是对人的动机检验。城市，无论是功能、设施、建筑形式、文化，还是人口，都具有相对密集性和多样性，与农村相区分，刻画出“城市生活方式”。这吸引了旅游者，但这一回答并不完美。旅游者观光、漫游城市等行为，反映的是作为旅游动机的某些核心的城市元素。
第三，城市是经济与政治权力、组织和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的聚集地。旅程不可能完全把诸多动机分拆，同样，旅行者也不可能排他地被分解为旅游与非旅游。城市是旅游目的地，更是一个复杂的城市观光行程的存在。
再就是，在城市中把旅游者与本地居民区分开来也是很难的。从动机和行为上看，旅游者与本地居民难以有效区分。旅游者是假日中的居民，而居民成为短途旅游者。从城市资源利用上看，他们共用城市公共设施，如商场、餐饮场所、文化景观等。他们的消费存在着互动杂交和社会汇合。从旅游管理上看，城市旅游管理包含了不可分割的多利益相关者，他们占其二。如此，城市旅游者被成功界定是较为困难的。
2.1.2旅游者对城市的使用
旅游者被吸引到城市，与城市相遇的细致描述很少见，这是因为地方规划者和管理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市场细分和旅游地管理。Pearce(2008)等[18]以中国为例，运用调查、绘制地图、收集故事等方法评估了游客到城市的反应，从侧面展示出了旅游者对城市的使用。
选择性。旅游者仅利用城市的很少部分。旅游者通常会预先安排何时、何地、如何使用城市资源。作为供给方的城市，根据城市空间选择、功能规划以及对旅游者的需求假设，创建出“游憩商业区（RBD）”、“中心旅游区（CTD）”以及旅游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对早期追求设施供给的构建中心商务区（CBD）的延续。
快速性。旅游者快速地消费城市旅游产品。他们在任何城市停留都很短，平均在2天左右。这归因于旅游者动机的多变性，包括很多偶然的短暂停留。管理这种行为是很困难的。像苏州，曾是长三角的“集市”，经受着一日游的高度影响，管理和盈利都不易[19]，只有过夜停留才能大幅增加旅游者的花费。
重游性。城市旅游者很少可能重新回到同一城市。因为旅游者常会提前标记必须去的旅游景点或景观，一旦预期达成，重游就变得多余，标记将延伸到其他地方。这就意味着城市旅游产品的地方特质阻碍了重游。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城市景观越独特，重游的可能性就越少，往往是一生一次的体验。相反，更为普遍的地方产品，销售一种氛围或生活方式，如上海、香港等，而非特定吸引物，更可能产生重游。针对这一问题，城市可采取两种策略：一是要么持续寻找新的市场取代老市场，要么不断重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以满足现有市场；二是塑造城市一种氛围，如“怀旧”、“分享”等[20]。
随意性。城市旅游者是随意的。这植根于旅游者的易变心理。因此，城市旅游是很脆弱的，其时尚、消费口味和生活方式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需要在再投资或再建时考虑人造旅游景观的生命周期。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旅游是“现存的”或“过去的”生活方式的附属。面对旅游者对城市使用呈现出的这些特性，城市需持续地延伸多样化产品。一些有较好文化和遗产的城市，要不断重塑自身来回应旅游者的特性，突出旅游与创造性之间的链接[21]。但是，那些景观越独特、重要和完整的城市，审美认知就越强烈，而产品拓展就越困难，这是一种悖论。旅游有益于城市的重生与发展，然而，单一旅游不应成为城市的标准，而应混合发展。
2.2在城市中的旅游
2.2.1有旅游城市吗？
尽管中国现有339个“优秀旅游城市”，但这不意味着总能随便使用“旅游城市”标签，如同“工业城市”一样。城市是多功能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城市，而排他性的城市是不存在的，海边度假区或旅游主题公园不是城市。绝对二分式的旅游城市与非旅游城市是一种空想，尽管这是很诱人的。
旅游是一个综合体，不能被分割成一种功能或一些设施，同样，旅游者也不可能被识别为一种行为和动机独特的个体，进而使得旅游业不可能如同其他产业清晰地置于空间，继而旅游城市也不可能被独立划界，这根源于城市旅游的不可视性。实际上，“旅游城市”应该是一种构想，就如同历史城市、夜生活城市、文化城市、商业城市、休闲购物城市、运动城市等，往往相互重叠，成为城市元素，共同构筑地方感，吸引旅游者。
2.2.2旅游对城市的影响
旅游对城市的影响常常被高估，即使是国家中心城市，旅游影响也仅限于城市有形范围的很小部分。旅游，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被赋予战略性支柱产业，然其经济的重要性，在类似上海、香港等全球资本集中的城市，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地位不那么显眼。但是，旅游在就业上，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显示出了重要性。这使很多部门意识到旅游存在的合理性，其实际和潜在的利益与成本是明显的。旅游给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了重要影响，当然，经济影响是主导。对于旅游者，城市旅游体验是零价格的自由进入的公共利益。
