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要求下，开展公共管理学基础上的城市规划教育已经显现出充分的必要性。文章提出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明确其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在理论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丰厚的理论基础，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学特点，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专业建设的侧重点包括：引进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教育背景的专职教师，加强学生对新时期规划管理与实施机制的认识；将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用于规划研究中，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建设；在教学环节中加强学生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基本认识，建立与传统城市规划对话的基础。
[关键词]规划教育；公共管理学；建筑学；地理学
[文章编号]1006-0022(2016)01-0135-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0引言
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从整体上说可以分为规划理论研究、规划实践(规划编制、立法及管理实施)和规划教育三部分[1]。每一部分互相支持又自成体系，其中规划教育尤其重要，对整个国家规划体系起到支撑性作用。浏览规划类的学术期刊便会发现，几份代表性的杂志如《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及《国际城市规划》等，基本上每隔3～5年就有专刊讨论规划教育，平时也会不定期刊发关于规划教育的文章。理论范式的转变与实践领域的需求转向，都会对规划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而规划教育也会起到引领整个学科发展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主要依托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类专业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其他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繁荣了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至21世纪初，我国规划教育体系的构成按学科背景可以分为建筑学(65%)、工学(15%)、地理学(15%)和林学(5%)四类[2]。进入21世纪之后，鉴于新的发展形势，规划界对城市规划从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06年创办了城市规划与管理系，至今已成立近10年。作为第一个在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创建的城市规划专业，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学思路，经过近10年的发展，虽然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但是业内依然存在质疑的声音。该系师生也时有定位不清、地位尴尬的困惑，特别是很少有毕业生进入当前规划实践的主要领域—各地的规划设计研究院或相应的规划编制机构就职。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今后规划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结合自身的受教育和工作经历，笔者从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入手，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针对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和教学特点，讨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以期能够进一步厘清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的定位，完善我国的规划教育体系；同时为其他兄弟院校，特别是计划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办规划教育的①以及在非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中探索如何加强公共管理学教学内容的院系提供参考。
1经验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
1.1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建立在建筑学的基础上，这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一致，也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规划自身的定位有关，从根本上反映了时代需要。以建筑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至今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规划专业教育类型。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地理学很早就介入规划领域，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界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专业院校才开始涉足规划教育，典型代表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随着国家对区域规划的重视，最早归属于地理学的实践领域—城镇体系规划，地位不断提升。日益增长的规划实践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规划教育的发展。目前，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中占据第二位的类型。
1.2地理学对城市规划理论的贡献
按照一般理解，城市规划理论分为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城市理论来自诸多社会科学对城市的研究；而规划理论又分为规划的理论(TheoryOfPlanning)和规划中的理论(TheoryInPlanning)[3](图1)。其中，规划的理论是关于规划价值观和规划过程的纯规划理论，规划中的理论则主要用于指导专项规划，带有较多技术成分[4]，主要是指关于怎么做规划的理论。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如今规划师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城市理论很多都来自地理学，如关于区域城市间关系的中心地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等。地理学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从社会、经济和空间等诸多方面支持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城市问题的各种研究与实践。除了将地理学中的成熟理论运用于规划实践，我国的地理学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贡献了新的规划理论，如周一星教授提出的著名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这一理论并不是在很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经验的总结[5]。但必须承认，这种来自地理学的独特视角，促进了规划理论的创新。1.3地理学的规划实践领域除了丰厚的理论积累，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最终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立足，靠的是确立了专属的规划编制领域—城镇体系规划。这一规划实践领域的内容，从最初只是附属于城市总体规划，到成为法定规划，并增加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规划的体系，标志着地理学规划教育的成熟。推动地理学进入我国规划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曾经在访谈中总结，相比建筑学的工科院校，地理学这样的理科院校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特点在于区域分析、经济分析和综合分析[6]。这三个方面的确是地理学的特长，地理学在进入城市规划领域时，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将自身理论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就是集中体现。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特点，即不论是作为一种景观，还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容器或者载体，地理学和建筑学定义的“城市”都是指实体地域空间。因此，从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理解上，地理学具备与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进行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地理学成功进入规划领域的重要原因。
