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人的“类本质”行为过程或结果的一种阐明，它内含着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种伦理要求，即价值标准。学术期刊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传承、创造文化的使命，也是文化发展程度的一种显性符号。作为文化载体或符号的学术期刊，同样无可规避地遵循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行为规则，享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道德盛宴，即具有天然的伦理性价值准则。目前，学术界关于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性视角研究成果甚少，而就学术研究(主要局限于学术论文)本身的伦理性和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背景下，笔者仅就中国学术期刊发展中的伦理性价值准则进行思考。
一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及其伦理性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显然，这些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的新部署。可以认为，党中央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既明确了发展方向，又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显性地表征着文化发展的高度和强度，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期刊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则文化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并真正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好的善的是伦理的和道德的，也是数千年来人们苦苦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需要良性的社会伦理环境，也需要良性的发展和伦理性的发展。只有当中国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成为世界大国，而且其学术水平也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推动发展和进步，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道德追求的标杆，即中国学术期刊既追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又在学术界、期刊界树立良好的伦理形象，其时作为中国文化力量最核心部分的中国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学术期刊自身也才能真正获得大发展大繁荣。目前中国各类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其中各类纸质期刊(连续出版物)万余种，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也有5000余种。在学术期刊中，根据分类标准的差异，既包含专业性学术期刊和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为学报)，又包括科技类学术期刊和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等多种类型。就各类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可谓量大面广，质量不断提升。据统计，2013年中国共计发表国际科技论文近20万篇(不含港澳地区)，中国作者在国内2000种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近70万篇。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雄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科技期刊与人文社科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明显提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已经实现翻天覆地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从学术论文创造者即作者的角度看，发表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各高校师生、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及其他人员天经地义的学术责任，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对于学术论文的意义，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前主编D．Kennedy博士曾经有过精彩的说明: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在撰写论文之前，就什么也不算;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①。国际著名生态学家ＲicgardKarban在他的著作《如何做生态学》中认为“学术论文是学术界的硬通货”②。可见，学术论文不仅是作者学术思想的显性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基本材料，学术期刊的伦理发展与学术论文的道德追求高度契合。近年来，学术期刊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发展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既传承了优秀的文化本源，又创造了丰富的知识基元。但是，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只有当好的善的因素高度集合才可能产生良性的发展，即学术期刊的发展必须是伦理性的发展。近年来，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学术抄袭等现象即是非伦理性、非道德性的社会现象之一，深究其原因，也绝非只是作者的道德问题。此外，各类期刊评价体系形成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分水岭式的差别，以及评价标准上的不完备造成了不同期刊发展机会的不对等。从期刊评价的角度看，期刊论文被引用、第三方评价等维度构成了期刊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采用的指标主要有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Web下载率、二次文献收录、被国外主要数据库收录(科技期刊)等③，指标不可谓不全面，也很具有代表性，但是各个指标数据的产生其实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比如地域性差异，北京、上海期刊众多，其中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西部落后地区期刊论文自然会更大，又比如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也形成了机会不均等，985高校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普通高校期刊论文也会更大，因此各期刊产生的数据自然不完全反映学术期刊本身的质量与水平。可以认为，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困扰因素，其中伦理性问题应视为主要因素之一。
二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
学术期刊发展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中国学术期刊需要良性的伦理性发展。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要求、能够引导社会不断进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学术期刊是符合道德追求的优秀学术期刊，也是良性的伦理性的学术期刊。从这个角度分析，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对中国学术期刊的道德追求，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底线和边界。1．制度性伦理制度性伦理也称主流制度伦理，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所形成的伦理环境，也是国家或社会推崇的主流道德性伦理追求。从学术期刊的视角出发，制度性伦理主要体现于文化性制度伦理，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和期刊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新闻文化出版的各项规定、规范都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只有当这样的制度空间有利于引导和规范期刊的良性发展，才是伦理性和符合社会道德追求的制度空间。《关于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在国内学术界、期刊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赵大良等期刊界众多专家引用大量文献和事实对《办法》提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改革必须遵循和服从发展的方向，《办法》的搁浅也用事实证明它并不能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良性的制度性伦理空间，甚至可能导致学术期刊逐渐走向死亡，因此不利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并不是伦理性的制度保障。