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资本向服务业集中
一是采用教育存量法，通过核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从质量和规模上来度量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用人力资本水平与从业人数之积来核算；二是核算新增人力资本的部门配置。人力资本形成理论认为，除工作经验、投资于健康等途径外，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部门的产出能够代表全社会新增的人力资本①，本文用教育部门的产出来代表新增人力资本，通过核算教育部门产品向各部门的分配份额，揭示近年来新增的人力资本更多地流入了服务业。
（一）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
在估算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时，采用了王金营[1]的估计结果和估计方法，这不仅是因为该文对1978—1998年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做出分产业的估计，而且所建立的估计方法是基于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资料进行的。本文采用该方法，依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1999—201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进行估计，并与该文提供的数据相衔接，使1978—2010年人力资本水平数据的口径一致。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测定以后，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从业人数资料进而计算出人力资本存量。表1是相关年份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增长数据。先看人力资本水平的产业差异。从总量上看，各年间的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均大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整体较高。从增量上看，在1978—2010年间，第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年增长率为0.84%②，与第二产业0.81%的增长速度相比并不显著占优，但分阶段的增长状况却存在显著差异：在1978—2000年间，第二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幅还略高于第三产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年增长率比第二产业高出0.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质量在最近10年得到了更大提高。再看人力资本存量的年际变化。从总量上看，改革初期，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第二产业的八成，但到1989年前后就超过了第二产业，到2000年已是第二产业的1.3倍多，这一优势保持到2010年。从增量上看，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尽管第二、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幅度接近，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表现出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从业人员年增长率达到6.57%，而第二产业仅为3.93%，从而使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更高的增长率③；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均有所放缓，从业人员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04%和2.9%，但第三产业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较大提高，使其人力资本存量持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
（二）新增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分配
如前所述，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教育部门的“产品”是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分析教育部门产品的分配，即能大致阐明新增人力资本的部门配置状况。我们发现，投入产出技术具有核算教育产品向各部门分配的功能，现对此做一说明①。从投入产出表的行向考察，直接分配系数矩阵描述了各部门生产出的产品直接分配到所有部门的数量，而由其计算的完全分配系数矩阵则刻画了各部门产品通过直接和其它间接渠道分配到所有部门的全部产品数量。我国自1987年起每隔5年编制一张投入产出表，前3张投入产出表分别将国民经济划分为33或40个部门，将教育与文化艺术电影电视业归于一个部门，新近的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均按42部门编制，且教育部门单列。为此，本文选用2002年、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制造业、水电气、建筑业、服务业等5大部类，利用直接分配系数矩阵分别计算出完全分配系数矩阵G，根据βij的定义汇总出各部类的行向结构系数，见表2。表2显示，2002年教育产品的57.1%分配到了第二产业，制造业吸纳教育产品总量的45.65%，高出服务业7.85个百分点，服务业不及第二产业的七成。但到了2007年，教育产品向服务业的分配比例高达47.04%，不仅分配比例在五年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并且大大超过制造业的水平，吸纳规模与第二产业几乎持平。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性资源，顺应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新增人力资本向服务业大量集中，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先导和支撑。三、人力资本向服务业集中的主要原因赛而奎因（Syrquin，1984）[2]指出，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边际报酬不相等是一个经济中最主要的非均衡现象之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效率原则配置资源，驱动着资本、劳动等要素从边际报酬较低产业流向要素边际报酬较高产业，使得一个经济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刘伟和张辉[3]等的研究曾揭示，在1992—2002年间中国第二产业资本的边际报酬大于第三产业资本的边际报酬，二者之比达1.81，这种非均衡的存在能够部分解释物质资本更多地流入了第二产业②。本文通过核算劳动报酬将阐明人力资本是“活资本”，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时③，承载着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能根据劳动边际报酬的差异来决策自身行为，在产业间做出合理配置，近年来第三产业劳动边际报酬的极大提高是人力资本向服务业集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核算第二、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需要第二、三产业劳动的存量、增量数据以及它们所获得的报酬和增量数据。其中劳动的存量和增量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易查得，而劳动的报酬能够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求得，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即是劳动报酬的核算值。结合刘伟和张辉[3]等的已有研究，本文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和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2002—2007年间第二、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3。表3显示，在1992—2002年间，第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低于第二产业，仅是第二产业的82%，但在2002—2007年间，第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得到极大提高，已是第二产业的2.2倍，人力资本进入服务业所获取的收益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必然导致新增人力资本大量流入服务业。这说明，人力资本作为“活资本”，它能够根据要素边际报酬的差异来决策自身的产业配置，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边际报酬诱导着人力资本向该产业集中。
二、人力资本对第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
本节选用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来描述投入要素与产出的关系，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产出做出分解，阐明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在上述分析中已整理出1978—2010年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等投入要素的序列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也易计算出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第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现有的统计年鉴均未报告分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为此，本文引用徐现祥等人[5]的研究结果，该文估算出了1978—2002年分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折旧率取5%）将第二、三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计算至2010年，并将其化为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时间序列。仅从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关系即可判断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系数不能很好反映变量间的真实关系。为此，本文选用岭回归方法来估计生产函数，该方法尽管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但在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时有独到之处。在岭估计时，先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结果显示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参见表4中的Max（VIF）值），这说明，根据岭迹图选取的岭参数K应大于零；经试验，当K分别取0.05和0.12时，第二、三产业生产函数的估计系数不仅符合经济意义，而且岭迹值趋于平稳、拟合优度较高。此时，系数的岭估计值及检验值见表4。表5报告了以人力资本外部性生产函数估计为基础的增长测算。产出增长来源分为两类：常规投入的变化以及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1978—2010年第二产业总产出增长为3098.4%，表5测算结果显示，这一产出增长中有40.58%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其中仅有2.57%是由人力资本的增加所获得；在此期间服务业总产出增长为2667.5%，这一增长中有77.56%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其中人力资本的增加贡献了服务业增长中的11.74%，人力资本较多地流向服务业，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也相对较大。在这一测算中，第二、三产业中分别有59.42%和22.44%的产出增长是无法解释的残差，这可能代表了测算中没有包括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其他变量的影响，对第二产业来说，可能还包括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对制造业增长所带来的正效应[6]。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投入产出表数据和1978—2010年第二、三产业投入要素与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服务业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整体高于第二产业，在改革前期，第三产业通过就业的高吸纳能力使其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而在考察期的最近十余年，尽管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都有所下降，但第三产业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较大提高，使其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和增长率均高于第二产业；（2）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在近些年有极大提高，因此，通过教育所形成的新增人力资本流入服务业的比重大幅提高；（3）在1978—2010年间，人力资本对第二产业增长的贡献非常小，但第三产业增长中的11.74%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所取得。近年来在物质资本倾向于第二产业的同时，人力资本则较多地流入了服务业，对服务业增长也做出了较大贡献。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要素配置的理解。当前，第二产业资本的边际报酬仍然较高，这将驱动物质资本更多地流向第二产业，但物质资本的快速流入会进一步加剧资本深化而使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过快，这又将反作用于投资需求，致使第二产业投资需求放缓、吸纳就业缩减，甚至可能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7]。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资本深化速度比较合理，资本与劳动组合比例处于合理范围，创造就业的能力是第二产业的四倍[4]，并且，正如本文所揭示的，人力资本正加速流入服务业，因此，应采取诸如对服务业减税、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等调控措施，将物质资本更多地诱导到正在成长的、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中来，使服务业中的资本与劳动得到有效配置，从供给角度促进服务业发展。
作者：成定平 王鑫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