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兴与衰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前者由威廉•配第创立，后由亚当•斯密集大成，最后大卫•李嘉图完成；后者由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创立。这两种学说的诞生，均根植于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需要，至19世纪40年代英、法、德等各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对立和尖锐，把两种学说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了。其历史使命是为解决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分析两大阶级对立的根源和矛盾不可调和性，进而用共产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解决这一矛盾。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必然，这也是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随后，资本主义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很多都借鉴了其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最典型的当属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历了1929年大危机和二战的洗礼之后，除美国外的欧洲诸国都已是千疮百孔，而蓬勃向荣的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在世人面前展示了巨大的吸引力，进一步奠定和夯实了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坎坷多劫的历史遭遇使得向苏联学习成为历史必然，那么，苏联的经济建设理论也就被照搬过来，在中国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也再次验证了该理论的指导作用，对此，不能抹杀。对此，至少是在1980年代之前，政治经济学的积极作用达到了历史的顶峰。1980年代之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与问题，其中就包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该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此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学“衰落”的开始。最终1989年的苏联政变和随后的东欧剧变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价值也就被画上了一个问号。与此同时，中国在1985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依据开始多元化，其他经济学说开始被中国所借鉴、运用，最终，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其他经济学说的理论地位正式在中国得以确立，相对应的，就必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旁落”，这不能不承认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二、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每一种理论与学说都是在一定假定前提条件下成立的，如果该假定前提不能被满足，该理论可能就会失去实践意义。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资源配置、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针对的是实体经济，在经济模式多元化的今天，支撑经济发展的理论自然应该有所演进。
（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限性
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建议也并非完美，苏联、东欧和中国经济实践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按照该理论，计划经济本身是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由政府统一对社会资源进行集约化配置，然后统一组织生产、统一进行产品交换、统一进行产品分配，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在理论上，这样做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实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有效避免社会矛盾。但是该理论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是信息充分，而且决策者也就是政府对信息的反应是及时、科学和果断的；之二是各种利益主体充分相信政府的“科学”决策并且服从政府的统一调度；之三是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充分而且有保障；等等，当然，这些假定前提只是该理论成立的必要前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问题是，仅仅这几个假定前提在现实中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何况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诸如战争时期这样的特殊时期，政府掌握信息、提出对策、执行政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何况各种利益主体在既得利益刚性的情况下也未必完全听从指挥———何况监督成本非常高，“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该理论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我们发现，凡是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其初始点一般都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如前苏联建国前的俄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中国更不用说，计划经济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1949年结束后，仍相对贫穷落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短短几年就结束的实践基础之上于1956年建立起来的，其标志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问题是，随着计划经济的执行和实现，确实都有过一个时期甚至较长一个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其经济成就之巨大不容抹杀，如前苏联在193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二战后的迅速恢复和复兴、繁荣，如中国“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巨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问题是，当经济总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对应着更为巨量的经济信息，为处理这些信息，需要政府的经济决策能力相应得到提高，而且还需要各个利益主体相应配合，如此种种，只要一个环节出故障，整个系统可能就会瘫痪，何况出故障的可能不止一个环节，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就充分曝露给世人了。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当时的各国政府无不费心尽力，修修补补，然而，无一例外，其经济最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可见，经济发展本身需要更为合适的理论来进行指导，经济理论本身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发展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需要。
（二）新经济时代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时代背景和时代基础是实体经济———制造业，它显然是指导传统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学说，那么，在19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新经济开始出现、发展和繁荣，它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地位和作用的消失，而仅仅意味着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舞台上，新经济也取得了一席之地，由它所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特征、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相应的概念和理论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也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哲学思想的再现。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信息产品的复制成本非常低，甚至没有成本，而且，复制具有重复性和无限性，那么，如何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那么，具体交换时，没有成本的商品其价值如何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呢？学者们对此问题做过一些解释，如认为信息产品的价值体现在其初创上，其复制品仅是价值的一部分体现，要衡量其价值，需要加总所有复制品———问题是复制可以是无限的、重复的，如何加总呢？还有学者认为，信息的载体是有成本的，如硬盘、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信息产品的价值依附在载体上，其价值大小应综合计算———但是，载体是载体，信息产品是信息产品，他们不是同一种物品，因为生产材料和过程迥然不同。显然，这里新经济或称知识经济的模式、特征与传统的实体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诠释其发展规律，显然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信息革命将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信息产品的制作、传播和升级换代速度之快，使得价值规律对此的解释力不从心，那又如何指导其发展呢？当然，这并不否认其对传统经济的解释力，毕竟，对立统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三、其他经济学学说的兴起与局限性
既然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力有不逮，那么有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呢？新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奥地利学派等等西方经济学流派都曾经一度粉墨登场，试图对当时的经济困境和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解决方法，然而，事与愿违，各种理论学说严谨的假设前提本身就决定了他们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何况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问题层出不穷？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一再考验着这些名噪一时的理论学说，燃起学者和公众一个又一个希望，如在原凯恩斯主义受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打击之后，部分学者从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的诸多学派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在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形成了新凯恩斯学派，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仍坚持政府干预，这遭到了货币学派的强烈批评，因为货币学派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主张政府应该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认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而且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然而，在他去世两年后，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不期而至，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冷静下来的不少学者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海啸成因之一，弗里德曼当然难辞其咎，尽管该观点存在争议，但毕竟是对美国自由放任金融监管政策的一次有力反击。前后两大流派各领风骚数十年，然而，孰是孰非，仍待后人评说，只是今人不得不承担其政策主张的或好或坏后果。加上其他学说是是非非的争论本身，也许说明当今世界的复杂性难以使用一种单一的理论学说来阐释和指引，只不过由此似乎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四、后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
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7]：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在后危机时代，新一届中央领导的这一表态就意味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以及对虚拟经济①泡沫化的警惕。我们必须汲取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由美国金融危机演变而来的综合经验和惨痛教训，毕竟，13.4亿人口的大国要振兴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必须首先要正确对待实体经济，借鉴冰岛等国家经济虚拟泡沫化的教训，这是否需要以实体经济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呢？首先，解铃还须系铃人———解铃和系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自建国后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设计，其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调整，但是公有制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甚至计划经济的影子仍然存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刘国光[7]（2010）对比研究了中共十四大和十七大相关文件精神，再次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那么，显然，了解新中国经济发展正反两个角度的历史需要政治经济学，了解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境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学，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政治经济学，了解学习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及其精神需要政治经济学，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对应的政策、方针变化仍需要政治经济学———这一切决定了有什么理由将政治经济学束之高阁呢？何况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也不是什么万能的良药妙方。其次，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否的原则需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党员和干部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十八大在论述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要求：“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试问，落实这些大政方针能够依靠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吗？最后，它是辩证地借鉴吸收西方各种经济学学说的重要参照物对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高鸿业在其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几乎每一章都给出了掷地有声的评论，笔者不再赘述。只是本着对学生负责、为社会负责的态度，不能仅仅只向同学们讲授一家之言———其政策风险由谁来承担？年轻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其中财经类学生需要学习了解全面多元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不是单一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这显然并不是目的，而仅仅只是手段，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同学们死记硬背或者所谓掌握多少经济学观点，而是从中发现适合中国的、具有战略视野的经济发展方式方法，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这一使命远未完成。
作者：林峰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济学院
相关专题：创新5.1声卡驱动win7 一仆二主全集在线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