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代表了一种确定性的社会生活样态，它能够规避或克服生活中的诸多危险、困境，为人们提供一个富有秩序、祥和、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那么，和谐社会是一种依靠某种必然性给定的社会形式或状态，还是它根本就不应具有什么特定形态，不过是人的存在过程本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哲学史上对确定性寻求倾向的理解，关系到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从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蕴。
一、和谐社会：人类确定性的寻求
人自产生以来，他的自我意识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异于自然、他物的存在，他意识到了周围世界不是与他同一，世界充满着变化、不确定。人能够时刻感觉到危险的存在，他不得不寻求安全、保障——一种确定性、一种与自然和他人的和谐，来规避风险。约翰•杜威把人类生存的这一取向称之为“确定性的寻求”(thequestforcertainty)，概括地说：“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一般认为，风险总是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而确定性总与稳定性、可控性相关，确定性似乎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谐社会也恰恰就在于人们确定性的寻求之中，常常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从犹太先民伊塞亚的上帝之城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卢梭的自然状态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都表达了人类本身的共同愿望：建立一个繁荣稳定的确定秩序。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确定性寻求。大体上说，人们寻求或建立和谐社会的确定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试图同他周围决定着他命运的各种力量和解，建立一种依靠各种自然力量保证的协调、稳定的社会。人们虔诚忠实地运用巫术、神话、宗教甚至理智，不断地寻找、确立各种自然的、客观的和谐法则，试图建立一劳永逸的社
会和谐状态。人若是不能征服命运，就只能心甘情愿地和命运联合起来；他认为如果能够感知、认识，进而顺从这些命运的力量，他就能避免失败，获得保障。这是马克思哲学诞生前人们寻求确定性的一般理路，也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变革的对象。另一种就是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利用自然力量，发明创造，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并把和谐社会建立在人自身不断努力上。这种和谐社会起源于人们的共同境遇，发展于人们对给定状态的超越和不断的创造性活动，它不具有一劳永逸的永固性，而是随着境遇不同而变化的、发展的。这是马克思哲学开拓的和谐社会探索的理路。
就是说，和谐社会不是外在于每个人的给定的、现成的社会形式，而是人们不断超越的社会运动。和谐社会不是人们永久的避风港，而是人们征程上的驿站，它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存在的内在环节，而不应当成为外在于个人并凌驾于其上的异在。不错，和谐社会是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是从不确定走向某种永恒的确定，走向一个封闭的社会状态，而是从不确定到确定再到不确定的一个开放的社会过程。人自从脱离自然状态后，就再也无法回到伊甸园般的和谐状态了，因为“即使达到了普遍的一致与和谐，也永远不会摆脱对这种过去斗争的技艺和在现实它们的过渡过程中的选择”Jm0。绝对的和谐状态根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来。事实上，和谐社会始终处在人们的进一步的质疑和争论中，它成为了一种反思存在。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可能，历史上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和时期都会成为人们反思批判的对象，任何一个和谐社会方案也都有被修正或否定的可能。历史成为一个“活络合同”(rolingcon．tract)状态，任何一个“合同”都不能保证永久的稳定，任何一次更新都不能保证下一次续签。一切都在人的自由之中。人们寻求和谐社会的确定性的两种路向涉及到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
二、寻求不变的确定性：追求和谐的知性倾向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使得我们必须回到西方哲学的传统：古希腊哲学。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存在着一种认知倾向，他们把一与多、静止与变化、真理与意见、善与恶对立起来，他们总是探寻统一世界的观念、形式，寻找事物背后的不变的原因、规律、确定性。柏拉图始终认为宇宙存在着普遍的秩序，主要是表现在几何学等式中，通过几何体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恰当比例的概念表达出来[0]07o-3。他把几何学的原则运用于社会中，寻求社会内在不变、永恒的法则，那就是“善”的理念：正义的原则。柏拉图正是从正义概念分析，开始了他的理想国家的探求，正义作为最高的标准，是秩序、规则、统一和合法的一般原则。在个人的生活中，这种合法性与心灵的全部力量是和谐一致的；在国家之内，它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几何对称”，根据这种对称，社会实体的每一部分都应有相应的权益，并维护整体的秩序。