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需要自由良性的制度空间保障，没有制度空间，学术期刊将不断萎缩。在制度空间中，期刊可以向善发展，也可以向恶发展，这与制度伦理的引导机制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良性的制度保障及制度伦理引导。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的行动控制个人的行为。这种从新制度经济学上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意义深刻，凡是制度都具有某种“集体”意志，不管这种“集体”是国家、集团还是规模更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无不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化制度是在集体意志下形成的文化生产、选择、传播的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试图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些理性的航道，无论是威权社会中的文化统治还是民主社会的文化“契约形式”或文化“契约关系”，都离不开“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导向意图。这样，善的制度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推至“集体意志”善化的层次。若非集体意志在文化的价值选择上具有良善愿望，就不可能产生制度性伦理的善。显然，文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一种阐明，它内含着对文化制度的伦理要求———文化制度应该而且可能从善而建构。只有当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善成为制度构建的向度时，中国学术期刊才不至于背向人而“发展”，学术期刊的生产者们才能在学术期刊的发展中成为目的性而非工具性的人。可以认为，“集体意志”的制度伦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本源，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只有边界明晰的善的“制度”才有利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2．价值性伦理价值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价值的终极本源只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和劳动着的人类社会。价值包涵人的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也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价值既有其客观的存在形式，又有其主观的反映形式。中国学术期刊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其根本的价值在于以固化的形式继承、创造和发展文化。学术思想是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学术思想无不以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而学术论文是学术思想的物质表现，学术期刊则是学术论文或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因此学术期刊的发展繁荣又“类本质”于学术思想的价值目的性。可见，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就是其价值的哲学表达形式。中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于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度，继承传统文化的本源性、繁荣学术思想的未来性以及培养学术人才的前瞻性应成为其根本的价值判断，也是吸引、选择和引导作者与学术方向的重要路径。这样的路径和价值选择必须具备伦理性的诉求，也即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和办刊理念必须符合发展与进步这一伦理标准，这是学术期刊发展又一伦理边界。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虽然明确反对全盘西化，但他明确提倡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文化要“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似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文化，而须成为世界文化”。①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学术期刊也同样如此。中国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同样众多，因此不同类型或者同一类型期刊的发展模式各异，但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或路径都必须是对外开放的，开放性是任何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尺度，也是系统价值生成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说，开放的系统才是进步的系统，开放的系统才是伦理的善的系统。因此，中国学术期刊无论是在观念上(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还是在办刊过程中，都必须具有开放性的思维。
三学术期刊伦理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1．构建和完善具有伦理精神的制度环境从伦理学和学术期刊发展的角度看，善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学术期刊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保持多样性十分重要，取消了多样性，就失去了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也就失去了制度性的伦理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学术方针，是学术期刊及学术思想多样性的制度保证，也是拓展学术期刊发展空间和实现文化强国、学术强国梦想的重要路径。其次，伦理性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不同类别学术期刊提供公平的交流和竞争环境。如前所述，由于受到政策性和制度性缺陷的影响，不同类别、不同地域、不同学术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导致了各学术期刊竞争环境的不对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核心学术期刊或者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积极性，因此继续加强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评价体系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此外，从学术期刊发展角度看，应逐渐消除论文级别和作者等级的观念，真正实现以学术思想作为论文选择的唯一标准，这既是对所有作者的敬畏，也是实现平等竞争和公平交流的前提，无疑将有利于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2．建立开放性的学术期刊发展观念开放性是系统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也是系统发展的路径。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系统也必须是开放性的伦理系统，开放性既意味着包容所有的作者和学术思想，又意味着维护平等、公正的学术竞争环境。首先，正确对待作者和各类学术思想。学术期刊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各高等学校师生和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其身份虽同属学术研究系列，但地位、职称和学术影响各异。此外，就学术思想而言，既有实证研究的内容，也有各种思辨性的内容，更有对规律性研究的基础研究内容，各期刊根据自身的办刊宗旨和方向自然有所取舍，但在同一学科和栏目内容范围之下应逐渐形成开放性的伦理标准，大人物形成的论文未必就一定孕育着大思想，小人物撰写的论文未必就不是有价值的高水平成果，因此，以学术思想为唯一标准评价学术论文应是伦理性的价值追求。其次，学术期刊应实现信息开放，畅通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息渠道。信息的开放性是21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学术期刊概莫能外。事实上，编辑作者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正确或者能力不对等的情况，这无疑是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的客观表现。因此，各学术期刊应部分开放期刊发展的重要信息，包括期刊的基本方针、办刊宗旨、办刊方向、栏目设置、论文要求以及期刊规划等基本信息，这既是对学术界的尊重和交流，也是学术期刊发展得到更广泛支持与帮助的重要窗口。可以认为，信息畅通是现代社会开放性与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性路径。
作者：彭建国 游滨 傅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