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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幽州地方文化的主要特点

摘要:西汉武帝时,全国除京畿地区外被划分为十三个州部。幽州位于西汉东北边境,是十三州部之一,前身为战国时期的燕国,西汉初期汉高祖又于此地封建燕国。《史记》与《汉书》划分地域时,幽燕之地均被划分出来,可见幽州有其独特的一面。在地方文化上,幽州具备剽悍尚武、愚昧少虑以及具备原始遗存这几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与幽州地区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地理形势、生产方式、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和战争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西汉幽州;地方文化;剽悍尚武;愚昧少虑;原始遗存

1区域概况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除京畿附近七郡之外的郡国分设为十三个监察区,每一区均由中央政府派置刺史一人担任监察之职而称刺史部。《周礼•职方氏》云:“东北曰幽州”[1](344),故帝国于东北地区所设监察区称“幽州刺史部”,简称“幽州”,部刺燕地诸郡国。战国时期燕国基本位于幽州地区,西汉初年又于此分封燕国,故此地又被称为“燕”、“燕地”、“燕土”或“幽燕”。关于幽州地理位置,主要地区位于今河北北部地区,辽宁大部分地区。

2地方文化的特点

《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在划分地域时,都将燕地划分出来,述其地理,载其民俗,可见幽州地方文化具有独特的一面。本文将对西汉幽州地方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探讨。

2.1剽悍尚武

剽悍意为轻捷,勇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幽州民众“雕捍少虑”,索隐对此注释曰“人雕悍”[2](3962),即迅捷、勇猛如雕。而褚少孙在续补《史记》时也认为燕土“其人民勇而少虑”[2](2574);西汉时期幽州地区即使出现了韩婴这样一位大儒,史书记载他“其人精悍,处事分明”[3](3613),“精悍”一词无不表现出幽州地方文化中的悍勇之特色。可见,勇猛、勇敢之气已经深入幽州了。观《史记》又可知,幽州“大与赵、代俗相类”[2](3962);而赵、代地区“人民矜懻忮,好气”,意为赵代民众与强势、刚愎为傲,好逞勇,有血气;“任侠为奸”,见义勇为,重义轻死,也有勇猛无惧的成分;“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2](3960),又体现出轻死好斗、悍勇无惧的特点。既然与之“俗相类”,那么幽州也大抵如此。先秦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就已经注意到燕国“其民好勇义”[4](3)。燕太子丹之遗风“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中也透露出悍勇、任侠之气。战国时期刺客荆轲前往刺杀秦王时所歌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任侠无畏、勇猛无惧的典型代表。《隋书》在言及赵、代地区民风之时,依然将幽州地区与之归为一类,“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总结为“人性劲悍”[5](860)。剽悍的风气为尚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燕赵武术始于春秋战国时代,2000多年来,尚武成风”[6](238),可见很早的时候幽州地区就崇尚武力了。春秋战国本为战乱纷繁的时代,战争环境下,社会的发展势必会存在军事、尚武元素。与幽州同属北方边缘地区的赵、代地区“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又益厉之”,当地人民“少礼文,好射猎”[3](1656),深受赵武灵王尚武之影响。前文提及,幽州地区“大与赵、代俗相类”[2](3962),不难推测出该地尚武风气普遍流行的状况。楚汉战争时期,“燕人来致枭骑助汉”[3](46),“枭骑”二字,体现燕人英勇善战。唐朝诗人杜甫曾作诗曰“幽燕盛用武”;宋朝时期,人们对于幽州地区的认识仍表现在“其民翘健,使弓矢,习骑射”[7](393),勇猛无惧,善于骑射。自春秋战国直至宋朝,幽州民众尚武之风基本没有改变。综而观之,幽州地方文化之所以拥有剽悍、尚武的特点,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春秋战国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的战争环境、燕太子丹之遗风;其二,幽州地处北方,介于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燕、代田畜而事蚕”[2](3968),既有农业,也有畜牧业。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使得幽州地方文化中具备了游牧文化的成分,而游牧文化便是以剽悍、尚武著称。其二,先秦时期,燕国“外迫蛮貉”[2](1889);西汉时期,幽州“无北边郡”[2](969)。幽州地处西汉东北边陲,毗邻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弓,尽为甲骑。其俗……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2](3483);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8](2980)。以上史料都说明了游牧民族骁勇、尚武的文化特色,而幽州边靠北方,地方文化难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其三,幽州位处北方边境,时刻受到北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威胁,“上谷至辽东……数被寇”[2](3962)。当时北边一带“地边胡,数被寇”且“迫近北夷,师旅亟往”[2](3960),军事边防的需要致使北方“文化风格带有浓重的军事化的特征”[9](154),幽州地方文化也因此注入勇武元素。

