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原地理环境对西藏城市建筑的影响
(一)高原地理环境对城市建筑选址的影响与内地城市建筑强调中轴线的对称布局不同，此种依山随势的自由布局，不但可以借助山体营造磅礴的气势，增加建筑整体的威严，还往往使得建筑主体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容易形成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军事防御优势。在西藏的等级社会里，权力往往占据着“高”处。如西藏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即坐落在雅砻河谷东岸的扎西次日山头上，整个宫殿坐东朝西，居高临下，蔚为壮观。再如布达拉宫在选址和空间布局上也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山势地貌，大小建筑依山势而层层向上，庄严肃穆，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依山而建不仅造成了良好的美学效果，而且可以借助山形地势之利设置防御体系。如古格王朝都城所处的地形，既有山谷，又有断崖、沟壑，天然屏障与人工防御工事相结合，使得古格王朝都城犹如铜墙铁壁，固若金汤。①临近水源也是西藏建筑选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青藏高原呈西北高倾、东南低下之势，年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衡。据史料载，“(西藏)西北部地势高峻，复以冈底斯山之隔绝，信风被阻，因而气候干燥，雨水稀少”，②而临近水源可以保证城市居民即使在非雨季也有充足的供水。依山就水修建城市，正是适应自然环境的最佳选择，这种山水相间的建筑风格与中国内地传统风水文化中的“山环水抱”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内地历来都十分重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古代众多城市或村落遗址以背坡面水、位于河流沼泽边缘的最为普遍。为了择吉避灾，人们倾向于在安全、隐蔽又便于猎取食物的地方聚集，因此选择向阳、水草茂密、高台近水的地方，成为中国内地传统建筑选址的普遍原则。西藏城市建筑选址也同样遵循“山南为阳”的原则。西藏地处高寒地区，日照尤其重要，南向山坡的中下部不仅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还可以起到防御北风侵袭的作用，夜间也不会受到谷底寒冷空气的影响，因而成为最佳的建筑选址。城市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城市的美感不仅依赖于个体建筑和建筑群区的和谐共荣，还依赖于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合而为一。③西藏城市建筑的选址模式正是顺应了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巧妙地趋利避害，使得建筑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很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高原地理环境对建筑材料的影响建筑材料是构成建筑的物质基础，也是建筑形态的最基本构成因素，但建筑材料的选用要受到自然环境和和技术条件的制约。西藏的地形以高山峡谷为主，交通工具落后，运输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路行群山中，舟车不通，惟一之交通工具为乌拉牛马，行李箱物由牦牛驮运”，④建筑材料从外运入的难度很大。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资源要求建筑坚固而耐久，因而，西藏传统民居建筑在建材使用和建筑技术上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高原上丰富的石材和粘土成为多数建筑的主要材料。西藏建筑有较大的区域性，在高山地区，建筑以碉楼、碉房为主，“其石垒而层高者为碉楼，土砌而脊平者为碉房，人居其上，牛豕在其下”。⑤拉萨一带盛产石料，尤其是强度和抗压性能极好的花岗石，故建筑墙体多为石料;年楚河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则少石多土地，其建筑墙体多半为土坯所筑;卫藏地区因盛产土、石，木材较少，则多石砌和土坯建筑。草原牧区由于石、木等建材均极度缺乏，便制作了以牦牛毛为主要材料、便于拆卸安装的帐篷。此外，在农区或林区，基于丰富的木材资源，其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如藏东南地区盛产木材，往往以木板代替石墙、土墙，甚至屋顶也用木板铺就。对于木材和石材均比较缺乏的地区，如阿里扎达一带，由于运输成本非常高，外加此地土质坚固而少雨，因而不仅民居，甚至部分贵族也利用山地建造穴居窑式建筑，⑥这种穴居窑式建筑形式也成为西藏西部干旱高寒地带的独特景观。