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论的论调是，只要财产得到正确分配，其他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实际上此乃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的直接遗产。我们从前一直未能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主义，并不只是甚至不那么算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文化学说和综合性的文明方案。某些“改革的实干家”所祈盼和钟爱的私有制其实早在古代苏美尔时期就出现了。那时有一批机灵的年轻人，他们借助于靠近政权机关的便利条件而大发横财，只是人们没有预感到在那里会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气息。需要特别强调一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权利学说是在基督教教义的框架内产生的（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都没能够衍生出自由与权利的思想），因为基督教首先是一种有关个人自由的学说。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品，无论是英国约翰洛克的，还是他的美国嫡传弟子的，抑或是德国牧师弗里德里希纳乌曼的也都是这样来理解这件事的。作为所有人都必须享有的权利，基督教传统所捍卫的成为后来自由主义的所有制理念赖以形成的基础，这种基础首先就是个人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遗憾的是，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环境当中，很早就对宗教问题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东正教教会及其对农奴制和蒙昧主义的庇护、对“沙皇统治者”的滑头式谄媚、最令人反感的制度长期和严重地毒害着俄罗斯进步人士的头脑。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仍然需要重读国内自由主义基督教徒们的卓文名篇，比如伊凡谢尔盖维奇阿克萨科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霍维奇、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劳洛夫、彼得别尔加尔多维奇斯特鲁韦等人的著作。地方自治与俄罗斯自由主义2012年4月底，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例行纪念日之际，我们在弗拉基米尔市建成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俄罗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地方自治论者、第一届杜马副主席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多尔戈鲁科夫公爵。1945年，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捷克斯洛伐克遭苏联特工机构逮捕，并以“反革命活动罪”判罪。1951年，86岁高龄的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市中央监狱痛苦地死去，至死也不承认对他的有罪判决，坚称自己“是一个借助于人民代表制实现合法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尽管地方领导人存在各种异议，但弗拉基米尔市的代表、地方史学家以及当地的“纪念碑”协会都支持树立该纪念碑，因此，这件事最终还是得以圆满解决。“俄罗斯自由主义遗产”基金会集中国内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努力，在其大约十年的运作期间，在俄罗斯40多个地区都举办了类似的纪念活动，并且总能获得当地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被告知事实真相特别是长期被掩盖的有关当地真实而不是杜撰的历史真相的时候，人们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必须重建真正的丰富无比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族谱”。在俄罗斯的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每个县市都曾建立自己的社会自治机构。正是这个由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人士所组成的自治机构，负责精打细算地安排道路、学校、医院等建设支出。显然，正是这种政权形式，而不是垂直的官僚体系拥有更高的效率。总体而言，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历史，不仅是充满悲剧及悲惨事件的历史，它在很多方面同时也是获得成功与成就的历史。如果与当地的地方史学家交谈，他们会很肯定地说：地方“历史”中最辉煌的篇章是与当地一连串热爱自由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事实上，除了怀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还拥有一双勤劳的手。如果这种传统当年不是处于顽固的保护主义与革命性的虚无主义之间而腹背受敌，最终遭到无情“压制”的话，这种自由主义的选择本来是可以成为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的。尽管现在一些“热心”的俄罗斯人甚至某些“统一俄罗斯党”人也提出要发展地方自治的思想，并进行了若干尝试，但在俄罗斯，真正有关地方自治的法律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新的地方自治缺乏财政保障。主要是，地方自治的性质本身要求它必须是自下而上，而非相反。对于这种形式的自治来说，垂直的权力体系所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而且是将其视为一个危险的竞争者有意识地进行伤害。当年，那位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可是从边远地区干起来的，而且他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体面。
