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内容摘要：中国模式应当是洞察中国经济社会通向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复杂的现实体系的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尽管在现实上塑造的只是中国模式的雏形，但已经提供了对其作出一种必要高度的逻辑提炼和概括的历史和认识条件。尽管中国模式恢弘复杂、众说纷纭，但其根本或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上应达成共识。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二、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三、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
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作者：王子龙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社会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