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这是制度内源性成长规律所决定的。但在特定的时空中，由于外在制度的作用，也会发生社会体制社会结构阻碍经济发展、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反常现象。文化产业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并不是一国进入工业化之后，就一定能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生在工业化社会初期，是这一时期经济结构的产物。文化产业发达于工业化社会中后期，则是这一时期（人均郧阅孕员园园园美元以上，城市化率缘园豫以上，中产阶层人口源园豫以上）社会结构的产物。文化产业发达起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势必推进城市化，促进中产阶层成长；其所产出的文化内容，势必引领社会体制和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国家公共服务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文化经济活动有公共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经济两大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办”公益性文化和“管”经营性文化两个方面。但我国的现实是，政府直接操控公益性文化产品生产，或者干预文化企业产供销的现象屡见不鲜。须强调指出的是，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也是文化企业，政府办公益性文化不能延续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办文化的做法，直接包揽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而是应由政府出钱向文化产业采购文化产品，提供公众无偿享用；政府管文化产业，则主要指为文化产业提供法律、法规等公共规制服务，监管文化产品内容，防治低俗污染，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而绝不能干预文化企业的产、供、销。总之，现代文化经济制度和文化产业规制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有多个模式，绝不仅仅为一种模式。一个国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只要政府和文化企业职能清晰，文化产业健康地成长并发达起来，国家与文化产业和谐相处，就是好模式。透过各国文化产业规制复杂的现象，探寻那些属于人类文明的先进的文化经济治理思想并付诸规制实践，使文化产业真正给人民以福祉，是国家的重要责任。
三、国家干预文化产业的依据
（一）依据之一：国家干预经济
从员缘世纪西欧农耕自然经济解体、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到今天的几百年间，一次次经济快速增长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给人们出了一道国家与市场功能边界的难题。破解此题，先后有原始国家干预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总览这些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三条：一是这些学派的产生或其思想观点大都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它们是局部的经济实践或试图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的产物，各有巨大贡献，但都带有时间或空间的局限性。二是这些学派开出的“药方”未能“包医百病”。比如，大家认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却幻想经济长时期快速增长。其实，自由放任过度，国家干预过度，都将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危机有时是由反周期不当造成的，正是人们治理经济的某些错误举措引起经济的混乱。三是人们越来越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前提下支持国家（政府）对经济必不可少的干预。现代市场是国家（政府）规制下的市场，市场竞争是国家（政府）规制下的竞争，已成为共识。
（二）依据之二：国家干预文化
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吸引凝聚着在特定国度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们，使他们有共同的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文化犹如“社会基因”把人本身和社会按一定的方式程序不断地复制出来，使人的精神情感归属于不同国家。人的国籍可以改变，但其文化的认同、亲近和归属感很难改变。意识形态的考量、继承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维护本民族主流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规制永恒的主题。在有些人看来，文化属于精神层面，人的大脑所思所想是自由的过程，经济可以规制，文化怎么可以规制呢？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干预规制违背了现代民主。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其一，人类创造了文化，享受着文化，同时又受文化的约束。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价值观，那么，他的一生都要受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文化规制着”。其二，文化是国家的内核，文化安全则国家安全，文化繁荣则国运长久，国家干预文化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特定的价值思想体系，这同“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文化规制着”是一致的。人，爱他的祖国，国家文化规则同人们的这种情感也是一致的。其三，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文化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了，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国家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干预呢？殊不知，最标榜民主自由的那些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对文化进行干预。
（三）依据之三：国家社会治理
任何产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任何产业的从业人员都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任何产业都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生影响，社会治理与产业治理有重叠的对象。国家社会治理功能中，不仅包括对各产业从业人群的社会管理，还包含着为公众提供一系列的公共产品（比如法治）服务。我们知道，一国人均郧阅孕在猿园园园美元左右时，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回落，基尼系数过高，城市化过度，不公平滋生，社会动荡且呈民主乱象。分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正是在中等收入时期文化产业步入兴盛发达状态。这绝不是什么巧合，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产业战略规制顺应了产业结构变动升级规律的结果。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新业态，其魅力：不仅在于助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助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人们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趋向理性，有助于防止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规制，从社会建设角度讲，主要是为其经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其容纳更多的就业，产出有社会效益的产品，培育以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
四、文化产业规制与核心价值观
从圆园世纪圆园年代中期到怨园年代末，文化产业理论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基本成型三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法兰克福、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产业三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学者持批判文化产业的态度，对文化产业贬多褒少。到英国文化学派，研究的重点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最终对文化产业褒多贬少，承认了其存在的现实。到美国文化产业学派，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文化经济理论体系。但是，文化经济理论站住脚，并不意味着文化产业产品内容站得住脚。自文化产业诞生以来，关于其产品内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辩就没有消停过，单纯追逐经济利益与坚挺社会效益左右摇摆的现象就没有改变过。恐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种矛盾纷争将依然存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是文化产业规制不容回避、不可忽视的严肃命题。文化需求、消费、生产，主要为文化内容的需求、消费、生产。政府对文化产业产品内容规制是决定文化产业产能、发展水平和成长质量的“阀门”。我们知道，当今是一个文化差异冲突、文化经济竞争、文化求同融合三者并存的世界，不同文化的激荡与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如何有效地对文化产业产品内容进行规制呢？一句话，规制文化内容主要是培育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其一，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国家发展，最终体现为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其二，文化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变化较大，制度文化相对平稳，观念文化最为稳固。一种文化之所以区别于他种文化，主要是观念文化的区别，而在观念文化的元素当中，精髓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刻的要素，是文化之魂。