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饮食比前代更加多元化，饮食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胡食盛行成为这一时期饮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旧唐书•舆服志》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以胡饼为代表的胡食受到河洛地区人们的推崇，《太平御览》卷八十六引《续汉书》曰“灵帝好胡饼”，汉代赵岐《三辅决录》中也有“赵岐避难至北海，于市中贩胡饼”的记载，可见汉代已有“胡饼”。隋唐时，胡饼已成为普通百姓的食品，随处可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狐六•任氏》记载，任氏赶早市，“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在洛阳这样的都市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卖胡饼的店肆。同书卷四百五十一《狐五•李黁》记载：“东平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共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可以看出，这家胡饼店是地道的胡人所开，大量胡人的到来并直接参与胡食的制作，促进了胡食的发展。胡人蒸饼也受到河洛百姓的喜爱，大街上时有叫卖蒸饼的铺子。武则天时期，一些官员还曾因为在大街上食用蒸饼有伤官员体面而被免职，《朝野佥载》卷四记载：“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这足以说明唐代洛阳城内蒸饼的店肆之多，可以在路边上随便买到，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食已为当地百姓所接受，有广阔的市场存在。隋唐时期饮酒之风甚盛，胡酒也非常流行。胡人所开酒肆遍布河洛地区。仅洛阳城内就有大大小小的胡人酒肆数十家，并且他们只经营胡酒，这些酒店成为文人雅士宴饮之处，同时也带动了河洛地区人们喜饮胡酒的风尚。洛阳城内有胡人所开酒肆，李白在《前有一樽酒行》介绍了胡人酒肆，并且指出酒肆中有胡人女子陪酒，曰：“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东都洛阳城内修善坊里有波斯胡寺和酒肆，大量胡人居住的坊里的酒肆极有可能就是胡人所经营。胡酒中比较著名的有葡萄酒、三勒浆、龙膏酒，这些酒在河洛地区比较盛行。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五首》中写道：“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诗中的酒就是葡萄酒，该酒店为胡人所开。同时从诗中还可以看出，喝胡酒已成为一种士风，胡酒在唐代已占有重要地位，胡酒的引进并得以推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
一、乐文化的内移
隋唐时期，大量胡乐胡舞蹈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内迁也进入到中原地区。胡乐舞早在汉代就已经进入河洛地区，《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汉灵帝刘宏好“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舞在东汉时期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魏晋时期，拥有长期作为都城的优势地位，洛阳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盛极一时。隋承前朝制度，承袭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在隋政府的官方音乐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如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等。唐承隋制，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音乐体制，唐太宗以后，随着西域高昌被征服，又增加了高昌乐。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发展到隋唐时期种类繁多，有泼寒戏、胡腾舞、胡旋舞等，甚至在汉族的百戏中也混入了少数民族舞蹈的成分，这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汉文化的重要一步。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被中原汉族所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支持或者说喜好对胡乐胡舞的发展至关重要。《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中宗喜好泼寒戏，于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同卷还记载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泼寒戏又称乞寒戏，它来自西域康国，武则天、中宗时在河洛地区盛行，河洛地区有许多西域康国人活动，当时“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每年十一月，当地百姓和西域人一起加入到乞寒的队伍中，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中就记载有《苏莫遮》等西域舞蹈，可见乞寒戏已渐渐地融入到当地乐曲中来，为人们所接受。胡人乐舞伴随着少数民族到来而风靡于河洛地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乐给河洛地区人们带来新的艺术元素，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推崇，以至于出现了王建《凉州行》中所描绘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
二、外来宗教文化盛行下的河洛地区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外来宗教主要有佛教（此处指非本土化的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它们在该地区大多建有教堂，从事译经、传教等宗教活动。在长期的大杂居过程中，这些异域宗教也渐渐地影响到河洛地区，使当地许多百姓也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参加宗教仪式，甚至出现了跋涉远洋求经问法的宗教徒。伴随着外来宗教的盛行，河洛地区宗教文化异域化倾向明显，在宗教意识、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方面无不受到少数民族宗教的影响。
（一）佛教文化的盛行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原，作为外来宗教，发展到隋唐时期其本土化越来越浓，已演变为本土宗教。佛教的盛行自始至终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支持有关，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载，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政府鼓励僧人翻译佛教经典，致使“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倍”。同时异域佛教的进入也深深地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佛教进入河洛地区后，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发展到全盛时期，凿窟雕像、建庙立寺、广译佛经、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据《宋高僧传》卷三《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菩提流志为南天竺国人，“游历五天竺，遍亲讲肆。高宗大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特遣使迎至洛阳翻译天竺经书。在译经方面，武则天邀请了一批少数民族异域僧侣前来译经。西域康国血统的僧侣法藏受命在洛阳译经，翻译《华严经》，并创立华严宗。武则天还把法藏召入宫中，让他为自己讲解《华严经》。武则天在生病时，还不忘让法藏持舍利“普为善祷”，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时而，武则天还把僧人请入正堂，参与解决政治事件，处理军国大事。神功元年（697年），契丹入侵，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迎战，一方面敕令法藏在神都洛阳“依经教遏寇虐”。佛教行为已经进入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活动，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少有的事情①。当然，武则天这种过度崇尚佛教的做法与其执政理佛政治理念有关，她受佛教影响较大，因此赋予了佛教太多的政治内涵。佛教的传入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河洛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吃斋念佛、做法事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常事，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大多在寺院中供养造像。龙门石窟中就有大量造像题记，如龙门石窟莲花洞外南崖张世祖造像题记，曰：“大唐贞观廿年三月二日，弟子张世祖及妻儿子等奉为亡父母敬造尊像一龛，上资皇帝，下及苍生，俱免盖缠，同时作佛。”这尊供养人有像三身，男者幞头，腰束窄袖长袍，足履深筒胡靴，手持熏炉，是典型的胡人形象。龙门石窟老龙洞北壁中心大龛的下方画像及袁弘绩洞西壁供养人画像都有明显的胡人形象，这在隋唐寺院供养人造像中是很常见的。唐代以慕胡风为社会风尚，造像中的蕃胡形象已不足为奇，这也是河洛地区百姓胡化倾向的一个方面。另外在万佛洞壁基上还发现有许多西域胡腾舞伎乐雕刻，从舞者一身胡人装束来看，这也是一典型胡人雕刻形象。龙门石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纵观唐代石窟中的许多佛像、雕刻，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所蕴含的异域文化因素，像窟龛装饰的纹样、建筑装饰中的雕刻式样、华盖等雕像都能在更早的异域找到模型，这或许是异域文化内移的产物［4］。隋唐时期的河洛地区，在保有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无不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并适时接受予以留存，这也是河洛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外在表现。