2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认识，至今已经深入人心。根据同济大学赵民老师的总结[7]，在现实背景下强调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其深刻意义在于：①有助于使各级政府正确理解和运用城市规划机制；②使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时刻不忘规划所具有的价值准则，以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③使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及规划教育与时俱进。城市发展转型的时代要求是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背景，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有赖于规划教育体系的支撑。在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得到普遍认可的发展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在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领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为新的规划教育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分析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借鉴地理学进入规划界的经验看，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要想真正在规划界立足，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理论上要发挥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优势，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实践提供相应的规划理论支持；实践中要明确“规划管理与实施”是本专业专属的实践领域，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
2.1对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认识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我国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历史渊源却较为久远。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的组织与管理活动[8]，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一般以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之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所以它通常与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也译作“公共管理”)不分彼此。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1900～1926年)、行政原则(1927～1937年)、公共行政即政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行政即管理学(20世纪60～70年代)四个阶段[9]。目前对公共管理的内涵有如下解释：“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福祉与公共利益。”[9]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主要受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三大学科的影响：政治学的传统使它关注平等、自由、尊严的价值观；管理学的传统使它注重资源配置和组织效率与效益；法学的传统使它注重司法先例和法制规则[10]。现代意义上的关于公共行政或者说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极少数高校(如中山大学)曾经开设过市政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后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除，又于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重建，主要依托行政学、政治学等专业)。直到2001年4月，教育部才成立了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1-12]。
2.2公共管理学为探索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同地理学一样，公共管理学同样有丰厚的理论积累，特别适用于解释当前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定位。例如，近年来规划界经常讨论的公共利益问题，以目前工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知识结构来说，很难做出恰当回答。但这个问题正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公共产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出发点[11]。公共管理研究的目的，就是甄别、定义公共利益，并利用有效的组织、人事、财政、政治策略和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和捍卫公共利益，为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提供平台[12]。如果说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软件核心，那么它的硬件结构就是组织设计与管理，研究和教授的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设计，以及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如何能够做得好的[10]。因此，如同地理学中的诸多理论为城市规划面向增长型城市发展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样，公共管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如有限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等，界定了政府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如何实现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公共管理的基本使命里，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纠正外部效应的不良影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等方面的研究，则为回答何为城市规划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管理学的其他相关理论，则为解释和深入研究政府的规划管理行为提供了支持。例如，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需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要有效率，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即采取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那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13]，这样的理论对于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来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3公共管理学为我国规划管理转型期的人才培养提供知识支持
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介于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第三个理念，并形成独特性：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但不改变公共部门的主体性[8]。因此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这些管理学的工具，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总结和研究得出，适合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政府规划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毕业生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工作来说是必要的知识储备。例如，在管理学领域里，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提出管理活动的五项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14]。管理学的行为学派在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现，除了“正式组织”，企业中实际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组织”，对职工的行为影响很大[15]。这些认识，对于理解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运行、规划的实施机制等都能带来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启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规划管理职能除了组织编制与实施城市规划，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协调政府与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与规划编制导向下传统建筑学或地理学基础上的规划教育有较大差别，而公共管理学恰恰可以给予补充(图2)。在英美等国家，因为更加重视规划的可实施性，所以规划教育都关注管理和行政的问题[16]，正如我国最早一篇讨论行政管理与城市规划的文章指出的：“规划师明白了管理及行政的作用以及管理技术在规划过程中的应用后，规划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无疑会提高，至于管理及行政对城市规划贡献的大小，则决定于规划师本身对管理及行政知识的掌握程度”[17]。可见，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对学生毕业后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工作具有独特优势。
3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建设思路
从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看，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不论是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规划教育予以支持，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符合当前强调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符合政府改革的时代发展趋势。接下来笔者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探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