除了基本的石材、木料和土坯，西藏高原还拥有阿嘎土、边玛草等独有的建筑材料。阿嘎土形成于高原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以雅鲁藏布江谷地居多，其主要成分是硅、铝、铁的氧化物，具有耐磨和防水的性能，兼具坚硬、美观、有光泽等优点。阿嘎土一般用于建筑屋顶和地面铺砌，可以增加屋顶的光亮度与平整度。据考古发现，早在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发现阿嘎土的应用。边玛草是一种生长在高寒地区的灌木，也是藏式寺庙或贵族建筑中一种特有的装饰材料。由于受气候的影响，边玛草生长期慢，质地坚硬，枝干不易分叉。西藏居民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根据其不弯曲、不易腐烂等特点，将其应用在建筑上，既可以减轻局部墙体的重量，也起到了较为独特的装饰效果。西藏宫殿建筑的女儿墙、贵族府邸的隔墙、寺院殿堂的檐下就多以边玛草为材料建造。另外，藏族建筑的外部装饰大多使用木材和金属材料，石雕工艺品一般很少用于建筑装饰，“这大概反映了建筑艺术风格和传统，或者仅仅是由于当地石头的尺寸大小和坚硬程度很难作为装饰的实际情况”。①(三)高原气候对建筑布局与形态的影响总体而言，西藏气候寒冷多风，“秋冬春三季，暴风几难一日无也”，②冬季漫长严寒。因此，防寒御冷是西藏建筑设计考虑的首要因素。西藏建筑对高原气候的适应性首先表现在缩量的体型和紧凑的布局上。③人类在营造建筑时发明了很多防寒御冷的方式，其中一个重要而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建筑的体量缩小，使之变得紧凑，低矮的小房间相较于高耸宽大的建筑形态，更有利于集中热量，创造温暖的室内环境。西藏的传统民居就普遍采用这种方式，这从藏族传统住宅普遍层高较低、房间面积较小的特征即可窥见一斑。西藏的传统民居将所有的房间都紧密组合在一起，并以放置火塘的客厅为中心，以减少热量的耗失。客厅和主卧室一般为南向，客厅进深较小，以便阳光可以照进室内并到达北向的次要房间。但具体而言，不同地区的民居受气候的影响又有所不同。如藏西北地区即典型的藏区气候，常年多风、气温低，人们在修造房屋时主要考虑保暖和避风。为摄取更多的阳光，人们多选择在向阳的位置建造房屋，并控制建筑距离，院落内的建筑布局也普遍为南低北高，以便后排的建筑也能得到阳光的照射。房屋构造多呈“L”型或“凹”型，一般凹口朝向南方，利于采纳阳光，避开冬季寒风。此外，藏西北地区的民居北向一面较少开窗，即使开窗也较小，以免寒风侵入和热量流散。而藏东南地区“受印度洋季风之影响，天时较宜，雨泽亦多”，④民居建筑形态与藏西北地区也有所差异。以林芝地区为例，由于气候温和、雨水较多，房屋对日照和避风的要求不高，其民居建筑形态独具特点。首先，林芝民居朝向因地势而异，不恪守坐北朝南的一般原则;其次，由于降水丰沛，不同于藏西北地区民居的平面屋顶，林芝民居多为坡形屋顶，在此种屋顶下半开敞的阁楼空间中，可以从事晾晒或其他一些户外活动;另外，林芝民居构造多呈矩形，墙上四面开窗，窗户大小相当。从上可见，藏西北和藏东南民居建筑各具特色，一是在建筑材料上，前者多用石材，后者多用木材;二是在建筑形态上，前者多为紧凑型堡式建筑，重视保暖采光，后者则盛行干栏式构造建筑，注重良好的通风以减少潮湿。
二、民族特性对西藏城市建筑的影响
西藏的建筑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的个性特征及其艺术风格，“只有在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上才能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⑤藏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民族生存方式、民族心理与审美取向，对西藏建筑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碉房———西藏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在建筑领域里，历史最悠久、普及最广、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是民居。民居的产生与发展，与当地居民的民族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⑥在西藏地区，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而这其中以卫藏南部谷地的“碉楼”最具民族特点和地域色彩。碉房是西藏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碉，藏语称为“卡尔”或“宗卡尔”，原意为堡寨、碉堡，在形式上是明确地适合于战争的，坚固且难以靠近，并带有高角楼和厚重易守的狭窄入口。①碉房历史悠久，汉语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邑皆依山居上，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谓之邛笼。……邛笼，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②“邛笼”即隋唐以后中原史籍中多次提到的“碉房”建筑。