柏拉图是第一个把和谐社会作为思想体系研究的西方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柏拉图研究的理想国不是现实中的最好的国家，而是作为观念的国家，它强调的是经验与理想之间根本区别，这是柏拉图知识理论的首要原则。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对理想社会的研究不是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分散杂多的经验出发，而是寻求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解的统一化的理念，而这种理念的获得不是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人的感性的活动，而是人的认识、静观、沉思。他们特别注意人的活动的区分，沉思的活动与制作的活动、理智的活动与感知的活动是有高下差别的l4。他们认为理智的活动、沉思的活动要高于制作的感性的活动。理智的活动、沉思的活动代表一种确定性，而制作的感性活动代表着一种不确定性。因为，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乃是一些个别的和独特的情境，而这些情境永远不确切、不可重复，一切人的活动总是变化不定。而理智却可以抓住普遍的、不变的实有。实践活动是人参与其间的活动，由于人的感知、情绪的不确定，就导致活动结果的不确定，再加上风险和意外的存在，都使得实践活动成为难以预测的命运安排。
不管我们怎样透彻地进行判断、周密的计划和认真的选择，也不管我们怎样谨慎地行动，这些都不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因素，“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不可能万无一失。实践活动似乎没有给我们带来确定性，而且使得我们更加不确定了。这样，人的不自信使得人欲求超脱自我，他以为在纯粹的认知领域可以达到某种超越人的实践困境的境界。停留在认识领域，人获得了普遍的安全感。首先是认识不直接表现出外在活动及其结果，更重要的是，认识使人获得了确定性的原则，而确定性原则是社会秩序、和平、无危险的保障。真的知识和实在是完全相符的，只有完全不变的东西才是实有的，而认识是获得这种实在的保障，被认识为真的东西在存在中便是实有的。认识获得的实在构成了一切其他经验活动的真实标准和尺度。这就是确定性寻求的知性倾向。
知性倾向的前提就是主客体分离。确定的知识是与先在的存在物、实有的本质相关，存在物、实有的本质必须是先在的、给定的、外在于人的，只有人正确地认识才能获得。如果事物本身也有我们参与在内，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这种事物，因为它是跟随在我们的动作之后的而不是存在于我们动作之前的。行动、实践的东西总是不确定和或然的。而由于认识中，认识主体在认识客体之外，通过直观、抽象、反思，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先在的本质、规律。在这一问题上，历史上的唯心论与旧唯物论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独断论的神话。唯心论主张心灵与被认识的对象最后是同一回事，理智的综合活动是知识的保证；旧唯物论则把知识归结为对独立事物的感知，知识是被动接受的，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强加于我们的知识是最后的标准。唯心论与旧唯物论共同的假设就是在对知识的探究中没有任何实践活动因素进入被知的对象结构之中。在和谐社会构建历史中，我们会发现强大的认知倾向。
从柏拉图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都认为被知的东西是先于观察与探究的心理活动而存在的，而且它们完全不受这些活动的影响，否则，它们就不是固定、不变、客观的了。他们往往从知性认识出发，寻找一个不变的、客观的、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此确定社会运行的定理和法则，建立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保障社会沿着有序、和平、安全的固定轨道发展。他们经常埋怨别人的理智的缺欠、方法的不适当，而只有他们才发现了永恒的、完美的社会运行规律，只要有人们运用这些规律，重构社会现实，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状态。于是这些人前仆后继，不断宣称自己是“先知”，发现了真理。从人的存在层面上讲，寻求和谐的知性倾向是与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历史上人的个体化出现和个体化进程的加快，个人的生存面临着重重困境，自由成为人的重负。
人们企图寻求一种外在保障回到与他人自在温馨的整体关系中，以免去个人责任和自由的负担。这无疑是人放弃了生存。个人通过蜕化成为某一有机整体的个体或原子，却导致了自身构建的关系客体化、异化，社会整体成为主宰个人的实体。蜕化后的个人即有机体中的个体，只能静候着这个异在实体的主宰。为了掌握社会实体的变化以获取生命和“自由”的保证，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和谐社会构建关键就在于必然规律、普遍价值的发现和认知。然而，在唯一的统治者(实体化社会)面前，所有人均变为平等的个体，即变为零。人们能够从中拥有一切的社会，成了一个新主子，一个新的幽灵，一个新的最高本质，所有的人处在被决定的状态中，个人生存的超越性、个人生活的多样性统统消失了。
三、走向不确定性：追求和谐的行动倾向
寻求确定性，获得保障和安全感，是社会应具有的职能，也是人的存在前提。但是确定性本身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确定性恰恰是人不断超越的给定状态，它不代表将来，只能代表过去。为了某种确定性而使社会成为一个“温室”，就会使人处在封闭状态，停留在过去。和谐社会对确定性的寻求，正是为了人们能够进一步超越这种确定性，因为社会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人，是现实的个人存在。和谐社会始终应当作为被超越的形态，它应当始终立基于个性的批判和超越的活动中。提到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我们不能不提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这方面，康德的贡献是巨大的。康德的功绩不在于他实现了这一转换和革命，而在于他把早已隐藏在古典传统中的思想倾向明显化了。