3.1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优势的综合性大学，与理工科学校有所不同：一是强调通才教育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表现为本科教学重视宽基础，教学方案中有大量校选课、素质培养课；二是强调实践性环节，鼓励学生更全面深入地接触社会，鼓励参加社团活动。学校与学院都设立了大量社会实践项目，每年提供专门经费给予支持。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使得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总体上综合素质高，擅长表达与沟通，人际交往能力强，这些能力正是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人才所需要的，但限于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教学方案，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都有很大限制。首先，时间上是四年制本科教育，而且教学时间主要安排在前三年，第四学年上半学期最多只有1～2门选修课，下半学期只安排1篇毕业论文，通常在5月之前就要求提交；第一、二学年的大部分时间要用来攻读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必修课、专业基础课，留给专业课的课时非常有限。以2014级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为例，全校共同课有16门必修课，共61学分；学院开设的学科基础课有12门必修课，共30学分，只有9门专业必修课，有21学分。虽然系里开设了12门专业选修课，但是学分只要求13分，也就是说，学生选修一半左右就可以达到学分要求。所以，不是所有的专业选修课都能够开设。其次，与建筑学和地理学不同的是，公共管理学虽有较长的发展渊源，但在我国教育领域，还是相对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我国第一个公共管理学院于1999年成立于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2年。但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各个学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构成情况复杂，多数以“行政管理”或“政治学”专业为主体，师资来自行政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建筑学和地理学作为历史悠久的学科，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式，但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目前还在探索之中。最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方面也有限制。2011年，城市规划从建筑学的二级学科，升级为正式的一级学科，但仍属于工科门类。按照教育部公布的专业设置目录，公共管理学是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6个专业。所以，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本科专业是“城市管理”，只是设立了名为“城乡发展与规划”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专业名称上的特殊化在学生就业的时候带来了诸多障碍，反过来影响了生源和社会影响力。鉴于以上特点，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教育不可能重复建筑院校或地理院校的办学思路。在明确公共管理学进入规划体系的途径之后，也就为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指明了方向。
3.2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重点
3.2.1教学目标既然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必然不能采用规划编制导向型的培养方式。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的专业人才，除了要掌握关于组织设计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在工作中更需要具备沟通和协调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所着重培养的学生基本素质。在专业教育方面，公共管理学院则提供了学生在管理学基本原理、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需要加强的是在专业课中，引导学生将已经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与规划管理及实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2.2师资队伍建设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来自对师资队伍的保障。除必要的出身于建筑学、地理学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师外，还需要引进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与实践需求形成有效的教育对接。只有不同学科的专职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进行交流与融合，才能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创新和教学支持。在现有的规划教育体系中，城市规划相关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已经被纳入到教学方案中。但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三个基础性学科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三大传统学科，应该作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时予以强调的教学内容(图3)。因为这些内容，既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势，又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转型所急需补充的知识结构，更是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领域所需要的学术基础。3.2.3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虽然随着多元学科参与规划教育，对于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是否去空间属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18]，但笔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应该坚持城市规划的物质空间属性。即便当前普遍认为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也是属于空间化了的公共政策[3]。没有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就失去了与现有城市规划体系对话的基础。简单地将城市规划与政治学、管理学等交叉，将会造成规划学科本身发展的空心化[19]。因此，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可，是其他学科参与城市规划教育的基础。但是，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需要体现新的学科基础的特点。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教授已经做出了贡献②。他在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市政管理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定义：“城市是公共服务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12]，得到了城市管理专业人士的肯定，认为该定义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的特点[20]。这与21世纪以来业内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理念不谋而合。虽然早在2006年业界已经认识到，随着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乡规划的本质应回归到提供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上来[21]，但是如果还固守建筑学对于城市是人和建筑物的聚集体的单一认识的话，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则很难得到实质性展开。3.2.4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结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如图3所示。前面两个模块主要是实现与现有规划体系在认知上的对接，属于基础性的专业教学内容。第三个模块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该突出的特点以及着力建设的领域。在这三大模块中，很多基础性教学内容由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基础课提供。在专业教学阶段，关键是如何让学生将已经学过的基础知识与城市空间问题相结合。公共管理学科本身并没有空间属性，其三大学术传统同样如此。但当公共管理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时，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加强学生对城市空间的认识，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此，才能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价值，以避免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悲剧[19]。