（二）其他异域宗教文化的盛行
除佛教外，隋唐时期在河洛地区活动的其他异域宗教主要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这些宗教在河洛地区都建有自己的宗教场所。它们不但建有宗教场所，还时常举行独具特色的宗教仪式，吸引当地百姓围观。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五《河南妖主》引《朝野佥载》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祆教信徒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庆祝祆教节日，围观的百姓施以钱财。像“琵琶鼓笛，酣歌醉舞”这种带有西域色彩的欢庆方式久而久之为当地百姓所接受，融入到隋唐百戏等活动中去，丰富了当地文娱活动。至于祆教里面的幻术也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并且时有表演，《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记载唐高宗“显庆元年正月，御安福门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这种表演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由于太血腥，最后被予以禁止。祆教在河洛地区得到了快速的传播，一些当地人也加入到祆教的队伍中来。《墨庄漫录》卷四《祆庙庙祝及英济王祠祠祝累代相继》记载：“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当地百姓对祆教相当尊重，并且已有祆教信徒支持祆教的活动，说明了祆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洛阳城内也有景教胡寺，《河南志》卷一《京城门坊街隅古迹》记载，洛阳城内“修善坊……唐有波斯胡寺”，通过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5］，可以详细地了解景教在河洛地区发展传播的情况，这足以说明当时河洛地区景教影响之大。
三、少数民族文化内移的思想性分析
夷夏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对于孔子“夷夏之辨”思想的讨论也始终没有间断过，但是后人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以中原为本位，反对用周边的夷狄来改变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思想。以《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中所言“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和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口号为中心的民族思想始终占有主流的地位。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夷狄进至于爵”的较开放的民族思想。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夷夏观念渐渐松弛。隋唐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夷夏民族观念已经出现淡薄的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深深地影响了河洛地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观念。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隋文帝提倡“君臣一体”的民族思想，认为“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比较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问题，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出现了“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的局面②。“君臣一体”的思想影响深远，炀帝继位后，继续推行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北史》卷三十八《裴矩传》记载，裴矩经略西域数载，撰有《西域图记》，并在其序言中写道：“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隋炀帝对前来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予以款待，时常在洛阳端门外设百戏。在隋炀帝的思想中已基本实现了“无隔夷夏”。唐代，夷夏观念已相当淡薄。首先从统治者说起，唐朝的开创者与少数民族有解不开的因缘。李氏宗室里充满着胡族气息，开国皇帝李渊为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之后裔，母亲为独孤氏，妻子为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为长孙氏。这些都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她们的存在无不影响到李氏宗室的少数民族思想观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因素。唐代，民族关系基本融洽，民族融合加强，统治者要想有所作为，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至关重要。唐太宗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推行“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思想，并积极予以实践。据《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贞观十八年（644年），大批突厥人内迁中原，太宗应允，曰：“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唐太宗把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迁到河洛地区，并施以优惠的政策让其安居乐业，与当地汉族和睦相处，这样更加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这也是他的“四夷可使如一家”思想的积极实践，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夷夏观念在河洛地区的进一步淡薄。武则天时期的河洛地区，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与少数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夷夏观念也愈加淡薄。在武周政权里，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官吏，他们还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曰：“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武则天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像靺鞨人李多祚还长期担任武则天的宿卫长，拱守洛阳宫，少数民族僧侣法藏也时常出没于洛阳宫殿讲经于帝王，甚至参与朝廷机要，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河洛地区夷夏观念的淡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唐代，世人有崇尚胡风的习俗，喜欢着胡装、食胡食、奏胡乐、跳胡舞，胡风无处不在。处于丝绸之路起点的河洛地区，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活动于此的少数民族较多，胡风胡气更加浓厚，一些少数民族杂居于洛阳城内，死后很多安葬在邙山之上，他们已渐渐融入到河洛地区，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所接受。这或许就是河洛地区开放的文化、开放的民风、开放的思想。河洛文化凭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吸引了周边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胡汉文化的交融促使河洛地区夷夏观念变得越来越淡薄。
作者：卜祥伟
相关专题：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初中体育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