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道意识
在某种意义之下，虽然它们都表现出天，但对天的内在本质还是处于将之神秘化阶段而并未给予充分揭示。同样，我们也无法用在有限世界想到的某一称谓为尺度去衡量无限者。由此，儒家与道家对于天的认识虽然都是在指代上帝，但却都仅仅是“指向”而已。相比较之下，佛教对天的认识的探索似乎要更加深入一步。“佛教却将我们引领进了一个更深更高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怀疑，疑惑我们的疑惑，认识到也许在宇宙之上另有一个大心。”［1］217－222但是，这种认识却是朦胧的，“佛教的致命缺点在于它否认上主”［1］225，而且，佛的教导更倾向于属于道德教训而非宗教教训，他没有认识到有上帝存在，所以他给人的那些教导与沉思都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领域，因此在吴经熊看来，佛家仍然没有找到真理，而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预像”。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虽然各有妙处，但还只是在朦胧中意识到有一个“真理”存在，未能真正找到并揭示出来，而以西方基督文化的立场来看，吴经熊认为，这个真理“必须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也就是神的恩典。若想脱掉自我的蚕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灵性的种子———即成圣的恩典以及这颗种子不断增长直到基督在心中形成，而中国哲学对天道的认识却在中途止步了。由此，吴经熊用西方基督文化来理解并体证了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三家的思想也使其本人产生了“一种灵性觉悟”，从而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
二、悦乐精神
尽管儒、释、道三家修身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对天道的理解。而在追求天道的过程中，吴经熊看到了以三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悦乐精神。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吴经熊主要以孔子、孟子、王阳明以及宋儒程明道为主要代表，分析了蕴含在他们思想中的共性特征以及由此四人所穿连起的儒家思想传承脉络。在吴经熊看来，儒家的人生哲学讲述的即是做人的道理，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注重脚踏实地地逐步渐进，而这种特色所到达的最高峰即是“乐”。《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就在于它洋溢着的悦乐精神。吴经熊以《论语》中的开篇之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认为在孔子身上，最能反应“悦乐精神”的就是孔子的好学。“孔子对于任何学问，只要是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是用全副精神去学，直到醉心忘食，乐以忘忧的地步。”［2］2一个如此好学之人能与友人间进行学问上的切磋琢磨自然使其看到“有朋自远方来”后满心欢喜，而“人不知而不愠”背后的“极浓厚的天道意识”则是此种悦乐精神稳固的形而上的基础。此种悦乐精神在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的则是他的人性本善说。此学说被吴经熊认为是孟子对悦乐哲学的最大贡献。孟子认为，人性是天所赋予的，之中固有仁义礼智。《孟子》给吴经熊最深印象的是他天爵异于人爵的思想。与人爵相比，天爵因其永久性得显可贵性。而在人反身自问的时候，发觉人性中的仁义忠信，且“乐善不倦”，心中便充满了悦乐。儒家此种“乐”的观念，明儒王阳明是最得力于孟子的，但似乎比孟子还要更进一步。在王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进，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而在宋明诸儒之中，最能体会孔子和颜回乐处的，就是程明道先生了。他将儒家的这种悦乐精神的形而上的基础与形而下熔为一炉，形成其致良知的理论。深得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传。程明道认为，最理想的是行于六合之内，而道通六合之外。向大处远处着眼，而从小处近处做起，这样才是将形而上和形而下打成一处，从而才能致良知，“能致良知，便是人生之至乐”［2］8。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在吴经熊看来，是宋儒吸收了庄子以及禅宗部分思想精华的产物，不排斥其他学问，没有门户之见，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伟大的一个证明。其结果恰恰是光大了儒家的门楣，复兴了儒家的人生哲学。在吴经熊看来，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看起来更加辽阔。