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方煤炭企业的博弈
煤炭开采与环境治理最主要的博弈方就是政府与煤炭企业。煤炭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常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设计自己的行为，而采煤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又会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一个能监管和约束煤炭企业行为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机构。而政府能够真正承担起这一角色，它通过对排污者收取税费、罚款等来强制煤炭企业治理污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也可能存在失职，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政府与企业的合谋关系。假设我们以某地区的煤炭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煤炭的开采必然会产生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待这些企业排放污染问题，主管行政机关的行动集合有两种，即“监管”和“不监管”，而煤炭企业的态度也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下面用函数式分析两种利益主体的博弈。设采煤企业的收益Ｒ依赖于产量Q，建立函数关系，即Ｒ=Ｒ(Q)，采煤给煤矿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产量呈正相关关系。再设政府严管时企业的产量为Q1，不严管时企业的产量为Q2，则可知Q1＜Q2。政府的税收用T表示，税收与煤炭产量Q的关系用T=T(Q)来表示。政府对煤炭企业进行监督，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构成监督成本，用C来表示。本文假设政府严管时发现企业污染对其实施A的罚款。特别是当采煤对水资源等生态环境的污染严重，并造成事故时，政府会产生一定的损失，用F进行量化。假设C＜A+F，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有进行严管的动力。又假设地方政府和煤炭企业彼此非常了解各自的支付函数和战略空间，而且各自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不知道其他参与人的选择，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政府与煤炭企业的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1。可见，当煤炭企业选择积极治理污染时，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不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成本C;而当政府选择不监管时，对企业来说，消极对待是其最优策略。由于煤炭企业的收益Ｒ(Q2)＞Ｒ(Q1)，这时必然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政府便会履行职责实施严管，于是就会有T(Q2)+A－C＞T(Q2)－F。而严管时对煤炭企业处罚很重，则有Ｒ(Q2)－A＜Ｒ(Q1)，这种情况下，煤炭企业会采取绿色开采技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为了使该博弈模型实现纳什均衡，我们假设政府实施监管的概率为p，则不实施监管的概率为1－p;煤炭企业积极治污的概率为q，不积极治污的概率为1－q，解这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即有:政府和煤炭企业的态度分别为:政府以p=［Ｒ(Q2)－Ｒ(Q1)］/A的概率实施监管策略，而煤炭企业则以q=1－C/(A+F)的概率积极治理污染，污染的状态时好时坏，具有不确定性。［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煤炭企业因利益关系常常存在合作与合谋的关系。研究表明，许多煤炭企业的守法成本较高，相比之下，其违法成本较低，这样就使得一些守法的煤炭企业生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违法企业就具有相对的“优势”。此外，政府与煤炭企业因利益存在的合谋关系，不排除有些政府官员因职务上的便利会产生“寻租”行为，从而对一些煤矿的监督检查也仅仅是流于形式。一般来说，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煤炭企业周边的社区居民因过高的索赔成本，致使他们很难举行集体行动来反对污染，再加上政府的“不作为”，因此在本研究中，可将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污染谴责F忽略不计，当然也可排除煤炭企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污染事故时政府才会出面去严格治理。在博弈中，存在T(Q2)+A－C＜T(Q2)，对于政府来说，不严管是其最优策略，而对于企业来讲，在Ｒ(Q2)－A＞Ｒ(Q1)情况下，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采取消极的态度，此时纳什均衡的策略组合是(不严管，消极)，即企业消极对待，政府不严管，其收益分别为Ｒ(Q2)和T(Q2)，见表2。当然，在面临严重污染事故时，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采取经济处罚及行政手段对煤炭企业实行严格管制，这样管制的结果常常是“治标不治本”，环境污染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污染的状态常常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与煤炭企业等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常常会出现为推进节能减排、减轻环境污染，政府强化行政推动与经济补贴等方式进行污染治理，但煤炭企业因信息收集成本过高而发生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在一些地区，也潜藏着类似“无锡水危机”的事件，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熟视无睹。对于煤炭开采引发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治理，常常缺少社会公众的参与，致使公众缺少参与权，更没有有效的监督权。更有企业通过偷排污水，进行多口排放等方式避免监管，甚至有企业会在下大雨时排污，通过这种方式来稀释污染浓度。［9］为了进一步剖析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的利益合谋，本文假设地方政府和煤炭企业彼此都了解采取何种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这是一种完全静态的博弈模型，用这种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囚徒困境”。为使博弈模型简化，我们假设所研究区域的环境污染由A、B两个地方的煤炭企业共同造成，且认为单独一方的煤炭企业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再假设A、B两地政府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为:当一方治污而另一方不治理时，环境污染并不严重，这时双方的得益各为80，当环境污染严重时，净得益仅为60，而单独一方治理污染的成本为40，如果双方共同治理，可以降低成本至30，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矩阵博弈模型见表3。在地方政府治污的“囚徒困境”模型中，纳什均衡就是A、B地方政府均不治污。给定A治污的情况下，B的最优策略是不治污;给定B治污的情况下，A的最优策略也是不治污。这种所谓的“理智”行为的后果，使得双方形成了一个最坏的僵局，这一僵局迫使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策略，导致煤炭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根本的好转。