碉房属于石木结构建筑，一般为密梁平顶式构造，基本用石块砌建或以土夯筑而成，“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是其共同特征。西藏碉房多分布在拉萨河谷、年楚河谷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一般而言，碉房为多层建筑，底层为牲畜的圈栏，二层为主人居室、储藏室等，三层则为经堂。《西藏志》载:“房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③洪涤尘也有相关描述，“房屋多用石造，高二层或三层。……屋顶扁平，称藏地特色”。④民国初年，日本人青木文教在目睹了拉萨的房屋建筑后写道:“建在这狭小地域的拉萨房屋，却是意外的宏伟壮观。多数为石建的二楼或三楼，平屋差不多没有看见。”⑤高层碉房多为四角形，通常呈“回”字形，立面逐渐向上内收，整体为方锥形高台。不同于中国内地城市传统建筑立柱顶千斤的卯榫结构，碉房以厚重的石墙为承重墙，将木梁的端部直接搭于墙体上。厚重的墙体不但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也可保持室内温度的相对稳定。碉房遍布于西藏各地，但又有不同的地域风格。例如拉萨的碉房多为内院回廊，远远望去只见一排排窗户，一旦进入则回环往复，如同踏入迷宫;山南的碉房则多有外院，人们可方便进出。(二)西藏传统建筑的民族性特征数千年来，藏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积累了无数的经验，不但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而且形成了藏式建筑共同的民族性文化特点。1．西藏的建筑主要以石、土、木的混合结构为基本结构，建筑的墙体为厚重的土石结构，支撑房屋屋顶的则为木结构，两者功能各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土石结构的藏式建筑墙体，朴素实用，粗犷大方;它简陋的外部特征取决于建筑材料、恶劣的气候和对安全性的渴求。这种建筑结构也与藏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进入藏族建筑内部却有着别样的温暖和舒适，房间设计充分考虑了空气流通和日照，而且通常用深红、亮黄等颜色加以装饰以营造一种明快的氛围。2．从建筑的空间布局特征来看，无论是宫室建筑群、政府建筑群，还是寺院建筑群，其布局都不同于内地汉族传统公共建筑的轴线对称布局，一般都是随地势起伏，以某一建筑为主体进行自由式布局，“以制高点为其主体建筑之所在地。以一种叠层铺设而达至高潮的旋律式的建筑构思，强调出其主次分明、等级森严的特征”。⑥这种看似无序的建筑布局，正是藏族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反映。3．从特殊建筑结构的应用上来看，西藏建筑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楼角屋”、“边玛墙”的应用。楼角屋，亦称“地垄”，是指先在地上起墙，然后上架梁木构成下层。西藏的宫室和寺庙多依山而建，楼角屋的运用极多。据统计，“仅布达拉宫的红、白二宫中楼角屋的面积就达1483平方米”。⑦而“边玛墙”的应用，可谓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边玛墙是藏族建筑师利用当地一种叫做“边玛”的灌木树枝捆扎、染色制成。从技术角度讲，边玛墙可以减轻墙体顶部的重量，为高层藏式建筑所常用;从艺术角度讲，边玛墙明显的色彩反差具有极好的视觉美感效果。在西藏历史上，赭红色的边玛墙并不是任何建筑都可以使用的，只有寺院才享有建造边玛墙、金顶、宝幢、宝瓶的殊荣，在藏民意识里宗教至高无上，人们愿意把最美好、最上乘、最崇高的礼遇献给佛的处所。4．藏族建筑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大规模的优雅而富有韵律的自由搭配:大面积的“空白”表面与小块面积形成对比，而这个小块面积常常用令人震惊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度把形式和色彩最大限度地集结在一起。①而柱、梁和托座等木结构既是房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式建筑装饰的重要载体，对这些木结构进行雕刻或在它们表面进行装饰，构成藏式建筑中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5．西藏建筑除宫殿和寺庙主殿外，一般建筑都具有“平顶、高层、厚墙、墙体向上逐渐收分的特征”。②平顶是自古代以来藏式民居建筑的传统，除了山南林区因雨大而采用斜顶，不管是寺院建筑，还是世俗建筑都普遍采用平顶。平顶建筑的流行，除与西藏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外，还与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平屋顶作为一种开敞的空间，既是生产劳动的场所，也是生活休闲的地方。