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理论界对支持文化产业的金融政策研究已经不少，方法基本是定性研究。代表性的论著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常晔，2009）、《文化产业金融政策研究》（贾旭东，2010）、《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李德，2011）、《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研究》（陆岷峰、张惠，2012）等等。主要观点是：长期以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融资渠道方式单一，企业自身实力偏弱，银行信贷投入不足，金融服务手段之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民间融资门槛较高。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合格”的市场融资主体较少，文化企业受自身发展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内功”还需进一步改善。二是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经营还不够熟悉，金融创新支持文化企业的效应不足，同时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文化产业的利用效率也偏低。三是金融市场整体功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传统金融市场运行中大量不平衡、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此外，有少数研究也涉及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定量研究，如《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熊正德、李兰、廖然，2014）、《中国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影响分析》（王认真，2015）等，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银行信贷、证券市场规模、金融支持效率等方面探究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总体上看，目前学者们对“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并试图从企业自身、金融机构等角度寻找原因和对策，但笔者认为深入的定量研究还不足，理论上没有回答清楚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金融支持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专注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效益分析，通过讨论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分布，从金融支持相关度、效率和投资额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与金融资产直接相关的变量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指标选取和差异测度
在对各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益进行测度时，由于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统计指标唯一，即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而该指标没有连续年份统计数据，从官方可靠渠道获得的数据仅分布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因此，统筹考虑研究需要和数据来源，将金融支持效益指标分为如下三类：一是金融资产相关度，它是金融总资产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之比，其中金融总资产等于存款、贷款和保费收入之和，该指标考察的是一国总体金融实力对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二是金融资产效率，它是贷款与存款之比，该指标考察的是金融资产的“有效性”即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程度；三是金融资产投资，即用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该指标考察的是金融资产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投入规模。表1汇总了由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三类指标有关情况。2004年、2008年和2012年的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最大为2720亿元，最小为4.6亿元，均值362.25亿元，标准差为562.44亿元；金融资产相关度最大为0.029%，最小为0.0009%，均值为0.009%，标准差为0.005%；金融资产效率最大为1.02%，最小为0.26%，均值为0.72%，标准差为0.12%；金融资产投资最大为2016.31亿元，最小为3.63亿元，均值为258.58亿元，标准差为329.88亿元。
三、指标相关性分析
从各省情况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很不均衡，图1显示的是2012年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山东、广东、江苏和北京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位列前四，均超过2000亿元，浙江、上海、湖南、福建四省的文化产业属“第二梯队”，产值超过1000亿元。西部省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明显少于其他省份，低于100亿元。总体上，东部沿海省份和中部文化大省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与其传统文化底蕴、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支持力度密不可分，广大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通过计算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资产相关度、金融资产效率和金融资产投资额的关系可以得出，各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资产相关度、金融资产投资额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一个地区的金融总资产越多，或一个地区在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这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就越快。从绝大部分省份看，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资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这实际上是现有金融贷款结构存在某种扭曲的侧面反映，由于金融对文化产业支持不足，金融资产的“有效性”即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作用相对于其它产业越少，表现为金融资产效率与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负相关。
四、计量模型
基于金融资产相关度、金融资产效率和金融资产投资额等三类指标选取情况，建立如下模型来探究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益：lnCGDPit=β0+β1CFIRit+β2EFFit+β3lnFICit+β4C+β5W+μi+εit。其中，lnCGDP为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对数，CFIR为金融资产相关度，EFF为金融资产效率，lnFIC为金融资产投资额，C为中部省份的虚拟变量，W为西部省份的虚拟变量，i为省份，t为时间，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特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使用STATA11计算得到我国各省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效益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见表2。对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各变量符号基本与预期相同。金融资产相关度、金融资产投资额与文化产业增加值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金融资产效率虽然与文化产业增加值呈负相关，侧面体现出在现有金融贷款结构下金融效率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抑制效应，但此回归系数不显著，所以在模型中可以暂时忽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都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较低，这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影响到了三类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整体上，金融资产相关度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金融资产投资额影响次之，金融资产效率的影响不甚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定量研究，本文至少得出以下四点基本结论：一是金融资产相关度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非常大，增强国家金融实力，能够为发挥好金融对文化产业支撑作用奠定坚实基础；二是金融资产投资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较大，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尚不高的现阶段，扩大信贷投资有利于直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三是目前我国金融贷款结构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亟需通过信贷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文化产业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比重；四是推进区域文化产业均衡发展的任务很重，对不同地区宜采取差别化的金融支持政策。立足上述政策目标，对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益，有如下政策建议：