作为一个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多尔戈鲁科夫从位于莫斯科市兹纳敏斯基胡同的公爵官邸出发到了库尔斯克的土地上和苏震斯基县。他就是在那里开始，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头扎进田地里，变成了一名优秀的土地专家，并被选举为县自治局其后是省自治局的主席。他还加入了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联合会，并且从此成为立宪民主党及第一届杜马领导人。他的孪生兄弟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多尔戈鲁科夫在莫斯科省的鲁斯基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我们在前县参议院大楼前为他竖立了一个纪念牌。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也是一位杰出的地方自治者，曾在普斯科夫地方自治局工作。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沙霍夫斯科伊则就任于雅罗斯拉夫地方自治局。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是什么首都帮，而是一群来自“土地”的政治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积累经验与威望，创建了立宪民主党，并且赢得了当年国家杜马民主选举的胜利。由此，三四十年后亚历山大二世所进行的地方自治改革也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人会说：在俄罗斯，等待这样的“收获”是不是太长了？然而，如果估量一下改革开始以来所错失的机会，我们在过去的近三十年又做了些什么呢？保守主义没有“压垮”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自由与财产作为两个基本的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存在有机的联系。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私有制度，人们就会愈发积极地去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想当年，俄罗斯的农奴主大力鼓吹私有制思想，说土地是他们的，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导致俄罗斯农奴的解放进程步履维艰。结果到了1861年，农民虽然得到解放，但照例没有土地，不过给予了他们将来通过贷款及分期付款赎回这片土地的机会。成百上千万的人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样一来，俄罗斯就出现了一个既能珍爱自由又很看重财产的庞大群体。以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这里既有熟练的雇工，也有知识分子）愿意为自己负责并且保护自己的自由与尊严。20世纪初，在俄罗斯这样的人并不少。当1910年在莫斯科为法学教授、前杜马主席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穆罗姆采夫举行葬礼时，为他送葬的人群，据同时代人的估计，达到了20万人！从现存的一部纪录片可以看出，这种估算是很接近事实的。当时当局以为，莫斯科早已忘记穆罗姆采夫这位前杜马代表：须知，他所领导的杜马于1906年就被解散了，穆罗姆采夫也因签署反政府的维堡呼吁书（Выборгскоговоззвания）而在塔甘的监狱囚禁了三个月，并被剥夺了选举权。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同胞们的头脑里，他依然是俄罗斯代议制与真正的人民政权的象征。其葬礼的隆重与规模迫使当局宣布不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但莫斯科大学校长亚历山大阿波洛诺维奇马努伊洛夫（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则任临时政府人民教育部长）在与朝廷的谈判当中主动担起责任：穆罗姆采夫葬礼当天的城市秩序将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来负责维持。大学生委员会仅提出一个条件，即：如果警察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那就不要让他们穿着制服在街上晃来晃去，公民社会没有他们也行。还有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另外一个例子。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大楼，其前身是戈利岑公爵的宅院。1881—1886年，俄罗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哲学家与法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切切林租用了这套房子。这段历史尽人皆知。1882年初，当时的莫斯科市政首脑特列季亚科夫退休，随之出现继任者的问题，莫斯科的一帮企业主来到戈利岑的府邸，一致举荐切切林为候选人，因为切切林不仅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家和法学家，而且是很有名望的市杜马代表。这些企业主对切切林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很早我们就非常了解您。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众所周知，不是恶人。”于是切切林就答应了。在担任莫斯科市政首脑期间，切切林取得重大成绩，比如，莫斯科能用上新的自来水管道就归功于他。此前也曾经试图铺设新的管道，但杜马的拨款总是陆陆续续地被挪用得一干二净。而自由主义者切切林却完成了这项事业，只是遗憾的是，切切林当时在这一职位上并没干多久：1883年5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期间，切切林在隆重的市政首脑午宴上发言时，声称要“团结所有地方自治力量造福于国家”，同时希望当局承认与地方自治会进行合作的必要性。由于政权机关应和社会力量交流合作的思想不符合沙皇周边人的心意，切切林不得不提交辞呈。曾经出色地担任莫斯科市政首脑的还有其他一些自由主义者：从弗拉基米尔切尔卡斯基到革命前的市领导人、十月党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古奇科夫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切尔诺科夫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理念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优先，严格遵守法律，市财政预算完全透明化以及毫不留情地与腐败做斗争等。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齐头并进的。几年前刚刚出版的《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与人》一书，收录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的96位俄罗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传记短评。