西藏建筑风格多样，它继承了世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就建筑艺术而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文化而言，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宗教特征。元明清以来，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西藏所有的民居建筑内部都有拜佛空间，“居民家家皆安设佛像”，“有一室必做佛堂，以供佛像，为喇嘛诵经之处。筑一小塔，作焚化符录之所。旁竖一木竿，上挂六字炎言之幡旗”。③此外，藏文化对建筑的影响还表现在建筑内部的装饰、空间布局、色彩、符号等方面。(三)西藏建筑文化与其他民族建筑文化的交融西藏对外交通较为困难，但其开放性与封闭性同时存在。西藏自古以来就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族交往频繁，并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文化。西藏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藏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个向上的、朝气蓬勃的民族”，④其建筑文化中除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民族风格外，还广泛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特点。吐蕃王朝建立后，松赞干布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相继入藏，许多尼泊尔和内地汉族工匠陆续进藏，中国内地和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建筑艺术也逐渐传入西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藏山南桑耶寺就是印度、尼泊尔以及中国内地建筑艺术融合的结晶。桑耶寺主殿有三层，第一层是藏式建筑，第二层采用汉式建筑形式，第三层采用印度建筑形式，即俗称“三样寺”之来由。另外，吐蕃时期的布达拉宫建筑工艺和式样也受到内地建筑文化的影响，采用了复杂的斗拱、金顶等汉式建筑工艺，这些工艺一直为西藏宫廷建筑和重要的寺庙建筑所沿用。元以后所建藏传佛教寺庙往往要在顶部加建仿汉式的大屋顶结构，如被称作“元宫式建筑”的夏鲁寺，即采用了歇山顶、琉璃瓦等汉式建筑元素，但与汉式大屋顶有所区别，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歇山式屋顶是加建在原有的平屋顶之上的，往往没有实际的功能，仅仅起到标志和突出的作用。17世纪布达拉宫的重建是藏式建筑工艺和汉式建筑工艺交相辉映的典范，布达拉宫重建时，既有当地僧人参与设计，又有汉族工匠现场施工，使得布达拉宫不仅继承了藏族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点，也吸收了汉式建筑的花梁架与复杂斗拱等特色，其建筑处理技术、色彩装饰等都无不渗透着汉族建筑工艺的风格。
三、宗教信仰对西藏城市建筑的影响
藏族全民信教，宗教思想已深入到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着举足重轻的角色。全民信教的特殊性导致西藏建筑无论是在内部构造，还是外部装饰上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一)宗教对建筑类型的影响宗教对西藏城市建筑类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寺院成为西藏建筑最重要的类型之一。1．寺院数量增多，成为西藏最重要的建筑。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并修建了甘丹寺。其后格鲁派的寺庙在西藏各地广泛建立，到清乾隆年间，西藏的寺庙建设达到一个高峰。“凡名都僻邑，山谷林泉，以及大小村落之间，无不有佛寺经塔及祈祷之祠庙”。①“自打箭炉至后藏七千余里，寺庙不可胜纪，兹大小召、布达拉、扎什伦布至察木多、札雅、巴塘、理塘、打箭炉，著名寺庙随地以志焉”。②清乾隆年间，总计全藏的寺庙达3000多处，“在达赖所辖者，凡三千一百五十有余;在班禅所辖者，亦三百二十有七云。其中最大者，固为达赖所驻锡之布达拉宫，然宗喀巴亲自督建之噶尔丹寺，及宗喀巴弟子降养札西所建之哲蚌寺，降经取吉所建之色拉寺，根登珠巴所建之扎什伦布寺，亦皆著名之大寺也”。③可以说，“只要在西藏高原上旅行，无论在深山野岭之上、峡谷溪涧之旁，还是莽莽草原之中、原始密林之内，都可听到古刹钟声”。④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宏伟壮观的寺院建筑群不仅是藏人精神生活的中心，而且是日常行政工作的中心，可以说寺院是西藏最重要的建筑。2．寺院规模扩大，类型增多，建筑工艺和水平日臻成熟。西藏藏传佛教寺庙的修筑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寺院建筑形态初步形成的阶段(吐蕃王朝———分裂时期)，寺院建筑的发展阶段(萨迦巴统治时期———帕木竹巴政权时期)，寺院建筑成熟、定型时期(甘丹颇章政权时期)。