2.水利部门与煤炭企业之间的博弈
水煤共生，采煤会给煤矿企业带来高额利润，但采煤也会给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一边是煤矿开采的利益，一边是水资源的破坏，两者的博弈既考验着地方决策，又关系到当地的长远发展。水利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担负着防汛抗旱、水利建设和水利执法等重要职能。为保护生态环境，水利部门会设置一些指标对水资源的使用及保护行为进行监督和考核，因此，水利部门的策略组合为G=(监督，不监督);煤炭企业常常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非法开采，破坏水资源，因此其对水资源的使用必然会受到水利部门的监督和约束。然而，煤炭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会采取应对措施逃避水利部门的监管，其策略空间为L=({监督，保护水资源}、{监督，不保护水资源}、{不监督，保护水资源}、{不监督，不保护水资源})，因二者在行动上处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故它们之间可看做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该博弈模型中，由于各自利益主体了解彼此可能的选择策略，然而双方仅仅知道自身所做选择策略的概率分布，却并不了解对方所做选择的概率分布。为使问题研究方便，本文用U1和U2分别表示水利部门与煤炭企业在博弈中各自的收益，博弈树见图1。当水利部门监督煤炭企业保护水资源行为，且煤炭企业在采煤过程中对水资源进行保护时，则水利部门的费用包括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或采取人为措施进行监督检查的费用(Cg)，所获得的收益用Ｒg表示，表现为采煤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所带来的间接收益;而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煤炭企业是主要的受益方，其收益主要是采煤带来的收益(Ｒ)，而其所需支出的成本包括因采煤减少所引起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Cn);当水利部门为监督煤炭企业水资源保护行为所需支出的成本仍为Cg，此时，水利部门的收益为对煤炭企业破坏性开采的处罚(F)与所损失的收益Ｒg之差;煤炭企业的成本为水利部门的查处时罚款(F)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M)，所获得的收益为采煤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即Cn;当水利部门不监督煤炭企业对水资源的保护行为，煤炭企业执行保护水资源政策时，水利部门的成本为0，收益为Ｒg，煤炭企业的成本为Cn，收益为0;当水利部门不监督煤炭企业水资源保护行为，而煤炭企业也不执行保水采煤政策时，则双方的得益和成本分别为:水利部门的成本为0，收益为－Ｒg;煤炭企业的成本0，收益为Cn。
3.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煤炭开采的监管力度。首先，地方政府要搭建一个方便、快捷的全国性水资源保护信息系统，通过该信息平台能够及时了解煤炭企业的开采行为，有效降低监管煤炭企业保水采煤的成本，增强对煤矿企业违规采煤的处罚力度。此外还需要完善政府考核制度，将政府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治理、督导情况与工作业绩挂钩，并进行考核，防止政府部门为了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纵容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而相机收取罚金的结果出现，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其次，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治污的积极性。公众作为区域环境使用权的拥有者，理应成为水环境保护的决策参与者。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征询公众的建议和意见，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有效防止“生态灾害”。第二，建立“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制度。煤炭开采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主体，要解决利益者的利益失衡问题，就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建立“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对煤炭开采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要从根本上触及煤矿开采企业的经济利益，内化开发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能有效产生激励煤炭企业保护水资源的经济机制，从而为水资源的保护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10］第三，规范煤炭企业的开采行为，积极倡导煤炭企业开展绿色开采技术创新。要运用铁腕治污，建立专项整治的行政管制。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发布管制规则，通过行政监控具体落实规则的执行。煤炭企业要按照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实施绿色开采;通过更新开采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等手段，严控污染排放，最大限度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也可以通过对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知识援助等方式，全面提升煤炭企业的环境管理品质。
作者：常建忠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