城市的古迹、博物馆等，要么是免费的公共空间，要么是作为一种远低于成本的公共服务。所以，旅游者可视为城市设施的免费搭便车者。另一面，他们的消费也在给城市做贡献。地方居民可从旅游服务中获得利益。他们一起创造了充满生机的城市氛围，让地方赢得了物质利益以及自尊心与自豪感，使公共成本与个人利益相协调。城市旅游的进入成本，就技术和资本而言，是很低的，相比于城市其他发展选择，但城市公共部门很少对旅游投资进行可行性研究或评估。这是因为旅游常被认为是一种封闭控制系统，即某一地方投资的最糟糕情况可能就是取代另一地方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天赋资源和人类的特殊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旅游城市”，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有迅速萧条的可能[22]，而非替代。此外，城市旅游的经济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其衡量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尽管目前多数研究以占GDP的比重来体现[23]。完善评价需要GIS以及经济与地理相交叉的旅游分析的长足进步。
2.2.3在城市中的旅游管理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体，嵌入到城市的各个方面，这使得城市旅游管理与广泛的城市管理交融一体。虽然旅游在城市管理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但是城市旅游规划，与如交通等其他部门规划仍存在分离。参与城市旅游的部门很多，且目标和手段不一，这就否定了城市旅游管理是一个连贯分支学科的想法。向旅游者提供信息被纳入营销，城市重建和振兴中的旅游运用是城市规划和管理者的任务，文化机构则向旅游者提供有吸引力的表演、产品以及城市遗产。因此，究竟谁是城市旅游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模棱两可，似乎谁都是，谁也不是。对于旅游者的管理，基于公共机构主导的城市旅游规划是无能为力的。其所做的仅是试图提出有效策略，通过相对简单的办法，从土地利用分区、交通拥堵措施到信息交流等方面，缓解不利影响。城市旅游实际上是被束缚于地方的。杭州的旅游体验直接源于特定地方，其他地方则不能复制[24]。因此，每个城市的旅游产品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旅游产品是一种地方消费体验，但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和投资，是全球而非地方的，这就使地方城市常复制其他成功模式，而不进行风险创新。
在城市中的旅游管理倾向于复制现存的空间规划，就如“步行街”、“美食街”等往往被随处复制。这样，旅游产品是地方的，而引导开发的手段是全球的，且根据旅游者的偏好和选择而进行的服务也是全球的。如历史文化名城，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是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的集中展现。如此，城市旅游管理，作为一个主题，是世界城市构建与地方城市维系的交汇。
3小结
在城市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旅游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和工具被公私部门运用，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在转型时期，公私部门合作是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构建公私伙伴关系是城市旅游规划和管理获得强劲动力的必选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培育新的旅游类型，且使地方利益最大化与负面影响最小化，并为城市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形成一种协调机制。
后现代城市选择推动与投资消费服务，如旅游休闲，目的在于全球化下利用地方优势抗衡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服务的竞争劣势。无论结果如何，这些城市呈现出了创业图景，重构了正在变化的城市经济和景观，保持了浓郁的地方气氛。它们的出现，凭借独特地方价值，正逐渐成为中心城市的竞争者。当然，中心城市作为金融、商务与服务中心具有先天优势。中心城市与新兴城市，本质都是在全球化下利用地方品牌以吸引流动资本。同时，这些城市，在旅游者的地方消费体验中展现出了日益延展的市容与不断变化的状态，正是全球化影响地方体验的形式。城市旅游让城市的地方化与全球化汇流交融，仅仅只是程度不一。
地方化与全球化共同展示了城市的发展面貌，也是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作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之路，揭示着一种悖论：管理者在城市旅游发展中追求地方异质性，但同时数字农业论文又采用全球化的方法带来城市同质化。实际上，这也是地方化与全球化交汇下城市旅游发展的必然后果。“城市是谁的”，旅游者或本地居民，这是含混的。城市旅游发展整体是不均衡的。纠正这些问题，并实施恰当策略，这就需去理解城市与旅游之间的悖论以及相互关系。
作者：李强 罗光华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