⑤吐蕃王朝建立至其后的分裂割据时期，是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形态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西藏的寺庙规模普遍较小，以1000平方米以下的居多，而且在建造初期多为拉康即佛堂。10世纪后期，西藏寺院的规模开始扩大，如热振寺和直贡提寺。此一时期西藏寺院的空间构思的主要来源是印度、尼泊尔和内地的佛教文化与建筑模式，如大昭寺觉康主殿和查拉鲁固石窟分别模仿了印度石窟中的昆诃罗窟和塔庙窟的形式。⑥限制于规模，这一时期的西藏寺庙空间布局多以佛堂为中心，四周围绕僧房等建筑。萨迦巴统治时期开始，西藏寺庙进入发展时期，建筑规模扩大是这个阶段西藏寺庙的主要变化之一。特别是随着格鲁派势力的增强，经堂与佛堂面积也随着寺院规模的变化而扩大，高敞天窗的面积也相应增大。随着建造技术的提高，更高的层高带来了更大的建筑空间。西藏寺庙的空间布局不再采用拉康的形式，而多采用前经堂后佛堂的模式，有的经堂两侧也设有佛堂，著名的拉萨三大寺的佛殿多为这种空间布局。甘丹颇章政权时期是西藏寺庙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寺庙集政治、文化、商业等各项功能于一体，许多寺庙规模巨大。经堂、佛殿等主体建筑，加之佛塔以及印经院、藏经楼、转经房、辩经台、静休室、僧舍等附属建筑，组合形成了大型的建筑群，成为区域的宗教中心。以拉萨市郊的哲蚌寺为例，其全寺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是藏区最大的一座寺庙，其规模堪称“世界三大宗教中寺庙建筑之最”，⑦远远望去，山寺一体，一座寺庙就宛如一座城池。据统计，当时仅拉萨一地就有寺僧1.7万人，其中布达拉宫500人、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⑧正如人所说:“寺庙，可真是西藏最豪华、最高大、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了。连那些贵族、头人的公馆也望尘莫及。”⑨(二)宗教对建筑选址及建设的影响西藏社会，“其宗教情感之热烈，迷信神权之高大，世无其匹，因而民风习俗无不表现其宗教精神也”，“故上之政治法律，下之民情风尚，无不表现其佛化之精神”。瑏瑠其浓厚的宗教思想也渗透在从建筑选址到修建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西藏城市和重要建筑的选址除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制约外，还深受佛教的影响，以大昭寺的选址为例，主要是受到了罗刹女魔说的影响。虽然此说现在很难加以证实，但其影响之广却反映了宗教思想在西藏早期佛教寺院选址中的作用。修建寺院不仅是一项工程，也是一种宗教行为，从选址到竣工，不时伴有各种宗教仪式。从建造过程来讲，大型寺院在选址后，一般要做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在建筑基址上决定建筑朝向，其方法主要是根据天象进行占卜、烧香、请地神、净身、念经等，然后再用传统的“洞测法”检测地势和地质条件;①此项工作完成后，即找工匠进行建筑设计，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佛教禁忌及祥瑞等方面的问题，其间还要通过宗教仪式对设计图纸进行“开光”;最后的工作才是组织建筑施工，而这一过程也渗透着宗教思想的影响，并举行宗教仪式。(三)宗教思想与建筑设计西藏建筑设计深受藏传佛教教义的影响，特别是寺院更是渗透了佛教的宇宙观和时空观。有研究者认为:“藏族建筑在它的整个建筑特征中可以被认为是由使人着迷的象征符号构成的，而它的建筑特征包括方位、平面设计、装饰和艺术细部。权威的佛教经文规定了建筑内部和外部的平面布局，限定了面积，甚至是用在各种类型内部空间柱的个数。曼荼罗，一个象征巨大力量的神秘的圆，成为与建筑有关问题的基础。”②“曼荼罗”即梵语Mandala，藏语称为“尖郭”，汉语译为“坛城”，有“轮圆具足”之意。“曼荼罗”曾以包含四极、强调中心与集合的完美图式，成为古印度城市及神庙的重要范型。后来曼荼罗图式为佛教密宗所继承和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宗教涵义，代表着佛教的宇宙观，即认为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四周是四大洲和八小洲，大千世界的外围是铁围山，象征“佛菩萨汇集之地，邪魔不敢侵犯干扰”。③曼荼罗强调中央主尊的地位，其他的神灵都围绕中心的主尊展开。西藏建筑在形制上受到了佛教“曼荼罗”思想的很大影响，例如藏族寺院一般都以经堂为核心，其他建筑密布四周，犹如众星拱月。比较典型的此类寺院有建于前弘期的拉萨大昭寺、乃东昌珠寺、扎囊桑耶寺，建于后弘期初期的阿里托林寺、琼结建叶寺、仲巴扎东寺、普兰科嘉寺等。而这其中，尤以767年建造的桑耶寺为西藏城市建筑受到佛教密宗宇宙观影响的最大明证。桑耶寺总体呈圆形，位于全寺中心的“乌孜”大殿为“十字析角形”，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以“乌孜”大殿为中心，东西南北四面分别建造了江白林、阿雅巴律林、强巴林、桑结林四座神殿，代表佛经上所谓四大部洲。