儒家思想中的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整齐而明显，而道家思想则充满了神秘的意味。“简而言之，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的生活感兴趣。”［1］177与儒家强调有意识地下功夫并运用理性思考相反，道家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无意识和自然而然。这种在自然怀抱中寻找到的乐趣正是道家悦乐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儒家将人类看作一家，那么道家就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体，如果说儒家从人际关系的和谐中找到快乐，那么道家就是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快乐。”［3］6之所以道家有此博大与辽阔，就在于其对“道”的理解。道本身超出人的理解与言词之上，其既超越又内在的特质，构成了道家最大的神秘。而道家所追求的自然的最终源头以及最高实际就是天与天道(天指上帝，道则指上帝的能力、智慧与做事方式)。庄子的对“道”的真知灼见使得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的很多思想家，都借鉴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由此也使得道家和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共通性。如《庄子》一书最后的《天下篇》，尽管很多大家都承认它并不是出自庄子之手，而是其徒弟所作，但仍然无法否认其特殊的重要性。吴经熊认为，《天下篇》对“六艺”的认可可以将此传统理想总括成“内圣外王”四字，而此理想正是庄子对政治哲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庄子在晚年慢慢地吸收了孔子的中庸精神，正如同孔子在他晚年也逐渐接近老子的无为哲学，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互相借鉴，在成就自家理论的同时，也使得“儒家与道家完全合在一起”，成就了彼此的相生相长。对于在中国影响同样广泛、根深蒂固的佛教，吴经熊给予更高评价。从此世超越到彼岸正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佛教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悲观与消极，大乘佛教中“涅槃”观念的积极就在于它将救世的热情和普渡众生的慈悲施于每一个人，其中之乐是无可比拟的。而被描述为“中国人灵性中最美的花中的一朵”的大乘佛教中的禅宗则是最具悦乐精神的。禅宗“可以说是道家结合了佛家的悟力和求世的热情所得的结晶”［4］，它是在大乘佛学的推动下，以禅的方式复兴并发展了老庄的透彻见解，同时又将儒家的人道融合于一炉，其乐趣就在于“自己开悟和觉悟他人”，既拥有道家超脱的空灵，又体现了儒家的美德。“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消遥自在，无滞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3］1吴经熊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研究各家的精髓所在，认为悦乐精神即中国哲学整体具有的内在精神。
三、悦乐精神中的苦难意识
作为一名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濡染使吴经熊体悟到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而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又一直深信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统摄着人的生活。两重身份引起的思想上的碰撞，使他一直试图寻找中国哲学与西方基督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会通的契合点。在吴经熊看来，西方的基督文化中也有悦乐精神存在。耶稣因为爱世人而走上十字架，在经历了背叛、死亡，七天后复活，他向世人揭示神奇的上帝的力量，其所带来的悦乐须是经过苦难与爱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深切体悟。这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给世人的永恒启示，也是基督文化悦乐精神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只有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苦难意识，才能真正地爱天主。吴经熊在《内心乐园》中探索了痛苦在基督文化“爱”中的位置，指出内心的悦乐和苦难的承担是分不开的。没有基督的受难，就没有基督的复活。吴经熊赞同俄尔(JamesOrr)对于道成肉身的理解，认为圣经的道成肉身的理想不只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而是神格进入人的人格。基督宗教的灵修过程之所以显得更为深刻，超越并胜过了中国哲学的修身过程，其原因就是基督信仰的奥秘在于“在痛苦的际遇中，人可因基督的爱而进入基督的精神里。