书中记载，这些人都个性迥异，并且经常相互争论。当革命前的俄罗斯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并开始组建政党之时，对于善于自由思考的人们来说，就出现了联合、集中起来并结成同盟的机会，于是诞生了立宪民主党（以帕维尔米留科夫为首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十月十七日联盟”（以亚历山大古奇科夫为首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规模不大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取向的政党——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领导的民主改革党、彼得海登和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伯爵领导的和平复兴党等。所有这些政党在国家杜马都拥有自己的代表，同时还拥有在文化圈广受欢迎的出版物。不过他们的思想论战尽管有时非常激烈，然而却完全是理性的。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些聪慧、饱学之士，都积累起了几十年的崇高声望。他们很清楚：在向整个社会提出民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前，首先应当按照这些原则建设好自己的党内生活。实际上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内部，就出现了可以就所有问题——从思想问题到干部问题——都进行自由讨论的现象。这也让那些后来被抛弃不得不移居国外的人都完全保留了自己的本色——不仅是政治面貌，而且还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自由主义的理念与方案：俄罗斯人的必然选择俄罗斯自由主义也有某些妨碍自身发展的天生或者后天产生的缺陷与症疾，比如说，有人不知为什么就将自由主义与西欧主义等同起来，而实际并非如此：彼得大帝或者保罗一世尽管都是“西欧主义者”（不加选择地效仿西方），然而他们谁是自由主义者呢？另外一个论断也不正确，即：任何一个斯拉夫主义者必然都是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块纪念牌，该纪念牌是用来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的，当年他也曾在此居住，并于1886年在这里病逝。伊凡阿克萨科夫这位斯拉夫主义者、“俄罗斯乡土派人士”、一个“特立独行者”可是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是当年俄罗斯信仰自由与出版自由毫无争议的主要捍卫者。而且，他用来捍卫自由的论点也极其独特，比如，他曾经问道：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英国在自由方面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国家？这是因为，英国没有模仿任何人，而是从自身，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及宗教当中总结提炼出了这种自由。由此一来，俄罗斯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然不应该去模仿英国，俄罗斯文化同样包含自由的思想。这就是萌发于早期基督教有关自由的阿克萨科夫式的独创思想。对于他来说，言论自由就是“上帝”。谁蓄意侵犯言论自由，谁就是蓄意剥夺“上帝的恩赐”及冒犯上帝本身；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信徒，而不过是身穿礼服或长袍伪装起来的异教徒而已。基督教自由主义者阿克萨科夫说：“不能用象征强制与暴力的国家之剑逼使教会，否则教会就会变得不可思议；教会唯一的‘尚方宝剑’乃是要求赋予人们信念与信仰自由的上帝之教诲。”自然，君主政权及其豢养的教权主义者也非常害怕伊凡阿克萨科夫，很可能也十分惧怕俄罗斯的其他西欧主义者，因为他们严厉抨击俄罗斯的非法独裁统治，痛斥俄罗斯传统内含的异教教权主义。这一点尤其危险。遗憾的是，当代的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人士”的自命不凡者却不能够区分伊凡阿克萨科夫这样的热爱自由的斯拉夫主义者与比如说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或者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之类的反动分子，于是只能歪曲历史，最终凸显出自己的愚昧与无知。俄罗斯国内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另外一个不幸在于，他们通常认为，民主胜利之日，也就是“民主派”掌权之时。
然而事实表明，在自由主义文化缺失的条件下，这其中的某些“胜利者”的行为举止完全像是典型的俄罗斯式“杰尔治摩尔达”［杰尔治摩尔达（держиморда），源于果戈理《钦差大臣》喜剧中的警察人物，喻指行为蛮横粗暴的人——编译者注］。伟大哲学家谢柳弗兰克也曾经指出，令人不幸的是，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次急剧转折点，打着各种不同思想幌子上台执政的都是同种类型的家伙——一群毫不妥协的斗士，这种人不考虑代价损失，自认为是“代表历史”行事，并将永远得到历史的认证。弗兰克列举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例子：有这样一个人，前天还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杀戮，昨天却向德国宣战并痛斥富裕的德国人，到了今天——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年代，他又以同样的狂热对“资产者”大肆抨击。有意思的是，他总是能够给自己捞到不少物质上的好处。所以，顺着弗兰克的逻辑推理，反共产主义的革命根本不能保证真正的民主派与自由主义者上台执政。当年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在谈及俄罗斯“革命”时也曾经提醒说：“下一次（革命）应当更加谨慎。”不管怎样，对于社会首创精神、社会契约的渴求以及对于法律至上、相互宽容的渴望在成分复杂多样的俄罗斯依然存在，甚至不断增长。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方案迟早会重新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自由主义启蒙教育寄予厚望：是向人们还原其自身丰富无比的历史，其中包括俄罗斯内涵丰富的自由主义历史的时候了。而人们自身也终将清楚：毕竟，人类的理性推断乃是自由主义的公设之一。
作者：黄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