康德认为，哥白尼曾经从所知的天体运动与能知的主体的关系中去解释这些所知的天体运动，从而说明了一些天文学现象，而不是把这些所知的运动当做被知的物体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认为知识是受宇宙的客观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在宇宙本身首先按着理性的模式而组织之后才是可能的，我们是从理性的自然体系出发，然后借用这一体系的某些特点来说明对自然的认识，人为自然立法，而不相反L5j1。这样，康德的认识论从客体回到了主体。康德的“革命”无疑使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对于摆脱客观的、自然的命运的束缚和压制，使神权向人权过渡起到了解放的作用。但是，康德仍然没有摆脱认知倾向。他总是强调观念、理念的先在性，对象之所以被认知，是由于它符合一个先在的概念或模式。而这些观念是普遍的、必然的；先在的概念不是有条件的、假设性的，而是人的活动的指导和原则。实践的后果却不能对它们进行检验和修正。康德的先天的形式和范畴，使得人们的实践获得了确定性、安全性，但是人们仍停留在心灵、概念、心理认识过程中。
正由于靠单纯的认知去寻找绝对的确定性的办法只能导致封闭社会，而不能建成现代意义的开放式的和谐社会，所以，我们应当沿着康德开辟的思路，考虑如何把关于心灵、理性、概念和心理的过程颠倒过来，把和谐社会的构建纳入人的存在中，使得社会发展靠个人的活动调节和人的超越性来获得和谐和保障，也就是以主体的变化获得安全，而不是从不变的东西中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这是从主体认知到主体活动的转变的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而这一革命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J54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马克思不仅指出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而且也指出了唯心主义的主观性，它们的共同点是不知道或忽视人的感性的活动，把理论与实践人为地分割开来，抬高理论而忽视实践。用这种理论去认识社会、变革现实乃至构建理想社会，就只能导致或是对现实的认同或是对“空想”的痴迷，这样的认识所得到的确定性，就是人停留在自身之内，不能对现实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和变革。马克思接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0"[6]55确定性的寻求，不在于通过认识去发现某种不变的客观真理，把和谐社会建立在不变的真理上，而是通过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本身来保证和谐社会的和谐和发展。这就是“寻求和谐的行动倾向”。这里的人不是“类”而是现实的个人存在，“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o"[6171现实个人的生活过程无疑就是以劳动生产为代表的个人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过程，就是自由。于是，旧哲学的中心是心灵、思维，它是用一套本身完善的力量去进行认知，而且也是本身作用于一种本身同样完善的给定的先在的外在于人的材料上的。新哲学的中心是人的存在，现实个人的感性的活动，它是能动的交互作用的自然活动进程，而这种自然进程始终是一种欠缺的生命过程，它不是固定和完善的，而是要通过个人不停的选择、有意的操作、不断的试错导向各种可能性的开放活动。理念不再是思维静观的产物，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自足，而是由于思维成为人的活动的一方面，内在于人的活动中，是人活动的产物。客观的、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只有对人才是存在的。我们所获得的理念、规律并不代表我们所经验的世界本身。人们的经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世界也是以多种样态呈现的，知性领域所确定的理念只是世界的一种可能。更重要的是，理念、规律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它们作为人们认知的对象是经过人们有意或无意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是人为加工过的产物，而且它们只有被纳入个人的存在结构中才会有意义，它们始终是通过人们活动来加以验证、修正的对象。世界是“人化的自然”。
每个人就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情形中，通过其活动本身对情境加以利用、控制，通过个人的活动赋予情境以意义和价值。认知以它的普遍化、抽象化等“类”的方式，去把握人的情境，使个人从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境遇变化时只有不断变革他们的认知方式，才能更好地把握世界，重新获得确定性，一个情境问题解决后，另一个情境问题随之又起，每个人的存在问题都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普遍解决，而只能是通过不断的超越、努力来丰富自身。正是在人的活动中，有些行动、事物对人的情境产生了作用，具有了意义，而成为人们互相之间交流的记号，成为人们期望和回想的手段，有些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美好的象征，这样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观念形成了。人们希望进一步运用这些观念，寻求、创造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安全生活的世界。但是，这种观念与其说是认识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人的活动、情境的产物，这种观念与其说是永久的常住，不如说是暂时的谋划。伯恩斯坦曾经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和谐社会实现固定在某种必然性的理论，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主张发挥工人阶级的能动性，认为任何停留在知性领域并用必然规律来确定未来社会目标的做法，“总是会被迫导向乌托邦主义和主观愿望，有时会阻碍现实理论进步和行动的实际进步”[7】1。
