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趋势下媒介地方感的建构途径
对于城市地方感的体现需要借助现代传媒的阐释，比如，不同的地方总能发现不同的语言、区域划分以及生活习惯，而这些差异往往通过媒介来予以展现。因此，媒介在地方感的塑造过程中作用并不单一，一方面，媒介可能在其呈现的全球景观中削弱地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媒介通过对城市景观、地方文化、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和阐释而突显地方感。城市景观是地方感的重要标志，是城市文化的精髓与象征。城市建筑可以作为文化的容器，它承载、凝固的并不仅仅是建筑师的风格，还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民族、地域、政治文化的综合。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城市文化最直接的途径，也被看作地方形象或精神的载体。媒介通过在文字空间与影像空间中强化城市的地理景观，可以建立起自我、集体与地域景观之间的联系，强化城市的记忆功能，重建城市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城市景观只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外在体现方式，除了这些可视的地理要素，地方感也包括那些超出了物质和感官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再现遗失或即将消失的地方文化。为了缔造想象的共同体，乡土民俗以及地域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传媒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资源，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将以何种形式嵌入现代性的媒介空间，它们如何被建构为认同的重要载体，它们能否为当代人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这些都是传媒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也是媒介再现地方感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将一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比喻为“身体芭蕾”，“地方芭蕾”就是当地许多人合演的芭蕾舞剧。通过在地方的日常活动，我们熟悉地方、感受地方。“地方芭蕾”的场所是能使个人及群体产生良好“地方感”的空间。通过文本对当地人生活空间和他们文化的再现，人们能够了解交织在其中的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如同张艺谋为2008年奥运会所拍摄的北京宣传片一样，将人们的某些日常生活活动文本化了。在当代社会，地方感还被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空间文化意象”来塑造，地方感及其意象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以吸引游客，拉动消费，获取经济效益，即地方感体现出商品化趋势，而在地方感商品化的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媒介地方感的意义阐释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特大都市圈的城市文化建设开始从追求规模、档次和“现代性”转向寻找城市的独特性格和精神。在珠三角城市，一些公众媒体开始着意构造一种特殊的都市文化，这就是在现代商业大都会与乡土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具有岭南地域民俗色彩的都市性格。佛山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岭南”二字，既突显佛山的位置，也让人联想到佛山是岭南文化主要形式，如粤剧、粤菜、陶艺、狮艺、武术、剪纸、秋色、灯色等的发源地；佛山还有简文会、伦文叙、黄飞鸿、康有为、李小龙、陈铁军、陈李济、得心斋等众多传奇人物、传奇故事，脍炙人口；佛山还是中国古代四大文明古镇、四大聚，曾经创造辉煌的历史。《佛山日报》从2005年开始推出“行走佛山之寻找美丽的家园”大型系列报道，每次用一个整版，通过历史回忆、掌故追寻、故人访谈、言论等对佛山的地理变迁、城市风貌、风土人情等进行图文并茂的详尽报道，挖掘并书写能够作为城市精神象征的坐标体系，诸如“佛山新十景”、“即将消逝的行业”、“历史名人”、“老字号”、“经典建筑”等。这些报道以编码的方式组成城市的形象符号，用拟人化的文学书法为城市的文化品格定型，以编制能识别自己并能有效区分其他城市的认知地图。如《黄氏大宗祠——未来顺德状元文化博物馆》、《400余年霍家祠风采依旧》等展示佛山古老建筑风采；《古镇佛山老字号茶楼今何在》、《找寻逐渐消去的老门牌》追寻佛山老地方踪迹；还有回顾佛山历史人物的报道，如《偏远小村诞生“中国报业之父”》；探寻佛山传统工艺的《南海南边：渐行渐远的竹编技艺》、《罗行墟：诉说佛山竹器业的兴衰》等；展示佛山传统美食文化的《金榜牛乳：濒临消失的中华名小吃》、《“大良炒牛奶”香飘世界》等。急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外表、城市节奏、城市风俗和居民生活与心境都带来了巨大变化。从这组报道中引发的忧伤、落寞、苍凉等情怀，营造出来的怀旧或乡愁，成为叙事的重要元素；木版年画、竹编、牛乳、剪纸这些远离现代化和城市生活的古老事物，留给都市人失落感伤；而老街巷的消失、传统工艺的后继乏人、文物古迹的随意拆毁，更引发都市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焦虑。因为哪怕是一幢老建筑、一棵古树、一方老牌匾等看似不经意的存在，都是饱含着市民记忆和情感的街景、风俗和城市细节，带来的是城市的安全感、亲切感和对家园的热爱。2006年，佛山各报纸开始对“行通济”全程追踪报道，对“行通济”的历史、掌故及发展进行解读。2007年，佛山传媒集团策划系列品牌活动，首次举办“行通济”文艺晚会，并推出“行通济”主题歌曲。2009年，50万人行通济，佛山传媒集团举行“2009岭南文化名家行通济”大型晚会直播，央视、上海卫视、广东卫视、搜狐、腾讯等连线同播“行通济”盛况，“行通济”这一传统年俗文化走出珠三角、走出国门。2010年元宵节，佛山传媒集团挖掘“行通济”中“求财”题材，策划主办“财神爷虎年财势论坛”、“财经精英高尔夫球联谊活动”等系列活动。至此，在这场运动中，媒体正式进入民俗文化营销的形象工程和广告体系，完成自身的商业增值，这充分说明了民俗传统文化潜藏的财富资源。从全国各地来看，遍地开花的“民俗文化节”经常会演变成“民俗表演搭台，招商活动唱戏”，行政化和商业化的民俗传统文化振兴活动能否带来良性生态的城市文化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除热热闹闹的炒作外，能否真正在民间生活空间获得认同和发展，增强城市凝聚力。克利福德•克劳茨在其人类学经典著作《文化的解释》中谈到，“原生依附性情感”与公民政治既是构成新兴民族国家认同机制的主要方式，同时两者也构成一个巨大的矛盾性空间，原生依附情感是一种天然的社群意识，以一定的习俗、语言、地域、信仰为纽带，具有约定俗成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因此传媒将原生性情感作为建构认同的最佳心理基础，满足了当代人渴望恢复传统的集体潜意识。但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消解现代城市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文明。公民政治的表现、公民意识的源泉来自于城邦契约精神。在此原则下，市民遵循“合法性认同”，即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扩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都市，将市民结为一体的需要来自于组织化的社会生产和活动，市民的资格和权力来自于他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具有的资本和能力。公民政治的认同原则适应于不断流动的都市生活，它是构成现代性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而原生性情感的认同原则和日益多元化、异质化并且不断变化的都市文明具有内在的根本性冲突。事实上，当代中国城市的认同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公民政治匮乏所引起的合法性危机，如城乡差距加大、社会分化加剧，使得利益不均衡和被剥夺感成为弱势群体的普遍情绪，这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隐忧。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爆发的身份认同危机，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促成当下建构城市认同的深层次动因。在建构城市认同的过程中，传统地方文化被无一例外地当作最重要的手段。然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反而有可能使得地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裂化为建构城市认同的异己力量。如果只强调地域文化所具备的传统认同功能，尤其只将其当作唯一的认同标准，恐怕会与日益多元化、异质性、不断变化的现代都市文明相悖。因此如何以更加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构建公民社会的认同机制，是当代传媒在构建城市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邓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