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民主化障碍的政治文化分析
我国政治民主化的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我国深受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政治家经常致力于创立一套正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成文宪法，或者努力组织一个政党来鼓励群众的参与。但是，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2]我国现在有完善的政治组织机构，缺乏的就是现代民主的政治文化。
（一）“君权至上”的思想。“君权至上”指君主在政治体系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现代社会，人民的“子民”、“臣民”意识依然存在，这种意识使人民缺乏现代的公民意识，缺少社会责任感和权利意识，对政治持一种冷淡的心理。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形成“一言堂”，一些人大代表在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只是“举手表决”，不发表任何观点，“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思想臣民，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3]因此不肃清权力本位和家长本位思想和作风,培育人们的独立人格意识,民主就只能是奢谈。
(二“)以民为本”的思想。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的是“以民为本”“,民本”中的民，是被统治的对象，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利体制中，民都不具有主体地位，因而民的实际存在取决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民本”意义上的权利是虚拟化的，义务则是某种强制性的责任，实际上是统治者对于统治对象的某种德行上的“恩惠”，因而民众不能有效制约君主的权力，只能做君主的顺民。这种思想对现在人还影响很深，人民没有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三）“重德主义”的思想。我国的传统儒家政治文化重视“仁政”和“德治”，选拨和任用官员重视个人品德，儒家强调以德服人，“其身正,不令而行”,极其重视统治者和官员的德行和自身的修养，强调道德模范的作用，希望君主成为“内圣外王”型的君主，相信人性善论，但是人性都有恶的一面，一旦君主失德，那么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灾难。我国现代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但是人们的法律意识依然淡薄，执法犯法的想象依然存在。这主要是两千多年重德主义影响下法律思想的缺失所造成的。
（四）“道义制衡”的观念。在权力关系中，君权至上，道义制衡观念的基本政治职能不是防范君主个人的专制与独裁，而是通过群臣对君主权力的相对制约，以维护君主专制运作的正常化和秩序化，防范发生危机。大臣以道义制约君主权力的主要方式是“进谏”，古代有一句谚语“伴君如伴虎”，说明了我国古代的道义制衡观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是非常有限的。而现代人民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信访是一种民意表达、民意诉求的渠道，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较弱。下层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政治意识比较薄弱，当与政府发生矛盾时，非理性的，狂热的，偏激或冷淡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使他们与政府发生激烈的斗争，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比如2008年6月的贵州瓮安事件，这让我们必须加以警醒。
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展望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国民性格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影响至深，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改变，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从1974年至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我们在现阶段不断切实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我认为首先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有领导、有步骤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次不断加强对公民文化培养的投入，培养公民意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再次加强法治建设，重视宪法的作用，实现宪政，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作者：张志民 王瑶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张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