中国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治理、文化规制、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吸收了世界先进文化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汇，表达为传统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反映了当代中国民众的核心追求，为当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产业规制的关键环节，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创意方向，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中国文化企业决不能在市场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文化产业以文化艺术品的复制为其肇始的标志，但是复制是有选择的。复制那些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传播低劣产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表现了文化建设继承传统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大气魄。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下，中国意识形态思维已经不是消极地严防死守，而是积极地以进代守了。比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灵魂建设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化，包含了“和谐世界”“求同存异”“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等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理念，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外千百次的政权更替中，有一种被许多人忽视却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即一个政治集团执政前后的主张口号或明或暗地总要发生若干变化。这说明不管以什么方式取得了国家政权，不能完全沿用夺权时的理念。夺权与掌权终归不同。执政“举家过日子”了，对内应践行人本平等博爱文化，切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靠阶级斗争治理社会；对外则要践行修睦友好文化，广交朋友，不可闭关锁国，孤立于国际社会。唯此，政权才能永固。当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大起来的时候，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系数也就高了。《文化产业规制学》要深入研究卓有成效的文化产品内容规制机制，探讨怎么样构建包括“金股”在内的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文化内容社会评价体系、优秀作品激励机制和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文化产业规制
十多年来，我国各地出台了若干文化产业规制政策。这些规制政策：一方面，推动了文化市场主体的发育，提高了文化产能，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圆园园远年缘员圆猿亿元、占郧阅孕圆援猿苑豫，到圆园员园年的员员园缘圆亿元、占郧阅孕圆援苑缘豫，再到圆园员猿年的圆员猿圆园亿元、占郧阅孕猿援远怨豫；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主要是盲目上马、假大空、泡沫、低水平重复。在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文化产业规制面临着促使文化产业顺应贡献于新常态的重大机遇与选择。第一，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将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逐渐取代。旅游、教育、娱乐等文化消费将逐渐取代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旅游将从观光模式向观光与休闲并存、休闲为主的更高级形态逐渐过渡。政府规制必须顺应消费需求的上述新变化，推进文化产业相应的发展。第二，新常态下，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而取代相对饱和的传统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深含衔技术的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吸纳投资的前景。政府规制必须善于把握住这一投资方向，创新投融资方式，既努力吸纳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也努力吸纳民间投资，使投资对文化产业成长发挥关键作用。第三，新常态下，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这与文化产业的业态发展趋势非常吻合。政府规制要注重改变文化产业碎片化，推动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和跨界融合，打造文化企业“航母”，提高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鼓励推进智能化、专业化和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第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一个产业，文化垣创意垣衔技术越财富。文化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具有文化内容创意本领和衔技术创新的人才。适应新常态，政府规制要在培育和吸引文化产业内容创意和技术应用创新人才上下更大的气力。第五，新常态下，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市场竞争将取代数量扩张和价格为主的市场之争。这些年来文化产业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为主的竞争，比如，同质化的复制和数量扩张在旅游景点的文艺表演中尤甚。许多演艺公司以少数演艺点的较大收入来补贴多数亏损的演艺点，效益并不理想。提高文化产业效益，必须走质量、差异竞争取胜的新路子。第六，新常态下，政府的着力点是培育市场，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大力减少审批事项，本不该管的管不好的就不要管，容易产生寻租腐败的机制必须改变，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强规制能力上来，提高文化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须指出的是，当前政府文化职能变革仍滞后于文化市场机制培育，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文化经济行政垄断还严重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许多失败的文化产业园区和项目恰恰是政府所为，这显然是有悖新常态的。政府作为规制主体，自身的改革任务还非常繁重。
六、《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体系
（一）《文化产业规制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产业规制学研究对象的界定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把文化产业规制的客体限定为文化产业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学理上与规制经济学一致，使其成为规制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第二个选择，把文化产业规制的客体界定为整个文化产业，既包括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也包括经济活动、文化内容，学理上成为一个跨文化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新兴交叉的知识体系。文化产业规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规制学是国家治理学的一个分支。显然，第二个选择是恰当的，反映了文化产业规制的实际，体现了文化产业规制的全貌。
（二）《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学主要研究规制“一般”，即那些适用于整个文化产业各行业各领域的规制原则、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为文化产业规制普适性基础性学问。当然，文化产业规制学又不能完全放弃文化产业某些行业或领域的“特殊”规制的研究，否则这门学问理论体系就不完整。重点研究规制“一般”，兼顾讨论规制“特殊”，是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学是实证性的学问，通过实证找到那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东西。但必须正视以下现象：从文化产业规制学原理上看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东西，在一些国家一定的时期内未必行得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在一些国家一时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这个东西不是真理；在一些国家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在其他国家行不通；各国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同，应当允许各国对文化产业规制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过去和今天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明天和将来永远行不通。科学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指明真理不被认识或接受的障碍及其根源。这要靠实践说话。
（三）《文化产业规制学》的理论框架
《文化产业规制学》拟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篇。从国家与文化产业关系的讨论入手，回答什么是文化产业规制，并讨论文化产业规制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第二部分：基本理论篇。讨论文化产业规制的制度背景、规制理论变迁、规制机构、规制特征、规制类型、规制目标、规制过程和规制工具。第三部分：规制分论篇。讨论文化产业战略规制、经济规制、内容规制、知识产权规制、反垄断规制和环境规制。第四部分：收官篇。讨论文化产业规制博弈、规制绩效，总结性地回答怎么样搞好文化产业规制。写好《文化产业规制学》，必须面向世界文化产业，把理论体系建构与“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时代感和针对性。《文化产业规制学》对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的文化产业而言，还应具有前瞻引领意义。这样一本《文化产业规制学》，无疑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尝试、创新与贡献，当然也是文化产业管理类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作者：江奔东 单位：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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