……基督因爱人而走上十字架为人赎罪，我们也应追随基督的爱而承受生活的苦难。在这苦难中，人与基督结合在一起，领受天主的恩典。因此承担世界的苦难，就成为人与基督结合的途径和方式”［5］。圣女德兰的修道精神完美诠释了基督的爱与苦难，给了吴经熊巨大的影响，那本关于圣德兰思想的法文小册子《一个灵魂的历史》(Histoired’uneame)使吴经熊体会到了基督宗教的思想内涵。在这本书里，他发现了所有对立面的活生生的综合:谦卑与大胆，自由与纪律，快乐与悲伤，责任与爱，力量与温柔，恩典与本性，愚痴与智慧，健康与贫穷，集体与个人。透过圣德兰，吴经熊看到了综合在她身上的佛的心肠、孔子的美德和老子明智的超脱。尽管年轻的德兰修女24岁时就死了，却达到了至善，其奥秘就在于她的心中有基督，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基督，并用自身的受苦去追随基督以及基督对世人的爱，而这种“完成至善”也只有在基督信仰中才能得到统一。德兰修女的灵修方式对吴经熊产生了极大震憾，使他找到了基督文化中“爱”的真正内涵。透过西方基督文化，吴经熊加深了对悦乐精神及苦难意识的理解。而由此反观中国哲学，吴经熊认为，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哲学中的悦乐也并不是单纯的“乐”，其之所以深刻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内在精神，恰是在于其乐中有忧、苦后有乐。对于儒家，吴经熊以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作例。孔子的学生中，只有颜回被称为“好学”，且孔子对颜回始终赞许有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生活清苦，却有乐在心中，乐在何处值得人深思。又如，王阳明的一个学生曾向他请教，既然乐是心之本体，那么在遇到大的变故而哀哭的时候，这个乐还在吗?王阳明回答说:“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都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传习录》卷中)。
恰是在哭过之后、有苦有忧之时，人才能真切体悟何为悦乐，悦乐精神也才能彰显其深刻之处。儒家始终追求的人生之至乐，其形而上的基础在于“极浓厚的天道意识”，形而下的基础则“来自认真做该做的事以及分担别人的忧苦”。忧苦与悦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有忧苦之后，才体会得到悦乐，悦乐常在忧苦之后才觉其珍贵。儒家思想之悦乐，是“内得于心而外取诸物的悦乐境界”，只有内心具有悠久深厚的涵养，才不至于陷入苦闷的心境。对于道家，吴经熊以庄子为例。庄子丧妻，惠子来悼念，庄子却“方其踞鼓盆而歌”。惠子问为何，庄子答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又如庄子时常在河里钓鱼，常以鱼说理，深知它们的幸福与痛苦。庄子曾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可见，道家之乐，在于理解道，并依道而行。深悟道之绝对与其他一切的相对，深悟道的无意识与自然而然，遇有忧苦时，不强求，不沉溺，而是顺其自然，由此才更切实地遵偱了道。相比之下，佛教之乐则首先是要参破忧苦。佛祖释迦牟尼身为王子，勇敢地弃绝世俗的荣华富贵，为了找到使一切有生之类得到自由的真理而自愿做一个乞丐，在过了六年苦行生活后，认识到智慧是不能在苦行中找到的，这才有了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有了佛家的“四圣谛”和“八正道”来讲明世间一切皆苦、苦必有因、苦能灭谛、灭谛有道，此道即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佛教所讲的“空”并非指“不存在”，而是超越了万有，也超越了忧苦，其乐就在于它就像渡船那样，可以让人从此岸渡到彼岸，从缘起界渡到绝对界，从时间渡到永恒，从现实渡到实在，从空渡到空性。［1］199透过西方基督文化中的苦难意识，吴经熊认识到中国哲学悦乐精神中的深刻内涵，而大乘佛教以及中国哲学给予吴经熊的是一种“在世界之中但不属于世界的理想”，又使吴经熊意识到中西方文化中的相通之处。作为天主教的在华诠释者，吴经熊一直在寻找着东西方智慧的融合会通之处。一方面，孔、孟、佛、老的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吴经熊更加理解西方基督文化，指引他走向基督;另一方面，透过基督文化，吴经熊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并体证中国哲学的悦乐精神。由此，吴经熊突破中国哲学的内在拘束，以西方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哲学进行诠释，对重新认识与解读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找到了可能的道路，为将东西方的智慧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进而超越东西方、会通东西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作者：杨明莉 单位：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