2.2愚昧少虑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燕民“雕捍少虑”[2](3962),《汉书•地理志》云“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3](1657),愚即愚昧。《论语•述而》记有孔子的门徒对于孔子的赞扬,如是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0](87),“威”即威仪,威严。既然这是孔子门生对于孔子的称赞,则势必也是儒家所推崇与提倡的。将上述“轻薄无威”理解为轻浮,刻薄,没有威仪,没有做到儒家那般崇尚与追求,符合《汉书•地理志》中“愚悍少虑”的描述,同时这也说明了幽州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不足。往前追溯,不难发现在西汉之前燕地民众便已具备愚昧少虑的特点,先秦著作《管子•水地》中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11](218),戆即愚直,西汉时期这个特点依然存在。《汉书•儒林传》主要记载了27位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家,将这些人物的出生地与各地区人数进行统计,结果表明,青州8人,豫州6人,徐州5人,兖州4人,司隶2人,冀州和幽州1人。幽州仅有一位知名儒士,冀州也只有一位,两州共居末位,幽州文化落后的状态是其地方文化愚昧少虑的鲜明佐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盛行于大中原文化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幽州处在北方边境,地理位置上远离大中原文化圈,而文化的传播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幽州在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相比自然要落后。而且,幽州环境幽闭,阻碍文化的传播。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如是描述幽州之地曰:“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12](411-412),明晰地勾勒出幽州东、西、北三面隔绝的形势。除此之外,前文提及,幽州常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地方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主要由于以上这些局限性因素,使得愚昧少虑成为幽州地方文化中的一大特点。

2.3原始遗存

幽州地方文化还具备一定的原始性,这主要体现在当地的婚姻形态上。《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宾客相过,以妇侍宿”[3](1657),这种婚姻形态和儒家礼制背道而驰。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指出,此为借妻习俗,“是古代夫兄弟或对偶婚的变相遗存,人类婚姻进化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13](257)。总之,这是原始社会婚姻形态的遗留。借妻习俗于先秦时“在华夏族各地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13](257)。西汉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与儒家礼制的推行,这种古老的婚姻形态逐渐消亡,“仅在燕地得以保留”,即使文明推进,“但至成帝时,借妻婚习俗尚未完全革除”[13](260-261)。借妻婚俗之所以会在燕地保留,卢云总结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这一地区偏在北方,战国时学术文化落后,婚姻礼制的传播还比较薄弱”;“第二燕太子丹向宾客开放后宫,其事距西汉最近,流风所及,也影响到该地的婚姻习俗”[13](260)。我认为,幽燕保留这种原始古老的婚姻形态,还有其他原因可作补充。具体如下:其一,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匈奴的传统里,女性的地位很低。“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2](3483-3484)。在匈奴人眼中,女性就好比物质财产,父子兄弟之间有着继承关系。冒顿在上位过程中,牺牲自己的爱马与爱妻以磨炼手下,建立威信。东胡向冒顿索取千里马,冒顿予之;东胡再“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遂取所爱阏氏与东胡”[2](3494)。和马匹一样,冒顿也将阏氏送给东胡。如此妥协退让,并非畏惧东胡。当东胡要求获得匈奴的土地时,冒顿怒而击之,大破东胡。面对东胡的索取,冒顿将千里马与阏氏拱手相让,可见在冒顿眼中阏氏的价值与马匹相等同。男性与女性结为婚姻关系后,女性即使改嫁也不能嫁于男性之子辈,男性也不能将女性作为财物而相让于人。匈奴反其道而行之,说明匈奴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并不牢固,乌桓也“其俗妻后母”[8](2979)。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幽州民众的婚姻关系变得松散,有助于“以妇侍宿”借妻相让的情况的保留。其二,道德礼仪观念淡薄。幽州俗与赵、代相类,赵、代人民“不事农商”,“丈夫相聚游戏……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而“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富贵,入后宫,徧诸侯”[2](3960),礼制观念缺乏。幽州的情况也当相似。其三与其四,距离文化礼制发达地区较远与区域的幽闭性皆不利于传播婚姻礼制。前文提及,幽州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大中原文化圈,环境幽闭,这就使得中原先进的婚姻礼制难以传播、普及。

3结语

西汉时期,幽州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所处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幽闭、半农半牧生产方式下的游牧文化基因、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以及战争频发等因素,形成了剽悍尚武、愚昧少虑以及具备原始遗存这几个主要的地方文化特色。秦始皇始建“大一统”专制制度,“匡饬异俗”[2](314),以求“黔首改化,远迩同度”[2](320);西汉武帝加强中央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政体。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文化开始趋于统一,但是“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2](3967),在地方上仍保留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探讨分析西汉幽州地方文化的特色,既能有助于深刻了解这个时期的幽州,也能为全面认识历史上幽州地方文化的发展脉络奠定基础,还能为现当代地方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林尹注译.周礼今译今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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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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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耿振东译注.管子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金嘉伟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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