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通过建筑学基础—城市规划与设计(侧重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战略性规划等系列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对城市空间从微观到宏观尺度的认识。4展望规划教育的发展1983年9月10～15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30多家单位的70多名专家、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角度探讨规划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当时的主要思想是规划人才的培养需要多方位、多学科的支持[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个议题是谈行政管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20年后，梁鹤年教授再次谈及现代城市规划的支撑体系包括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23]。今天，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在城市规划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相比而言，公共管理学在成为一级学科的城乡规划学培养方案中未见踪影，这与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社会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在1983年的那次规划教育研讨会之后的20多年里，规划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社会与经济转型对于规划师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单一的形态规划技能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规划教育需要多元化、多类型、多层次地开展[2,18,24-25]。由于传统的规划教育强调“全才”培养，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教育内容越来越庞杂，但由于采取的是在原有的教学目录上不断叠加新内容的方式，已经出现负面影响[26]。其本质原因在于，其实早在197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IfPlanningisEverything,Maybeit’sNothing”的文章里，作者就基于对美国规划发展的反思给出了答案：当规划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试图通过规划解决所有问题时，注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规划师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27]。可见，应对多元化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显然不可能由某一类院校提供，应该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展规划教育，由具有不同知识体系，但拥有共同专业基础及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共同承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任务。在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以及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相比传统的工科建筑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突出的综合性大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有充分理由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与建筑学、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形成规划教育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前景是否光明，除了学科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城市规划体系的整体环境和全体同仁的包容度。以地理学为例，国内最早在地理系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的南京大学，在2010年，其主要师资力量(以人文地理学为背景)及其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地理学院中分离出来，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培养的师资共同成立了建筑与规划学院[6]。虽然这一合并并不代表南京大学城市规划的衰落，但不免令其他地理院系以及新兴的公共管理院校的城市规划教育者心生悲凉。如果说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衰落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规划教育的结构性衰落，那么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在我国规划的兴盛之时却被建筑学重新收编，是否是中国版的非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宿命③？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新认识和思考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分析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形成不同学科背景的规划教育的立足点。但这样一个理想格局绝非是在短暂时间内可以形成的，一方面有各个学科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学科自身也设置了壁垒。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相应的专业评估标准使得一些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院校都感到力不从心，而规划实践从业人员又以通过专业评估的院校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可见，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在实践和教育两个方面还是沿袭以往的模式，导致其他学科很难实质性进入规划实践领域。一个健全的规划教育体系，是反映并引领这个国家规划实践需要的教育体系。我国目前正处于世界范围内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以及世界范围内最大量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任务的时代，若规划理论研究没有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不能包容协同发展，那么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就是有问题的，也可以预见其将在规划实践领域出现各种问题，在规划理论领域会出现贫乏状况。在城乡规划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的时代，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城市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做贡献的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规划今后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我国城乡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根本，然而任重道远，具体措施仍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2011年城市管理被正式列入教育部的专业目录，成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学院已经或者计划开办城市管理专业，城市规划管理显然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城乡规划学上升为一级学科，以及同属教育部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下正式设立城市管理专业，如何在公共管理学的基础上开展规划教育将得到更多关注，但目前还没有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探讨如何开展规划教育的文章。
②杨宏山教授的教育背景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任教，在2006年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成立时，调入该系。他的教育工作经历，昭示了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队伍的构成对于规划理论创新的实质性贡献。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事件还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凡是了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关系，可以说建筑学是这个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具备的基因，尽管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规划学科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思想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但这一基因无法改变。二是在我国，其他学科进入城市规划的时间相对较短，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贡献还无法与建筑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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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东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