在这里，伯恩斯坦不是反对理想社会目标本身，而是强调理想社会是以人们行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总是开放的。任何理念、规律都不具有本体论地位，它们不过是人们面对共同境遇的用具、手段。必然规律的确定和运用，都要依靠人的目的和选择。社会和谐的可靠性和范围则要依人们谋划活动而定。因此，社会和谐与否不取决于人们对观念认识和规律的发现，而在于每个个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本身。虽然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某种规律、法则，但是它们始终只有内在于每个人的存在中并成为人们反思批判的对象时才有意义。古人云：以手指月可以，但不能以指为月。和谐社会当然不可能以这些手段为指归，放弃人的活动、人的存在了。
四、和谐社会：超越性的现实运动
和谐社会是人的存在过程中呈现的某种相对平稳、和睦的状态。它不是人本身自然具有的状态，因而具有暂时性、相对性和释义的可变性。它是以不断超越人的存在现状为前提的，以开辟人的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为指归的过程。它就是内在于每个人创造性活动之中，毋宁就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自由不是人的自然遗产，也不是个人具有的随意行事的特权，而是人之为人的一个任务、义务，它不是既定的，而是设定的(康德)，为了自由，我们必须去创造。如果人只是简单地顺从自然本能、自然规律、客观必然，那他将不会是自由的。很显然，依靠他人的保障、已有的必然规律要比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抉择容易得多，更何况，人的存在始终面临着太多的风险与困境。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有太多的人会选择一条别人走过的路、流行的生活方式，去认同他人、模仿他人、融入整体。这说明一个事实，自由并不是给人的特惠权利，而是人存在的负担，一有可能，人们就会卸下“包袱”，逃到“安逸”的给定状态去。
然而，真正的和谐社会不是要营造一个神话般王国，在那里人人衣食无忧地自我持存，而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努力去创造的过程。和谐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理想社会形式，不如说是人们超越现有状态的不断谋划过程。和谐社会如果立基于人的存在，它就不是一种给定的社会形式，不是某种社会形态，而应是社会存在的状态。如果共产主义是和谐社会，那么，在马克思的眼里它就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人类行动的指向，是人类发展中不断向前超越的持续状态。其实和谐社会就是人的存在，就是自由本身。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则。
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J3“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为人类发展设定某种固定的目标或给定的社会形式，而是始终把未来的和谐社会看做是人的存在的超越过程。针对历史上各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固化的片面的认识，马克思宁可抛开束缚人的社会形式，把共产主义只看做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进一步表明了这一思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L6J87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标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9]926一叼在此，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和谐社会不仅不能在必然性领域寻求，而且也不是要在必然领域之外、之上设定一个给定的理想社会形态。那么，和谐社会到底是什么?如何获得或到达?
其实，马克思无疑是告诉我们自由王国即和谐社会是自由的实现的过程，是对必然、给定状态的不断超越。其中的“彼岸”不是来世，也不是固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的自由生存向历史必然性领域突破，这就是代表了人的存在过程，就是每个人的不断否定、创造的过程。和谐社会正是指向这一过程本身。可见，和谐社会不是与现存社会相对立的一种给定的理想社会组织或形式，而是超越、否定现存、给定状态的现实人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和谐社会应当与人们现存状况始终保持着批判的张力，它关注现实又不与现实认同；它反思批判任何社会实体化方案，回避详细描绘任何积极的社会蓝图。和谐社会始终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确定自身，它就是人们不断超越给定状态的现实运动。和谐社会是对一个更加自由的生命和激情的世界的希望，但是它拒绝任何精确的承诺和描绘。作为超越维度的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远方的召唤，它对我们来说或许比任何现有更加真实，对我们改变现存状态来说也更加急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