大殿左右两侧又建两座小殿，象征日月轮，周边布置廊道及房间，外围布置转经道。四方各殿左右各建一殿，即朗达参康林、达觉参玛林、顿单阿巴林、扎觉加嘎林、隆丹白扎林、桑丹林、仁钦那措林、白哈贡则林八座小神殿，代表佛教观念中的八中洲。大殿四角又建红、绿、黑、白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在塔周围遍架金刚杵，形成八座小塔，每座小塔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桑耶寺的设计者利用立体建筑群的空间关系表达了佛教的“曼荼罗”宇宙观，每座建筑的大小、位置、名称都相对应着佛教世界结构的基本模式，使得桑耶寺成为“曼荼罗”宇宙模式最典型、最完整的立体表现。在藏区，“曼荼罗”宇宙模式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层面得到充分体现。每一座寺庙及寺庙建筑群可以是“曼荼罗”模式;每一个理想的生活区域也可以观想成“曼荼罗”模式，该区域内的寺庙或者圣山、圣湖就是“曼荼罗”的中心。而这个观想中的“曼荼罗”是藏人意念中邪魔不敢侵扰的佛菩萨汇集之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会消灾避难，诸事如意。避害趋利的心理使藏区民众要么“围寺而居”，要么生活在圣山脚下或神山附近，这种围绕意念中的“曼荼罗”中心而聚居的形式，形成了藏族聚落的基本形式。藏传佛教的“顶礼膜拜”和“朝圣转经”的宗教仪式，对西藏城市和寺庙建筑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藏传佛教信徒常见的叩拜形式有两种:一是在经堂佛殿或佛像前连续磕头几百至几万次不等，俗称“磕长头”;一是围绕佛殿、寺院、城市或神山圣湖一边转圈一边磕头，每磕一次头后迈过与身体相等的长度再磕头，如此继续，直到绕完一圈或数圈，俗称“等身礼”。藏传佛教的这种朝圣转经的祈祷方式首先影响了西藏建筑，特别是寺院建筑的平面布局，我们不难发现，西藏所有寺院主体殿堂建筑内部几乎都有“回”字型的求佛转经通道;其次影响了西藏城市的道路系统和城市空间，许多城市或建筑群中都有一条或数条转经道。以拉萨古城为例，由古城的中心大昭寺向四周延伸，即有内、中、外三条环形朝拜道，其中著名的八廓街，即中路朝拜道，最初就是信徒转经的道路，后来才逐步转变为商业街。在这些朝拜道上，常年流动着手执经筒的人流，而且按照佛教规定，这些信徒都只能沿顺时针方向行走，这就大大限制和影响了街道两旁建筑的布局与设计。西藏寺院的布局也体现了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的物化形态，对于西藏这样一处“地文特殊，风尚奇异”的佛教圣地，其寺院自然深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要深入认识西藏寺院，还应从其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去挖掘其文化内涵。
四、结语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物化表现，是城市文化最普遍的物质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无论从城市文化景观来看，还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察，建筑文化都是研究西藏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筑文化是不断变迁的，因此，对一定地域、一定民族、一定历史时期的建筑进行研究时，只有在其特定的历史与空间背景中才能发现其发展演变的历程。纵观历史，不难发现高原地理环境、民族特性以及宗教信仰对西藏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西藏人民经过长期的建筑实践，逐渐创造出了适宜高原环境，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体系。独特的民族生存方式、民族心理与审美取向，对西藏地区建筑文化个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全民信教的特殊性导致西藏建筑无论是在内部构造，还是外部装饰上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总体说来，西藏的城市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具特色，“藏族建筑风格强调形式的一贯简洁和自然本质与外来形式结合的宁静祥和。在某一层次上它可以理解为佛教追求和平、真理、安宁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与西藏建筑文化上的近亲———印度教建筑的动态特征比较起来，最重要的是藏族建筑通过与人们的需要和体验密切相关的象征体系来试图把人和宇宙联系在一起”。①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使得其传统建筑具有与蓝天、白云、雪山的壮丽景色浑然一体的浓厚地域特征。
作者：邓真 何一民 单位：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