1.深化国家金融改革，提升金融软实力。深化改革是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增强国家金融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经之路。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现实出发，进一步发挥好金融对文化产业支撑作用，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改革：第一，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完善债券市场，重点是扩大文化企业直接融资，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大文化企业向社会发行债券替代到期的中长期贷款，降低财务成本。二是逐步提高贷款融资效率，放开市场准入，健全银行体系，通过公平竞争实现利率市场化，在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的同时，健全市场化的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间接融资效率。政府减少金融定向调控和点对点调控方式，稳定市场财政金融政策预期，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三是健全资本市场，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加快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主板、创业板、中小板市场，推进新三板股权市场建设，发展地方股权市场与股权众筹，服务中小文化企业。第二，推进政府金融治理。探索发展金融产业引导基金，加大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力度。一是发挥开发性金融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支持文化实体经济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推动建设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文化项目。二是创新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创新型、成长型文化企业股权融资拓宽道路。三是探索扩大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保险资金投向股权基金，扩大文化企业资金供给基础。第三，发展多层次、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围绕减少金融抑制的目标，重点推动实现普惠金融。一是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新开放模式，继续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增强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构建满足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专业化金融机构。三是发展普惠金融，探索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的制度办法，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基石，优化文化小微企业融资生态环境，支持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大力发展文化金融，扩大文化产业信贷投资规模。通过完善文化产业融资政策环境，有效降低文化企业融资风险，引导银行大力发展文化信贷，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强化有效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增强银行融资信心。完善财政对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再担保机构的扶持政策，鼓励地方对担保机构择优扶强，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参股担保公司，扩大对文化企业的担保规模。政府研究设立文化产业风险补偿基金，以一定比例对金融机构文化产业融资损失进行风险补偿。鼓励发展面向文化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孵化器、创业基地发展。第二，加快发展社会征信体系，为文化信贷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商业银行在向文化企业授信过程中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如税务、工商、海关、水电、社保等企业基础信息数据难以被银行了解，影响了授信行为。可考虑整合有关社会基础信息数据平台，为金融机构对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信息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第三，大力保护文化知识产权，建立市场化的价值发现机制。用市场机制发现文化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扩大文化信贷的重要基础。政府责任是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打破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进入上的壁垒，特别是放宽对民营企业进入动漫、网游、艺术设计、数字产业等的限制，鼓励文化企业加大创新发展力度。为发现知识产权价值，可探索由国家推动建立全国性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提高知识产权商品的流动性，为商业银行采纳知识产权质押资产变现夯实基础，降低融资风险，支持扩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投放。
3.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文化金融政策。第一，立足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图1已经揭示出，我国各地独特的文化、经济、科技、人才资源，为区域文化产业走有“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发展路子提供了巨大潜力。以此出发，各地应牢牢把握文化比较优势，制定“接地气”、差异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注重文化与科技、旅游、会展、商贸、休闲等行业的有机融合，变文化资源为经济资源，打造“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第二，把握区域文化金融政策目标，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东部地区要围绕优化结构、重在创新、提升品质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金融信贷要多投入这方面重点项目，加大对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中部地区重点是健全完善产业政策、扩大市场文化消费、建立市场体制机制、加快文化产业崛起，金融部门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金融投入文化产业的意愿和活力，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力度；西部地区关键在于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培育市场、带动产业，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项目，金融信贷要充分适应市场需要，挖掘“小、快、灵”式的“靶向”贷款潜力，提高融资效率。第三，统筹各地区文化发展，实现文化产业的集聚和融合。区域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已经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央政府有责任根据各地发展实际，统筹规划文化主体功能区和区域性功能规划，推动不同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与此相适应，通过加强区域文化金融的交流合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有效配置文化产业的金融资源，将文化和金融统筹纳入区域发展总体框架，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引导和带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作者：朱尔茜
