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量模型设计与相关指标的选取
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财政分权度量指标选取非常重要。目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了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指标。其中，Davoodi和Zou在对多个国家进行分析时使用地级政府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之比进行度量。Zhang和Zou通过一省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来度量，并且认为这一比例越大说明该省份财政分权度就越大。张晏、龚六堂[8]在对我国28个地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时采用了4个度量指标，分别是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收入指标、预算内本级政府支出指标、扣除净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指标、预算内外总收支指标。林毅夫、刘志强[3]则采用了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即省级政府提留了多少财政收入增加额进行度量。本文采取的财政分权指标为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占当年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进行衡量。这里的财政支出为预算内外总支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地反映的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而地方财政支出则更能反映当地政府对财政的把控力度。同样，选择当年全国预算内外总支出是因为这样更能准确反映出国家财权，且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均有财政赤字，显然全国预算内外总收入无法反映这一状况。
（一）计量模型设计及变量的选取
按照张晏、林毅夫等学者之前的研究，相关回归模型设为：GRWit=0+0+1DCit+2Kit+3OPENit+4EDUit+5Iit+6TAXit+7COVit+e此处主要采取我国自1994年到2011年18年间各省、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地方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等。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剔除了四川、重庆、海南、西藏、贵州五个地区数据。其中，下标i为地区，t为时间，0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GRW表示我国各省、直辖市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用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K表示我国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OPEN为经济开放程度，它等于一省进出口总额占当年该地区GDP的百分比。EDU为当年该地区每一万人中在校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选取高等教育在校生比率而非受中学教育[8]的人口比重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九年义务教育在我国普及较早，因此选取该变量可能意义不是很大；第二，高等教育发展一方面给该地区带来大量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因此更能反映出对经济增长的意义。I为通货膨胀率，这里选取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进行衡量。TAX表示该地区的经济扭曲程度，为地方预算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COV为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二）模型结果解释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结果估计。这是因为hausman检验已经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也更加符合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消除个体固定效应，这里采取差分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模型（1）给出了对上述方程的直接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其估计值0.057意味着当财政分权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会提高0.057个百分点。同时，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正的及显著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有负的显著影响，这与实际也较为一致。TAX系数为负，说明财政预算收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的影响。而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对人均实际GDP有正的、显著的影响。系数0.1591代表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实际GDP上升0.1591个单位。模型（2）为将人均实际GDP滞后一年得到的回归结果。在这里采用DIF-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当考虑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作用有所减弱，这可能告诉我们在权衡财政分权的作用时应该考虑经济增长的内在趋势性。结果显示，上期的经济增长对下期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的作用。系数0.0929的意义是，上期的人均实际GDP每提升一个单位，会造成下期人均实际GDP增长0.0929个单位。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显著性明显提高，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市场被国外投资者看好从而导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得到提高。为了考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虚拟变量DUM02，回归结果于模型（3）中列出。我们看到，在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之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影响及显著性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与实际也较为一致，因为财政分权作为国内的一种政策手段或者说制度安排，外生事件对其冲击较小。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对经济的负作用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多元化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通胀对经济的影响部分的被削弱。因为考虑到相关政策的滞后性，模型（4）给出了财政分权的一年期滞后。对比模型（1）发现，财政分权系数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扭曲。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将财政支出更多的花费在当期能带来直接且显著提升GDP的项目上，从而导致以财政分权权衡的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有所减弱。而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对外贸易比例、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前的系数都有相应的提高。这说明了由于各项投资及其效益的滞后性，对后期经济增长有进一步提升作用。为了考虑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性，对各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表格在此处省略），在各影响因素中，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的作用最为显著，同时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最大且显著。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则在高等教育、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方面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作用，且都非常显著；而在财政收入以及通胀方面有更大且显著的负作用。结合我国各地区发展现状，也许可以说明高等教育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这两个指标可能比较适合引入计量模型。注释：括号中是t统计量，符号*、**、***、分别表示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空白处表示未考虑此变量。模型（1）（3）（4）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模型（2）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相应的括号下为Z统计量。
二、政策建议与结论
本文通过同时引入高等教育以及反应我国居民文化增长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这两个指标，运用我国1994-2011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正的显著的影响。高等教育、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均有正的显著作用。通过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的显著作用，说明现行的财政分权状况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因此需要根据发展阶段调整各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全社会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中部需要部分的调整财政分权的程度，以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水平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3）我国西部地区要想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同时可能要适当扩大西部地区在校受高等教育学生比重。综合来看，我国应该适当调整各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以促进经济更稳健的发展；除在对外贸易、固定投资、教育等领域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之外，对居民文化需求的投入也许会有更多积极的作用，比如当下可以将宽带上网逐步引进农村及人数较为集中的边远地区等等。本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对同时期我国其他改革方面的变量进行控制，从而可能会在结果上有部分偏差。
作者：周武星 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