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当代的前沿问题？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性交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上面3个课题，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推动促进中国建筑话语的世界化，回答上述9项要求中的一部分。这些工作远没有结束；有许多还没有开始。目前的工作，是在路上的努力；重点是对西方概念的选择性使用和中国独特性的研究浙江职称和强调，以此促进本国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世界化，及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关联化、多元化和多极化。
作者：朱剑飞 单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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